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无聊-幻影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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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斯佩林 (Sacha Sperling), 朱志平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SBN9787553401072
出版时间2013-03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219页
定价23元
货号5760233
上书时间202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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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你好,无聊-幻影满院
定价：23元
作者:萨沙•斯佩林 (Sacha Sperling), 朱志平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13-03-01
ISBN：9787553401072
字数：
页码：219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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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录
作者介绍
序言
导言胡维一 秘书厅的人文主义者1498年6月19日，马基雅维利以29岁的“低龄”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第二秘书厅的秘书长，主要负责外交事务，7月14日又被加任为“十人委员会”秘书。秘书厅并非行政机关，秘书长也没有进入执政团的高层，但对于出身不甚高的年轻人来说，这一任命是引人注目的。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能够出任如此重要的官职，我们没有完备的文献解释，但可能与佛罗伦萨政府特别青睐人文主义学者的文教传统有关。以下略谈秘书厅的职能、几任秘书长的身份、人文主义学问的增进尤其是修辞学的复兴，以此来说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视野的形成和他的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意大利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就处于分裂局面，城邦林立，外来武力干涉不断，朝令夕改的外交、连横合纵的政事，助长了外交事务上的深思熟虑和阴谋算计。这种缠斗的局面易于陶冶出一种政治说服的艺术。很多统治者新近篡夺权力，尤其有阐发自己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欧洲文明进程正处于变革中，军事贵族向官僚文治体系转变，书写文化也取代口语全面征服了官僚系统的运作，从权力的组织形式来看，已经包孕着未来的科层制社会的因子。中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大学学风相对务实，大学为日益复杂的社会培养了律师、书记员、职业文官，世俗知识分子有了更多上升之阶。彼时意大利的富庶经济就像海水涨潮托起了所有的船只，政治权力更广泛地下移：中下层商人、手工业者、各行会从业者等组成的“人民”（il popolo）阶层兴起，与大银行家、大交易商、大土地所有者、自恃出身高贵的精英阶层成了对立面，“人民”积聚了更多的博弈的力量，开始有信心表达对自由和共和的期许，政治变革在酝酿之中。佛罗伦萨市政府秘书厅有着聘用顶尖人文主义者的传统。秘书厅最初设立时并不具有政治权责，而是做一些“公共关系”、“宣传部”、“发言人”一类的工作。因此从“职业性质”上考虑，没有比受过严格拉丁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更合适的了，他们进入政府，起草各种官方文书，发表演说和祝词。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卷第7章《再现古典风华：尺牍艺术》中这样写道：“不论是对共和政府、专政君主、还是教宗，人文学者在撰写书信以及草拟公开、正式的演讲稿这两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不只寻找能用拉丁文撰写优雅文章的才学之士来担任秘书，其实更应说，大家都认为只有具备良好人文素养以及足够才情的人文学者才能担任秘书的工作。所以十五世纪在学术上具有声望的重要人物大部分都将他们一生可观的岁月奉献在服务政府公职”（花亦芬译，第279页）。马基雅维利初露头角便在秘书厅就职，正是延续了这样一个传统。文学与政治集于一身的楷范是古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他的人生体现了政治事业、道德哲学与文章的结合。从修辞的本源来说，修辞有商议和辩驳的力量，能表达反对意见（disputatio），能刻意从正反两面论证（in utramque parte）。对修辞的推崇，其实包含了在僵硬的宗教教条和暴力军事统治的两种模型之外的一个和平模型—一个商议的（deliberative）、服务公共利益（pro bono publico）的理想。然而，从古典时代开始，修辞就有市政的（civic）与宫廷的（aulic）、共和的（republican）与帝制的（monarchic）的对立。在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各派力量积极展开政治说服；相反，在专制权力的牢固控制下，议政、陈情、呼吁、辩驳等处于尴尬的失语境地。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著有一篇《关于修辞的对话》（Dialogus de oratoribus），讨论了罗马从共和进入帝国后演说术的衰弱。（历史一次次把修辞推向对专制王权妥协的道路，专制权力的膨胀，导致修辞不再具有议事和辩论的积极参政力量，只剩下对权力的赞美。）在中世纪，修辞学在教育体系里虽然是七门学艺之一，但相对于辉煌的古典时代已根本改变了性质，中世纪所谓的“修辞学”局限在语言教学的环境里，不再有公共场合的演练，沦落为一是狭隘的写作技术及风格训练，二是仪式性的祝词和赞语之类，这也就是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所说的修辞由盛到靡的文字匠气化（letteraturizzazione）过程。当历史推进到13、14世纪的意大利，中小手工业和商业日臻发达，公民的、公共的、商议的生活复兴，意大利学术风气发生了转变，重心从形而上学的思辨转移到了关于“人”的学问，突出表现在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这几大领域的学术进步。故而14世纪初以来，意大利诗人学者辈出，交相辉映，出现了“诗人、历史学家和讲演家”合一的一类人，他们课徒授业，结交四方学人，砥砺学问，构造出一个“知识共和国”的雏形，且积极用事于政治，甚至进入权力中心。15世纪中期出现了两位极受尊敬的人文主义者教皇，尼古拉五世（Pope Nicholas Ⅴ，1447-1455年在任）和继任的庇护二世（Pope Pius Ⅱ，1458-1464年在任），两位教皇表现出了一种文艺复兴所特有的复兴古典辉煌的新精神，在其治下，教皇的秘书厅吸引了一些博学而能干的人文主义者。佛罗伦萨作为共和国，孕育的知识分子往往有共和主义倾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即是早期的代表。佛罗伦萨的大学教育体系，相对于帕多瓦、博洛尼亚另外两大学术重镇，没有强大的中世纪法学训练和经院主义传统；相反，这里的人文主义者借研究古典文献而发扬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学说，共和思想更容易扎下根来。萨路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是彼特拉克的精神传人，于1375-1406年间担任秘书长。在意大利复杂的政局里，文人笔墨颇有煽动性，萨路塔蒂曾因为攻击教皇而于1376年被教皇发表谕令革除出教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早年著有《佛罗伦萨城市礼赞》（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讴歌共和传统。在他1427-1444年担任秘书长期间，佛罗伦萨上演了一场高层的暗算和血拼，梅迪奇家族和阿尔比齐家族争夺权力，最终梅迪奇家族清除对手建立寡头统治。布鲁尼未受这一权力纷争影响，他为政府撰写的文书体现了一个职业文官的风范，无论事关和平还是战争，无论抵御外侮抑或先挑起进攻，他都尽其本职传达和捍卫佛罗伦萨市政府的决议，并以颂词（laudatio，英语panegyric）的修辞形式为他的城市做“形象宣传”。作为一个全面的古典学家，他精于古典哲学研究，出版了历史巨著《佛罗伦萨人民史》（1439年），他的政治身份和学术贡献并无扞格。到了马基雅维利出生的时候，佛罗伦萨的第一秘书长是巴托洛梅奥•斯卡拉（Bartolomeo Scala），他是马基雅维利父亲的朋友。他在秘书厅任职30年以上，是共和派人文主义者的首脑人物。在此期间，公民的修辞（civic rhetoric）达到了全盛。著名学者汉斯•巴龙（Hans Baron）曾提出著名的概念“公民人文主义”（Bürgerhumanismus，英语civic humanism），他着重论述了佛罗伦萨特殊年代遭遇的政治军事事件，1351年米兰暴君维斯孔蒂带领军队入侵、1390-1402年和米兰的再次战争；佛罗伦萨一要应对强国米兰的侵略，二要抵制强势的教皇国的扩张，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佛罗伦萨人的地方主义认同高涨，坚定捍卫自己城邦的独立，弘扬自由与共和的理想。巴龙过于强调外部历史事件，其论点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修正，认为他执著于历史事件的时序和因果。不过，这并不是否认他论点的重要价值，“公民人文主义”用于解释新思想风气是十分有效的。参与政治的“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回避政治的“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是一个步入现代的世俗化转型社会的内在矛盾。知识分子的确是在这个时期超越了中世纪的文法学家、法学家、书记员（dettatore）身份，实现了自我定义的积极转变，成为作家（autore），甚至可以说诗人政治家（poeta oratore）。13世纪的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就已不是纯粹的学院中人；之后的但丁卷入政治斗争中，直言不讳他的帝制论；从布鲁尼到马基雅维利这一系的秘书厅的人文主义者更是为公民生活与共和传统激辩。综上所述，几位文化名人先后执掌佛罗伦萨秘书厅，马基雅维利是他们的精神继承者。他们在道德哲学和历史撰述上有突出贡献，且身体力行地体现了职官荣耀和文学功用的结合，推动了秘书厅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几代人孜孜不倦研读古典文献，探讨道德哲学和历史学等关于“人”的学问，写下期待意大利恢复古代光荣的豪迈文字。他们不满足于基督教道德里孤独求知的“沉思的生活”，而是作为爱国者、演说家、外交官、政治学说的阐述者投身于“积极的生活”。马基雅维利正是持这一立场，批评基督教用谦卑和冥思的方式取代行动的人，用忍受痛苦来磨灭对伟大事业的追求；他推崇俗世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荣誉感，欣赏具有卓越的德性（virtù），能领导军队、人民、共和国的强有力的政治家。我们既然谈了人文主义者的积极用世精神、共和主义政治诉求，也必须不偏不倚地评价其文化教育成果。20世纪史学大家科利思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认为，人文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作为，实与他们的职业要求和知识环境有关，不能上升到过高的政治角度予以理想化。根据科利思泰勒基于大量原始档案文献做出的言之有据的谨慎评述，人文主义主要是一场文化运动、学问的复兴，影响范围有限，最大的功绩其实就是教育的改革。有视野的教育家培育文艺之花，在公众生活里结出果实。人文主义者将人文之学（studia humanitatis）纳入教学大纲，推崇古典语言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教养，并推广成为后世欧洲知识人的共同追求—这是他们留下的影响深远的遗产。不过，马基雅维利从他的古典教育获取的，绝不仅仅是拉丁文修辞和古代文物典籍的知识。古典教育陶冶了他对自由和荣誉的热爱，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泉。在马基雅维利的青少年时代，佛罗伦萨处于1454年意大利诸国妥协签订的《洛迪条约》缔造的珍贵的40年和平之中（1454-1494），培育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一个多世纪以来，佛罗伦萨不仅以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三顶桂冠”（意大利语里习惯称为tre corone）收获了意大利俗语文学的最高荣誉，而且这个城市引领了艺术和建筑的划时代的革命，有一批热忱的私人藏书家、慷慨的文学艺术赞助者、活跃的学术小团体，在古典研究上领袖群伦，在希腊研究上独领风骚（希腊的遗产不仅指文学、哲学，也有自然科学和政治实践方面），是无可置疑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心。到了15世纪中后期，经过几代人的培育，“纯”学术大大演进：语文学家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哲学家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梅迪奇家族庇护下的所谓“柏拉图学园”的成员，他们占用的文献资料更为齐备，知识更为渊博，语言更为雅正，学术野心更为广大。潜心学术者终于能有条件做十分冷僻邃密的学问，从事实务者也可以在政治上有所成就。马基雅维利的父亲贝尔纳多（Bernardo Machiavelli，1426/1429-1500）是一名律师、法学博士，也是兴趣广泛的好学之士。1474-1487年间的日记记载，他在儿子成长期间曾借阅西塞罗的著作，还购买了李维的《罗马史》等等。少年尼科洛从课堂到家庭都颇受到古典文学和历史的熏陶。他曾跟随佛罗伦萨大学教授阿德里亚尼（Marcello Virgilio Adriani）学习拉丁文，可能在这过程中脱颖而出，得到老师的赏识，进而受到举荐。1498年2月，阿德里亚尼接替去世的巴托洛梅奥•斯卡拉，担任佛罗伦萨第一秘书厅秘书长。4个月后，马基雅维利也进入第二秘书厅担任秘书长。受篇幅和主旨所限，这里不能叙述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市政府的具体工作，也不能对1494-1559年间的“意大利战争”这段政治历史过多着墨，但读者应知，离开政治环境谈论马基雅维利的创作是不可能的。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打破了40年和平，导致一场大范围的政治危机，佛罗伦萨人民逐出了胆怯的皮耶罗•梅迪奇，重新建立了共和国。马基雅维利自1498年始为共和国政府服务，直到1512年梅迪奇家族卷土重来，共和国灭亡，他被剥夺公职，还曾受莫须有的诬告而下狱。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是随着1498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重建开始的，也是在共和国再度被扑灭的忧患之时终结的。虽几经周旋努力，但他再也没能真正回到政治舞台，没有实现建立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理想。二 退隐与著述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有一个分水岭—1512年从秘书厅政治中心被迫隐退到圣卡夏诺小农庄。19世纪的大学者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认为，正是下野造就了独立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因此忽略他为政府官僚机构服务的14年，专注于1512年以后的高产期。这一偏向深深影响到了后来的很多学者。尤金尼奥•杜普雷•特赛德尔（Eugenio Dupré Theseider）、费代里戈•沙博（Federico Chabod）、尼科莱•鲁宾斯坦（Nikolai Rubinstein）、弗雷迪•基亚佩利（Fredi Chiappelli）、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ck）等学者纠正了这一偏向，试图将马基雅维利在秘书厅期间的应景即事之作、文件与信函，纳入一个长远的连贯的作品集里。尽管1512年的转折是决定性的，绝大多数重要作品在这之后写就，不过也应该看到，他的文学生涯由来已久，有其源流和发展。基亚佩利指出，早在秘书厅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写作已有自己的个性，比他的同事更有普遍性的理论的视野，而且风格机智、多变、富有文学性。此外显而易见的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长和外交使节期间，撰写官函和报告，和同事探讨公务，对他日后的著述风格必然有影响，潜移默化之中锤炼了他的文体，支援了他的思考意识，行文自然而然带上了广阔的拉丁文传统的回响。但蒂•德拉•德尔察（Dante Della Terza）教授曾扼要地评述道，马基雅维利研究里有过一些僵化的模式：《李维史论》里的共和制与《君主论》的君主制的对立；马基雅维利所代表的世俗精神和政治科学，与萨沃纳罗拉的宗教热忱以及更广义的宗教运动的对立；他的黑色幽默的轻快的喜剧诗文，与严肃冷静的对国家民族命运剖析的对立……显然，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本质化，严格划分创作阶段，夸大文学和政治之间的鸿沟，割裂作品的整体性，是非常不妥的。我们要考虑到文学在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生产里的重要地位，长远看待马基雅维利的文学创作，将其与政治历史著作一起置于一个大气磅礴的完整体系。本卷收录的戏剧、寓言诗、短诗、对话、散章、人物传记等，涵盖了一般被称为“文学”的作品，未甚周至，尚须横向参照马基雅维利所跨越的多种文体。他的私人通信展示了高超的文笔、传神的描述，径可视为文学作品，约翰•纳杰米（John Najemy）教授近年的专著《朋友之间》即对马基雅维利1513-1515年间和密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书信做出了相当“文学性”的解读。本卷依照惯例收录的是毫无疑义的“文学”作品，不过在这篇导读里，也试图引用书信和政论等文献作为参考。人文主义者抱有信念，相对于人事代谢的政治，诗文有着更为悠久的生命，诗文真正令人不朽。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话说，在诗中建筑一座不朽的纪念碑（eregi monumentum）。这一点，马基雅维利似乎认可。他在《李维史论》中谈论文学家的地位，呼应着西塞罗对文字修辞的教化力量的推崇，以文人为驯化者、文明的保存者：“在所有被赞美的人当中，最受人赞美的是那些成为宗教领袖和宗教创建者的人。排在他们之后的是那些建立了共和国或王国的人。在这些人之后，有名的是那些被担任军队首领、扩张自己王国的领土或者他们祖国的领土的人。在这些人之后可以加上文学家，并且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类型，他们中的每个人根据他的地位高低受到赞颂”（I. 10）。马基雅维利的话不仅是作为文人而发，也隐含着一种治国者的思路。话里可能隐含着前辈人文学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在《拉丁语言详析》（Elegantiarum Latine Lingue，约1440年）一书的著名《前言》里所发扬的“语言征服”思想，以古罗马在帝国境内推广拉丁文为成功范例，认为要开拓疆土维持统治，就必须在征服地区推广语言文学，否则权力也会瓦解。瓦拉的目的是恢复已故的光荣正确的古典拉丁文，重建拉丁文的语言共同体，在比喻意义上收复失地“光复罗马”。这正是人文主义教育家的理想，企图通过残存的零砖碎瓦重建语言的大厦。而马基雅维利可能相反，他的考虑是朝向现实政治的，不以语言文学为根本宗旨。俗语已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不会如前辈人文主义者一样企图恢复拉丁文，而是郑重对待意大利人习用的语言，将语言文学置于巩固国家权力的考虑中。值得一提的是，马基雅维利参加的“奥里切拉里花园”，成员多是反对复辟的梅迪奇势力的共和派分子，他在这种花园聚会中开始写作《李维史论》，讨论以古罗马共和国制度为楷模的共和制。他对他研读的古典著作怀有深厚感情，但无情地指出，古典的范型（exemplum）和今天的现实脱节，知古未必能鉴今。他对古典的研读有着切近现实的目的，而非拘泥地以古为师、从理想化的古典世界中寻找范型。至于那种受宫廷恩主庇护，有避世主义和默从权威的倾向、内在里排斥积极的政治生活的做法，是他所不取的。这里简单谈一谈意大利的语言统一问题，史称“语言之辩”（la questione della lingua）。一盘散沙互相敌对的意大利诸城邦，让它们共同认可一门国民语言简直比合并疆域还要困难。佛罗伦萨地区因为文学上的贡献具有最高的声望，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较大，得到佛罗伦萨以外人士的推崇。威尼斯著名诗人、学者、枢机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大力提倡意大利俗语，在“语言之辩”中起了主导作用，著有《俗语论》（Prose della volgar lingua, 1525年出版，但先以手抄形式传播了十多年），力主以14世纪佛罗伦萨文学语言为现代意大利语标准，以薄伽丘的散文、彼特拉克的诗歌为风格模型，使语言臻于纯净、理性、雅致。本博枢机的一大贡献是指出了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差异，强调一门语言需要有高度文学创造力和杰出文学成就才可以成为语言，他的话里有很深的人文情怀，对今天的我们也有所警示—语言如果仅存在于口语沟通层次却没有文化创造（如移民家庭能说汉语却不识字），就会是一种自我消亡之途。本博枢机力图推动分裂的意大利在语言和政治上复合，但他的语言改革方案还是过于文人色彩，他奉为圭臬的14世纪语言已经显得古老，不符合语言兼收并蓄向前发展的趋势，很多人不予认同。这里还涉及对但丁的历史评价的问题，本博是个诗风纯正、追求音乐性的“彼特拉克主义者”，把但丁排斥出风格模型之外。另一位著名贵族文人特里西诺（Giangiorgio Trissino,1478-1550）提出了他的理论，而特里西诺正是重新发现了消失两百年的但丁的《论俗语的文采》的人。但丁为俗语正名，他对心目中的俗语的完整表述是“荣耀的、枢纽的、宫廷的、法庭的”(illustre, cardinale, aulicum et curiale)，简称“宫廷的”，是更高、更普遍的理想语言，超越了单独某一地区、某一宫廷、某一文化中心。特里西诺受此启发，主张以“宫廷语言”建立现代意大利民族语言的规范。他将但丁的论稿译成了意大利语并传播，引发了对国民语言和诗学的新讨论。马基雅维利在乡间退隐期间写了《关于语言的对话》，开篇的爱国者陈辞恳切，但随后在语言问题上论证颇为任意，在他的作品里恐怕属于减分之作（曾被怀疑作者另有其人）。他否认意大利一国的共同语言（parlare comune di Italia），只承认地区方言（parlare proprio），处处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尊，流露出一股违和的地方主义优越感。不过他毕竟对当代普通民众的语言予以体谅，而将“宫廷”去权威化、去神秘化，反对教廷和宫廷里的精英文人（uomini litterati）垄断对语言的解释权。退一步说，但丁和特里西诺所谓的“宫廷语言”仍然是以佛罗伦萨地区方言为基础的，马基雅维利在这一点上和他们并无根本分歧。马基雅维利有一处自称“诗人”，是在一个讽刺性的没有诗人尊严的情境里。1513年2-3月间他身陷囹圄，投诗两首致朱利亚诺•德•梅迪奇，即1512到1516年间复辟的梅迪奇家族统治者，其一之开篇申诉自己的不幸：我腿上捆着一副皮绳绳子往肩膀上绕了六道：其他的苦难且不去说它，因为人们就是这样对待诗人。一场缧绁之厄和生死之难，正说明了文学理想的脆弱，文人在喜怒无常的命运和暴虐的当权者面前的岌岌可危。他被大赦也属幸运，那个时代频仍，有不少才士蒙冤遇害。纳杰米教授讲述了马基雅维利时代的一个案例。1504年，潘多尔福•科兰努丘（Pandolfo Collenuccio, 1444-1504）以叛国罪的罪名，在他的故乡佩萨罗被复辟的暴君乔瓦尼•斯福尔扎杀害。科兰努丘曾翻译古典喜剧，写过道德论文和对话，是戏剧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参与政务和外交事务，是将文学和政治集于一身的例子，生平和马基雅维利多有相似，并且和切萨雷•博尔贾交好。在他不幸成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的那一年，马基雅维利在任上开始写《十年纪》。马基雅维利可曾从他人的悲剧里预见到自己命运的急转而下？1512年，马基雅维利也被剥夺官职，沉沦下僚，次年更遭诬告系狱。马基雅维利在《论忘恩负义》写道，“最终把普利亚的一些土地弄丢的孔萨尔沃，国王对他时刻猜度”。这里说的是西班牙军事统帅、驻那不勒斯的最高行政官员孔萨尔沃，他曾驱走法国军队，立下赫赫有名的战功，那不勒斯的人文主义领袖乔瓦尼•彭塔诺（Giovanni Pontano）献给他颂诗《论命运》（De fortuna）。但献诗之后仅仅几年，1506年，孔萨尔沃被他的君主斐迪南二世突然解除职务，境况凄凉。马基雅维利和友人的书信中专门讨论彭塔诺的《论命运》诗，并在《李维史论》（I.29）里再次提及此事，感慨政治的翻云覆雨。人不能看清历史事件的走向，以微不足道的一己之堡垒对抗命运，常会被命运迎面鄙视。马基雅维利写下组诗《论机运》、《论野心》、《论忘恩负义》、《论机会》的时候，不仅是形式主义地沿用文学典故（literary topoi），也议论当代的事件，发不平之鸣，评述文学、人生、心理与历史现实。1525年马基雅维利致圭恰迪尼的信中，自称“历史学家、喜剧家和悲剧家”（historico, comico et tragico）。在他的时代，他的戏剧作家身份更为人知，两部剧作尤其《曼陀罗》在演出中取得了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悲剧家”，稍微费解，可能表达了他对意大利内忧外患时局的忧虑。他的讽刺诗文喜剧小说，亦庄亦谐，寓庄于谐，贯穿了不少黑暗和悲哀的主题。大思想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据此认真地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个悲剧作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解释。何以是悲剧家？从政的十多年里，对马基雅维利影响重大的，可能是思想上的冷静和对人性理解的深刻。他深切体会了权术，领教了人的自利。他身经了国家之间的背信弃义、无情的恐吓和仇杀，看到他欣赏的政治人物—切萨雷•博尔贾、“黑条”乔瓦尼（Giovanni dalle Bande Nere）—一个个折戟沉沙，埋葬了他的政治寄托。处于平民的身份，他渴念着重回政府，但他严厉批判堕落的贵族和统治者，对权力有着清醒的审视以及不信任。他备受争议的是重新定义了古典哲学里的“利益”（utile）和“道德”（honestum）范畴，承认道德上的纯实让步于现实的功利和权谋。在《君主论》里严肃地说“只要看上去有道德就可以了”，“被爱不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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