罕见民国初期新文学善本壬戍孟夏月刊线装大开精刻本《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册全）》梁启超著-尊D-1（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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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启超
出版人上海出版公司
年代五四运动与20年代 (1919-1929)
纸张其他
刻印方式木刻
装帧线装
尺寸25 × 15 × 0.8 cm
册数1册
上书时间2024-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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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一片叫好声中，遭到了梁启超的批评。梁无视《大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苛刻地以严肃的学术著作的要求论衡其得失。两人的意见分歧导源于治学方法和文化祈向的异趣。胡适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评判的态度”整理、重估国故，对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缺少同情的了解，这在梁启超看来是不得要领或基本错误的。因为科学方法不能用来研究一切国学，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德性的学问”——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弘扬。总之，胡梁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对垒，则是“五四”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
“五四”前后，胡适和梁漱溟先后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部著作，沉寂多时的学术界因此而变得沸沸扬扬，很是热闹了一番。虽说就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而言，两书均够不上第一流的上乘之作，但由于写作方式和研究方法一改以往的陈腐滥调，所讨论的又是人人心中的问题，因而产生了广泛（虽非持久）的影响，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即分别再版了十五次和八次之多，吸引了一些学人批评、商讨的兴趣，构成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颇具魅力的一道景观。在众多的批评文字中，胡梁（漱溟）之间与梁（启超）胡之间的论辩，最具有典型意义。
戊戌至辛亥当是梁启超一生的巅峰时期，少年胡适对他心仪已久，他的学术研究与写作的兴趣和动力就是由梁启超撩拨出来的。梁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大论，从七个时期高屋建瓴地评述了中国二千年的学术变迁。虽然今天看来梁论难尽人意，但一个世纪以前，这是全新的观念，破天荒地用近代化的历史眼光来整理、解释中国旧学术思想，为“五四”以后的学术史拟定了研究框架，对胡适产生了导向性影响。梁著不仅从整体上给他一个“学术史”的见争，而且其缺漏促使他萌生了补作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念头。胡适后来在自传中满怀激情地写道：“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地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作品集》第1集，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9页。）他大概不会想到，第一个出来公开批评《大纲》的人，恰恰是这位自己的领路人梁任公先生。
一、批评与回应
众所周知，《文学改良刍议》（1917.1）的发表使胡适“暴得大名”，而《大纲》（1919.2）的出版则直接把胡适推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最上层，并拉开了胡适时代的序幕。当胡适的光环普照学术界时，梁启超难免产生某种失落感。 胡著出版后， 梁抓住一切机会与胡适唱对台戏（注：大约1920年底（或1921年初），胡适致信陈独秀，抱怨梁启超“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找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119页。）。整整三年后（1922.3），他终于按捺不住，欣然接受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在北大第三院礼堂作公开讲演，批评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或许是感觉来者不善，胡适遂放下面了，打点起精神，亲自到演讲会场，聆听梁的教诲，并针对梁的疑问一一作答。新老学界泰斗之间的学术对话，恰似一出串通好了的双簧，让在场的听众兴奋不已。时隔半个世纪后，当时的一位听众作了如下的描绘：“讲演分为两天，每天约二小时左右。在第二天，胡先生也随同坐在台上，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导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时间让胡先生当场答辩。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先已看到记录，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乎不算过分。”（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3页。）
梁启超在讲演中首先对胡著恭维了几句，他特别推崇胡适讲的墨子和别墨，“都是好极了，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从“知识论”方面入手来观察中国古代哲学，也“很站得住”，“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接着，他声明批评与介绍是不同的，批评的要务在于对于原书要“别有贡献”。梁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胡适声言， “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大纲》撇开夏、商、周三代，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不免让人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大纲》疑古太过， 凡所怀疑的书决不征引，只得拿孔子、老子前二、三百年的《诗经》的资料作唯一的时代背景，这“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来做现在的背景吗”？
（3）从老子讲起是不对的，因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 是在战国之末。
（4）以“知识论”来讲孔子，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 因为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上只占得第二、第三的位置。孔学的根本精神是如何做到“我的思想行为与我的生命融合为一”及“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孔子的“学”并非如《大纲》所言“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而是“活动”和“体验”。
（5）相信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这是厚诬了孔子， 是对孔子人格的不敬。
（6）以生物进化论来比附庄子哲学，不可取。 庄子和孔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只是实现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
（7）总说一句，“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 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注：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
梁启超的公开批评使胡适略感不快，但碍于情面，又不便有所表露，只是为了应付场面，不得已对梁的批评略作回答，主要地还是为自己辩护。回到家中，他将怨气发泄到了日记中，且看胡适当日的记录：
梁氏公开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演，“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
梁氏关于孔子、庄子的见解，“未免太奇特了！”
“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使我大失望。”
“我觉得孔子的学说受了二千年的尊崇，有了那么多的护法神了，这个时候，我来做一个小小的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 大概总还是可以的吧？”中国二千年来替庄子“辩护的人也够多了，我来做一个小小的advocatus diaboli，大概也还可以吧？”
在次日的日记中，胡适逐条反驳了梁启超关于《老子》一书是战国之末出品的种种理由。
不难看出，胡适在公开场合的态度是和善的、传统的，对前辈学者表示了应有的尊重，但他并没有纳善如流的气度。他从梁氏讲演中得到的教训是：“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注：《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7—280页。）。或许他是对的。
梁胡之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公开论辩仅此一次，自难消除意见分歧。胡适数十年后虽然对旧著中的个别观点表示了忏悔，但在总体上一直是引以自豪的。他始终相信《大纲》所用的方法是恰当的，自诩“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注：《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第三集卷二。）梁启超在其晚年著作中论及中国古代哲学时，照常有意识地与胡适对着讲，他特别对胡适治学方法的普遍适用性表示质疑。胡适对孔子儒学的无知更使他诧异，至于胡适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更难以引为同调。说到底，梁胡是两种类型的学问家，在价值取向上的对垒则是“五四”时代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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