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纪-(图文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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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君特格拉斯(德) 蔡鸿君 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09685
出版时间2015-08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413页
字数99999千字
定价78元
货号6971567
上书时间2024-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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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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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世纪-(图文典藏版)
定价：78元
作者:君特格拉斯(德) 蔡鸿君 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8-01
ISBN：9787020109685
字数：320000
页码：413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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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铁皮鼓》作者君特·格拉斯 生前亲自绘图、编定的最后一本书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
内容提要
目录
前言1900年1901年1902年1903年1904年1905年1906年1907年1908年1909年1910年1911年1912年1913年1914年1915年1916年1917年1918年1920年1921年……
作者介绍
君特·格拉斯（1927—2015），德国作家。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与《猫与鼠》（1961）、《非常岁月》（1963，亦译《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此外还有《鲽鱼》（1977）、《母老鼠》（1986）、《蜗牛日记》（1972）等作品。1999年他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序言
译者序
作为译者，能够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和自豪的事情，而有幸与作家本人相识，并且保持多年联系，更是一种令人珍惜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最初读到格拉斯的作品，那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当代德语文学选读课本里有《铁皮鼓》的章节，也从文学史和作家词典里了解到格拉斯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一九七九年九 月，格拉斯偕夫人访华，曾经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介绍了德国战后文学并且朗读了他的作品《比目鱼》部分章节。当时笔者正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有幸第一次见到这位留着胡子的德国大作家，可惜的是，当时笔者根本就听不明白这部原本就极难读懂的作品，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凑热闹”的听众去为一个前来访问的外国作家捧场。格拉斯回国以后写了长篇散文《头脑中诞生的人或德国人死绝了》。二十年后，笔者有机会亲耳听格拉斯和他的夫人回忆了这次访华中的一些有趣的事。
一九八七年，笔者在北京的《世界文学》杂志当德语文学编辑，当时编辑部决定当年重点介绍六位世界一流的作家，每一期杂志出一个作家专辑，他们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苏联作家安·沃兹涅先斯基，意大利作家意·卡尔维诺，保加利亚作家安·古利亚什基，美国作家弗·纳博科夫和联邦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格拉斯作为战后最著名的两位德国作家之一（另一位是一九七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在中国虽然已经名气很大，尤其是由德国著名导演福尔克·施隆多尔夫根据小说改编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故事片奖的影片《铁皮鼓》在我国部分单位内部放映，引起知识界的较大反响，但是作为作家，格拉斯的作品除了一两个短篇小说和从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比目鱼》中选译刊登了几千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作品被译成中文。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恐怕有以下两点：首先，格拉斯的作品素以艰深难懂著称，大量使用方言和俚语，历史背景比较复杂，因此理解和翻译的难度很大；其次，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铁皮鼓》和《猫与鼠》，内容较多涉及性。在很长时间里，在德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格拉斯曾经因为书中过多的性描写而被烙上“色情作家”的印记，一九五九年德国不来梅市政府恰恰就是因此而阻挠《铁皮鼓》获得已经由一个独立的评委会决定授予的不来梅文学奖，当时一些人还公开焚烧了格拉斯的作品。《猫与鼠》出版之后被指责有“淫乱”和“色情”的描写，最后作家和批评者只好对簿公堂，法院作出裁决禁止批评者继续发表有损格拉斯名誉的言论，一九六五年当格拉斯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时，也曾有人打出“将一万马克奖给艺术还是色情”的横幅，在颁奖的德国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外面表示抗议。因此，格拉斯只有在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世界文学》根据刊物的篇幅选定了格拉斯的大约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猫与鼠》，并在一九八七年初向外界发布了六个作家专辑的主要内容。编辑部先后约请了几位知名的德语翻译家，但却都因各种原因未能落实，一拖就到了年中，再确定不了译者，恐怕就连本年度最后一期都赶不上发稿了。《世界文学》当时的主编高莽和副主编李文俊等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大胆地选择我和友人石沿之这两个初出茅庐的翻译新手合作完成此任。我们俩临“危”受命，诚惶诚恐，经过三个多月的通力合作，终于按期完成了这项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的任务。“格拉斯专辑”终于在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与读者见面，这是第一次用中文以较大篇幅对格拉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除了《猫与鼠》这篇小说之外，同时还发表了格拉斯论文学、格拉斯访问记、格拉斯小传、格拉斯的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当时，笔者正巧接待了联邦德国赴北京参加毕希纳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团，其中德国《当代戏剧》主编利什比特先生与格拉斯很熟悉，听说笔者正在翻译《猫与鼠》之后，表示要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作家。笔者借机请他向格拉斯转交了一封信，请格拉斯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作为《猫与鼠》中译本的前言。不久，笔者收到格拉斯的回信，他写道：“在完成了第一部叙事性长篇小说《铁皮鼓》之后，我想写一本较为短小的书，即一部中篇小说。我之所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体裁，是为了在接下去的一本书即长篇小说《狗年月》中重新遵循一项详尽的史诗般的计划。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根据自己的认识，我在《猫与鼠》里叙述了学校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和荒谬的英雄崇拜对学生的毒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反映出在集体的压力下一个孤独者的命运。我在撰写这部中篇小说时绝不可能料到，这个我自以为过于德国式的题材会在国外引起如此广泛的兴趣。早已改变了这种看法的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神的猫与鼠的游戏了。”这封信以“格拉斯致本刊读者”为题发表在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的最前面。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专辑”的装帧设计，多才多艺的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先生将格拉斯的照片、格拉斯的一些绘画作品以及格拉斯的亲笔签名巧妙地拼剪叠印，组合成一张独特的黑白封面，封底选用了格拉斯本人设计的《猫与鼠》德文版的封面，封二和封三则是格拉斯的四幅与文学有关的绘画作品。当时高莽先生曾对格拉斯如何看待他的装帧设计有些担心，因为格拉斯本人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画家、雕塑家、书籍装帧家。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笔者第一次在德国法兰克福又见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开朗读新作《辽阔的田野》。朗读结束后，笔者递上一本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请他在上面签名。格拉斯立刻从封面认出这本当年曾经收到过的样书，并且回忆了他接到《猫与鼠》中文样书时的愉快心情。当笔者询问他如何评价装帧设计尤其是封面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很满意”，并请笔者转达对高莽先生的致意。
笔者以后虽然又曾几次见到过格拉斯，但都是时间短暂、环境嘈杂。一九九九年三月底，笔者应出版格拉斯全部德文作品的STEIDL出版社之邀，来到哥廷根参加格拉斯的新作《我的世纪》一书的翻译研讨会。为了保证译者能够准确地将原著译成外文，格拉斯与他的出版社达成协议并且自《比目鱼》（1977）出版以来为每一本新著举办这种活动。在整整三个工作日里，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夫人乌特、《我的世纪》一书责任编辑弗里林豪斯、格拉斯的学术顾问和《格拉斯选集》（十六卷）的出版人诺伊豪斯、格拉斯全部著作出版事务负责人海尔梅斯、《我的世纪》一书历史顾问米舍尔，向来自丹麦、挪威、荷兰、芬兰、瑞典、西班牙、美国、伊朗、韩国、希腊、中国等十一个国家的十二位格拉斯作品的译者解答了翻译《我的世纪》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疑问。在举办翻译研讨会的时候，《我的世纪》这本书尚未出版，当时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的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外文版的合同，好几家甚至计划和德文原版同步出版，绝大多数译者也是由各国的出版社资助赴会的。译者们大约在二月初得到了一份打印的长条清样，许多译者都是据此翻译初稿，然后再按照最后一稿的校样进行校对。翻译研讨会的第一天，参加者得到一份作者在此期间又作过许多修改的长条清样。在研讨会上，作家甚至还对个别地方字斟句酌，然后又作了一些改动，他的慎重和认真的态度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看见译者们在个别词句上犯愁的样子，他幽默地感慨道：“幸好我自己不当译者”，同时也坦诚地说：“我在写作时从来不考虑译者，因为那样将会使作品失去色彩。这种作者和译者的聚会就像是一种补偿。”对于一些非常具有德国地方特色的词句，作家鼓励大家“比较自由地翻译，选择各国的可以产生联想的词汇”，但是他在一些自己特有的语词的用法上则显得非常固执，甚至要求译者们做出选择：是愿意相信他还是相信《杜登词典》，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大家都更愿意信赖这位作家，而不是那位语言学家，因为我们知道，伟大的作家和传世的文学名著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语言的发展，事实上，格拉斯早期作品中的一些独特用法已经被收入新版的德语词典或者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用法。他结合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他本人与这些人和事的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还多次朗读了部分章节，七十多岁的老人朗读起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那些用方言朗读的，给译者们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早年学过石刻的格拉斯自称曾经当过“石匠”，用专业术语向大家讲解了书中提到的玄武岩和斑岩的区别，这个采了几十年蘑菇的“蘑菇专家”对蘑菇品种了如指掌，讲起各种各样蘑菇真是眉飞色舞，令人大开眼界。每天，七十二岁高龄的作家从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五点，除了午餐和短暂的休息之外，一直和我们这十多个比他年轻许多的译者在一起。作为一个名气很大的作家，格拉斯丝毫也没有名人的派头，对译者们表现出的尊重和理解，让大家尤其是几位初次认识作家的译者颇为感慨。晚上，他和夫人同我们一起晚餐，总是到午夜才散。席间，作家幽默、睿智的谈吐不仅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些译者，而且吸引了邻桌的客人，就连跑堂的几位小姐也忍不住驻足旁听，最后为我们每人免费送上一杯酒水以示感谢。参加过历次翻译研讨会的丹麦文译者佩尔·奥尔加德代表所有译者向作家和出版社表示感谢，现任哥本哈根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奥尔加德先生本人也是作家，兼任国际笔会丹麦分会主席和嘉士伯基金会主席，他已经把格拉斯的几乎全部作品译成了丹麦文，并且曾经受到作者本人公开的感谢和赞扬（见《格拉斯选集·小品和讲演》第三卷，第449页）。他的讲话是一篇按照《我的世纪》的风格写成的优美的散文，短短千把字，交代了这次翻译研讨会的由来以及进行过程中发生的给每个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巧妙地引用了书里的一些典故，含蓄地批评了德国文坛曾经出现过的将《辽阔的田野》一书“撕成两半”的往事，同时还很诙谐地把自己一家和格拉斯夫妇多年的交往拿来调侃了一番，引起在场者的阵阵掌声，也可能因为他是从一本像“中国的袖珍笔记本”似的薄薄的书讲起的，所以格拉斯当时就建议笔者将这篇“优美的散文”（格拉斯的原话）译成中文发表。
这次聚会自然也受到德国媒体的关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的《哥廷根日报》在头版版面提示栏目中以衬底粗体字《格拉斯——中文》提示读者阅读文艺版对这次活动的专题报道：“关于义和团起义，来自中国的蔡鸿君可以提供重要的细节，但是当君特·格拉斯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我的世纪》里写到Mousse au chocolat（法式巧克力甜点）、Pflümli（李子酒）、Kalbsgeschnetzeltes（切成小块的小牛肉）时，这位中国人则需要得到欧洲同行们的帮助。…… 每一位译者都必须克服不同的难题，欧洲的背景给来自韩国的金亨起带来了最大的困难 …… 而正在将该书译成加泰隆语的皮拉尔·艾斯特里希则认为最困难的是各种不同的方言。”3-SAT电视台以及全德性的报刊《时代》周报、《焦点》周刊、《明星》周刊等都作了报道，因为格拉斯正巧坐在笔者和韩国译者金亨起先生之间，因此我们两个译者也非常荣幸地多次登上了德国报刊。由高莽先生根据照片以传统中国画技法精心绘制的格拉斯肖像画挂在会议室的墙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了不少译者留影。有位记者抓拍了一张作家站在这幅画像前回答提问的照片，后来被登在德国最大的时事周刊《明镜》上面。高莽先生已经为近百位中外著名作家绘制了肖像画，绝大部分还有作家本人的题词。受高莽先生之托，笔者请格拉斯先生在画上题词，他略微迟疑后表示需要考虑一下。在翻译研讨会的第三天，格拉斯将《我的世纪》的第一句话“我，替换了我的人”，题写在自己的肖像画上。告别的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同操一种语言同格拉斯夫妇话别祝福。短暂的相聚给我们每个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笔者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早在一九九六年六月，就将《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的中文简体字版权安排在漓江出版社。当时漓江出版社的社长是聂震宁先生，是他亲笔签下了这份版权合同，并且在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当年曾经获得了媒体和读者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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