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号 同德制镜：1935年12月20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秘书长池宗墨钤印、“冀东唐山商会”商号登记表】厚硬铜版纸双面制式卡片，尺寸（长×宽）28.2厘米×23.0厘米。登记内容：商号 同德制镜。本籍 河北（省）唐山（县）五（区）小山街中段道南（村门牌号）第一十八号。现住所 河北（省）唐山（县）五（区）小山街中段道南（村门牌号）第一十八号。主户 （通称）孙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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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者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唐山商会
年代1935-12
材质硬铜版纸双面制式卡片
尺寸28.2 × 23 × 0.2 cm
货号尚老齐台 西 蓝文件夹
上书时间202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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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号 同德制镜：1935年12月20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秘书长池宗墨钤印、“冀东唐山商会”商号登记表】厚硬铜版纸双面制式卡片，尺寸（长×宽）28.2厘米×23.0厘米。登记内容：商号 同德制镜。本籍 河北（省）唐山（县）五（区）小山街中段道南（村门牌号）第一十八号。现住所 河北（省）唐山（县）五（区）小山街中段道南（村门牌号）第一十八号。主户 （通称）孙琪峰。
● 池宗墨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池宗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生，浙江平阳人。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复入明治大学攻读，毕业后回国，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中学校长、厦门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25年任中国银行郑家屯分行行长。
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勾结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公开投降日本，宣布翼东22县“自治”,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935年12月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在成立大会上，池宗墨被委任为委员兼秘书长，1935年12月25日池宗墨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参政、秘书兼外交处长、秘书长。在殷的伪政权中，池宗墨依靠伪政权苛政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卖国财。
“通州事件”后，1937年8月13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迁驻唐山，驻地设在小山南，东新街大顺染厂北邻，后迁入唐山交通大学院内。池宗墨取代殷汝耕，由秘书长升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管辖区域未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池宗墨在北京被捕，最后被审判，并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决。
● 唐山人民反抗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斗争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奉行亲日卖国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一经成立便开始加强殖民统治。在唐山设置以殷体新为主任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唐山办事处”，接收唐山统税所。在唐山、滦县等地设日本领事馆与宪兵队，在各县设日本顾问，控制生死赏罚大权。成立公民防共协会，发布告“悬赏缉共”，进行政治清洗。收缴民间枪支，建立五家连保制度，以种种残酷手段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与镇压。伪政权还扩充“保安队”，作为其武装力量，对地方武装保卫团进行整编训练，统归各地警务局指挥，使之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北宁铁路沿线车站和重要城镇均驻日军，控制交通要道。日伪在拥有10万人口的唐山城区（含开滦矿区）驻扎军警约3000人，经常打靶、演习，扰乱恐吓人民。
在经济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帮助日本掠夺冀东资源，庇护日本武装走私，摧残中国国民经济。据天津、秦皇岛海关调查，仅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10月4日，经由冀东偷运到天津的日货偷漏关税合国币3460多万元。在日伪势力摧残和压榨下，唐山市工商业日趋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文化领域，伪政府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全面修改冀东学校的教科书，删去一切带有中华民族意识的内容，课本由伪满洲国印刷，由冀东伪政府专销。中学以上增加日文，广设日语学校，培植汉奸。在通州出版伪报，设广播电台，鼓吹“王道文化”。强迫订阅汉奸报与日本报。强迫各学校校长填写“反共志愿书”，保证校内不准有抗日活动或阅读进步报纸，并加紧拉拢收买上层知识分子。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唐山社会的大倒退，唐山人民陷入日伪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之中。“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倒行逆施和残酷统治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慨，身受其害的唐山各界群众更是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唐山人民同仇敌忾，与伪政权展开激烈斗争。
1935年11月26日，伪政权出笼的第二天，各县旅平同乡会及各县民众代表联合会立即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也明令通缉殷汝耕，但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继续妥协敷衍。11月27日，乐亭、迁安等5县县长拒绝参加伪自治政府，先后离职而去。玉田等11县县长先后声明“绝不附逆”。据当时通讯系统业务员称，殷汝耕接到全国各地反对、劝告、唾骂各种类型的信件与电报，每日不下数百件。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掀高潮。1936年春，中共京东特委组织部长兼迁安县委书记王平陆建立抗日游击队，并将原孙永勤抗日救国军一部改编为“抗日保国军”，在唐山北部山区黑河川、潵河川一带打击日伪政权。
伪政权成立后，殷汝耕从通州沿长城到山海关“阅边”，中共迁安地方组织闻讯发动党员、群众在沿途各处张贴“打倒卖国贼”“打倒汉奸殷汝耕”的标语。当殷汝耕由遵化县到迁安县三屯营（今属迁西县）时，听闻迁安县境内长城、长河一带“抗日游击队十分活跃”的消息，非常惊恐，于是改变路线，调转车头逃往唐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各县人民还自发组织“反殷自治军”“反殷人民自卫军”“驱殷自卫军”等民众武装，一致反对殷汝耕汉奸政权的统治。殷汝耕对此十分不安，一面命令所属特警队抓捕杀戮；一面赶赴天津，请求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派军队镇压。1936年12月，在唐山、滦县等地由伪政府召集的成立一周年纪念庆祝会上，所有被迫到会的中国人以沉默来对抗，拒绝呼喊口号，拒绝唱“冀东政府”歌，并将歌篇撕毁。在当天晚上的提灯会上，被迫与会者一致咒骂伪政权，把提灯游行称为“给冀东政府发丧”，变“提灯会”为“踢灯会”，多数人在半路上把灯笼焚毁。
唐山产业工人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36年3月，开滦唐山矿工人要求做“加班”，增加收入以维持生活，遭到矿方拒绝后爆发怠工斗争。斗争自3月开始至7月上旬结束，因此称“百日怠工”斗争。斗争中，日本驻军和伪冀东政府插手作祟，广大工人利用日伪与开滦资本家的矛盾，勇敢巧妙地开展斗争，结果伪冀东政府和开滦矿务局两败俱伤，工人取得胜利。11月，日本东洋纺织株式会社强行接收华新纺纱厂一半的股份，从而使该厂管理权落入日本人手中。华新工人在中共地下党员李广宽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伪统治的政治罢工。日伪当局镇压罢工，逮捕6名领导罢工的积极分子，开除十几名工人，妄图使全厂工人屈服。结果，大批工人离厂，抗议日伪暴行，给工厂生产造成严重困难，打击了日伪政权。唐山商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反对伪政府的经济掠夺，抵制伪钞流通，许多商号对伪钞有意不收不放，致使伪钞发行一年就被迫收回，停止流通。
教育界爱国师生是反抗日伪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唐山丰滦中学（唐山一中前身）学生出于对校方封锁政治舆论、讨好伪政府等举动不满，在高景云、郑朝珍等人领导下于1936年1月3日至5日组织全校师生举行罢课斗争。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师生坚决抵制挂伪政府的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仍然升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人民慨叹说：“冀东唯唐山交大是一片净土！”伪冀东政府于1936年决计接管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拟更名为“冀东大学”。学校师生闻讯后，举行罢课、集会抗议，反对更改校名，使伪政府的更名计划未能得逞。同年，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学生与北平燕京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取得联系，在院内办起一二•九流动图书社，开展革命启蒙教育，传播抗日救国思想。12月，该院学生还演剧募捐，援助正在抗击日伪军侵扰的绥远省中国军队。河北滦师校长王德周在校内领导师生创办刊物《冀东烽火》，宣传“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道理。滦师学生吴绍周、高朗豁等人，组织同学节衣缩食，购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及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刊物。他们组织同学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唱救亡歌曲，鼓动群众起来参加救亡斗争。其他各县中小学教师中，抗日反汉奸政权的活动也很活跃，斗争逐步趋于半公开化。
1937年7月28日，驻通县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长张砚田等人不甘心附逆，发动兵变，摧毁了伪政权，殷汝耕倒台。8月10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迫迁往唐山，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秘书长池宗墨接任“政务长官”之职，重组伪政权。为了掌握伪政府的动向，以便继续与其进行斗争，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派朱欣陶打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先后任秘书厅秘书和警备科科长。朱欣陶利用工作之便，把敌军实力、敌伪内情等许多重要情报转达党组织，同时深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汉奸政权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唐山人民的痛击下，日益削弱，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38年2月1日，按照日本的意图，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短命的伪政权只存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为可耻的一页。抗战胜利后，策划建立伪政权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都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殷汝耕、池宗墨和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罪魁祸首先后被审判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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