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第二份报道晚清教案的画报和第一份报道有关四川教案的报纸！重庆江北教案！四幅宣化寺内的道家雕塑摄影版画！《天主教传教编年史》古董报纸，少见品种。本店孤品。详看图片注释。1876年10月13日刊 法国原版画报 编号384 本报完整页面6页12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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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单位法国画报
语言法文
开本12开
上书时间202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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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全国发生教案最多的省区。据《四川通史》统计，从清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840年——1902年）的62年中，全国共发生较大教案400余起，四川就占了近百起，而且范围遍及川中八九十个州县。当年，在川东一带，反洋教斗争也接连发生，诸如1863年爆发的第一次重庆教案，1865年、1868年重庆酉阳两次爆发的教案，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876年，在邻水县，也曾爆发了一次影响颇大的反洋教案。
邻水教案爆发在第一次重庆教案议结之后，此时，法国天主教得以在川东所属府厅州县建堂传教，教会势力不断扩大。邻水县、江北厅（今重庆江北区）、涪州（今涪陵市）等地常有不法教民欺凌百姓之事发生，百姓与教堂的纠纷屡屡出现。
光绪二年(1876年)初，邻水县一位叫王同兴的教民纠结教党，黑夜抢劫民户，杀死百姓三人，杀伤一人，在当地激起民愤。但是官府碍于涉及教堂事宜却不敢过问，以致造成“阖邑惊惶，互相联络，倡言逐教”的局面。在这次逐教事件中，广大下层贫苦百姓积极参加，有力地推动了逐教活动的开展。在人们的一片怒吼声中，大批为非作歹的教民被驱逐出境，县城内外有五处教堂被乡民捣毁，教民房屋被焚毁不下百余家，杀死教民一人。从史料所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邻水反洋教斗争是异常激烈的，民众参与程度之高，反映出当时民教的对立关系之尖锐。
丁宝桢时任四川总督，他在奏折中写到：“维时各处棍徒乘机混入……人多势众，究竟是民是匪，当时未能区别。”对丁的记述，我们已无法细细考证，但这叙述至少能让我们感受到当时事件的声势与规模十分壮观。
邻水反洋教斗争很快蔓延到与邻水甚近的江北厅及涪州等地。天主教当时在江北厅的势力雄厚，并直接受时任巴黎外方传教会川东主教范若瑟指使，大肆发展教会势力。在教会指使下，唐昌久、黄节耀等不法教民气焰嚣张，干了不少坏事，严重侵犯了当地士绅、团首、百姓的利益和身家安全。1875年，团首陈子香、聂钦斋等遂发起灭教倡议。当邻水县“打教”事件发生之后，陈子香、聂钦斋等人备受鼓舞，于当年农历三月十三日集合48乡乡民数千人，“排队入城，各持旗戈枪炮，吼称灭教，毁塌教堂……焚烧医馆十余处”，有300余户教民遭到打击。陈子香等还踞城垣，设稽卡，立刑罚，操生死，传号令，提出“斩决唐昌久，炮烙黄节耀、冉武氏”的口号，给教会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
同年农历五、六两月，涪州百姓在张在初等人的率领下，“效江北打教之风”，聚众焚毁各乡场教堂及教民房屋一百余家。农历十月，数千乡民“头裹红布巾，扬旗鸣炮，拥至州城，先后将州城内外教堂一并焚毁，州属教民概行驱逐出境”。
三地教案发生后，川东主教范若瑟接教民诉状，云江北厅“葆丞袖手旁观……向葆呼冤呈状，竟置命案不验，抄毁不勘。迫控道府，置若罔闻，奔控军督，掷状不收相……”范若瑟立即通过驻京法使，向总署施加压力，谕旨饬四川大吏赶快议结。教士借此提出苛刻条件，甚至故意拖延。
四川总督丁宝桢在1878年的奏折中称：“四川江北教案，延数年。民教结怨成仇，枝节丛生，几予不可收拾。臣去年到川，即委员会同川东道、重庆府持平速办，并经面饬该主教范若瑟迅速会议办理。乃范若瑟游移矫强，迟之数月，迄未办结。嗣经总理衙门灼知其弊，照会法公使将范若瑟撤回，本年二月内始行离川。接办教事者为白德哩，其人似较范若瑟平妥，奈其随从之辈，半皆狡猾嗜利，从旁怂恿，多方阻扰。臣于该主教接办时，即屡饬委员会商妥议，而悠忽变幻，仍然要挟多端，白德哩又多不与委员晤面，延之两日，仍无了局。此次阅伍到重庆接见委员，据禀该主教于此案意图拖延，藉索重资……约计银二万九千两。”这段叙述，让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事件背后的复杂与清廷官员对教案事件处理时的复杂心态。
史学家对这场教案作了分析解读，在他们看来，1876年在邻水爆发的反洋教斗争，其规模、声势及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斗争首先从邻水县开始，之后迅速扩展到江北厅和涪州。这些反洋教斗争当时主要由清朝地方官吏和一些权门豪绅引发掌控，他们或公开号召，或暗中指挥，张旗执械，列阵对垒，将主要矛头直指法国天主教势力。在乡绅的倡导下，地方官吏“假作痴聋，不闻不问”，因而劳动群众愈战愈勇。而清廷亦知这些教案与地方官员均有卒连，因此交涉时颇费周章，但在外国侵略者的外交压力和武力恫吓下，又不得不妥协让步，甚至采取高压政策予以镇压。
确实，邻水、涪州教案议结，就曾受到传教士阻挠，以致拖延甚久。最后清政府仍以传教士的意图作为议结的条件，仅赔款一项即达白银62000两，其中邻水县赔付白银23000两，江北厅赔付29000两，涪州则赔付了10000两。从处理结果看，我们不得不说清廷当时的确是软弱的。
不过，1876年首事于邻水县，继而发展到江北厅、涪州等地的百姓反洋教斗争，也显示了川东人民反帝爱国的斗志，这场斗争摧毁了天主教在此经营多年的侵略阵地，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嚣张气焰，从而带来了这一地区10年民教“相安无事”的局面。
引发邻水这场教案的原因是复杂的，其直接因素是当地不法教民的劣迹恶行所致，而深层原因则与当时国内各地情况一样。由于当时教会在邻水的作为与当地百姓的传统形成矛盾，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一些民众难以接受，视天主、耶稣为异端。正如当时有人所称：“……种种不善之端，干扰我朝国法，祖宗定例，曲直是非，一切颠倒。”另一重要因素是因为鸦片战争后，当时社会财力内竭，上下不周于用，百姓生存危机加剧，一些外国传教士掠夺土地房屋、钱财物货，与当地非教百姓乃至士子乡绅形成利益之争，导致人们与教会严重抵触，一遇火花，自然爆发。
对于邻水及江北厅、涪州等地反洋教斗争这段史实，笔者查找了邻水县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史料，尚未见诸文字记载。但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进步日报》上却有较为具体的原始记录，弥足珍贵。同时，我们还可在国内一些重要史籍中见到相关提及或描述。由此，足见邻水当年这场反洋教斗争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程度。
搅屎棍范若瑟
主持法国天主教川东片区的便是范若瑟。
范若瑟，原名德弗莱什(Joseph Eugène Jean Claude Desflèhs,1814—1887)。1814年,出生于法国伊泽尔省儒阿格，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838年来到中国。
受清政府“禁教”影响的西南地区天主教，19世纪40年代前后传教活动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
1840年（道光二十年），范若瑟秘密潜入四川来传教，四川教区在1856年分裂为川西北教区和川东教区后，范若瑟出任第一任川东主教。
此后，范若瑟开启了作天作地作空气的主教时光。
(一)干扰司法，走私鸦片，建国中之国
1862年，四川总督骆秉章给总理衙门的文件中如此说：
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
成都将军在奏章中提到：
范若瑟在川东，即不能如洪广化专以传教为事，未免遇事生风，且每致信该国公使，辄以危词耸听，意欲钳制官民。而地方无知之人，见其出入衙署，以为夸耀，不免更加毁谤。且范若瑟每以寻常词讼，但遇关涉教民，即借口刁难，而地方百姓积怨既深，如风水相激，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地方官既虑拂教士之意，则案不能结，又虑动群心之愤，则愈不能结，排难解纷，亦几技穷力竭矣!”
法国天主教，异同于英国等国家的教会，常常介入民间争端，只要案件涉及教民，都插一脚。
赤裸裸干预司法。
而只要有法国天主教徒的案件，在天主教的干预下，非教徒基本上是输的一方。
地方官员害怕法国传教士！
为何？
哪怕小小案件，范若瑟之流就将其闹大成外交事件，清廷本就处于半殖民地状况，恐惧外国势力军事力量，事情闹大后基本上就责罚地方官员，轻则贬职，重则下台。
你让地方官员咋办？
这样一来，加入教会，能获得的好处不言而喻。
那些常常惹事生非不法之徒，自然主动入教。
四川总督鹿传霖有言：
凡入教者，类皆刁诈之徒。
这话太绝对，但不得不说有一定的缘由。
范若瑟，倚靠这种权利，干了不少事。
明明是川东主教，应该是公务繁忙，但其貌似更热衷于捞钱。
范若瑟与教民巴县同含斋合伙开“西成公号”和“西法公号”商行，经营洋货进口（西药和煤油等）。
范若瑟借教堂之地，凭官府不敢搜查之利，将鸦片及鸦片贩子存在教堂，收取存储费和“保险费”，仅仅在重庆真原堂一处教堂，范若瑟就在贮有两千多担鸦片。真元堂还是“俨若官署”的地方，范若瑟在此私设公堂监牢，无法无天。
制造是非，闹大教案后敲诈地方政府赔偿银两，更是范若瑟常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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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的文字注释部分有两段事关大清的史料。 页面左边窄竖行： 第一件：Kiang Nan 即为大秦的江南省，内容为北华捷报报道的法国驻华公使由北京前往上海再辗转至南京和总督大人商讨宁口的教案事件。 第二件：大清东部的四川省的江北教案报道，文字内容一直到下页的分段。文中的Mgr Desflèches即为描述里的那位臭名昭著的法国传教士范若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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