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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这部地缘破局之作跳出陆海二分的传统叙事，以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为钥，从安全、经贸、文化、地理四个维度，系统剖析古代中国经营陆海通道的历史经验，对比明清时期欧洲“亚洲政策”的得失，提炼出地缘竞争中的“流动性优势”理论。作品用历史比较映照现实，为当今中国的周边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精彩内容
第二章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传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班固《汉书匈奴列传》本书讨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时间，始于秦朝而止于晚清。秦朝虽未囊括后世中国的全部疆域，却首次把关中、中原、巴蜀、岭南等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体系，而且通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再造而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汉承其制，将儒学官方化，使“大一统—王化四方”成为帝国合法性的核心叙事。自秦汉始，古代中国才真正形成中央集权意义上的制度化对外体系，如何处理核心行政区与周边势力的关系才日益成为历代朝堂的重要议题，并在隋唐、辽宋金元及明清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张而不断演变。从秦朝至元朝，古代中国基本上处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争的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朝时有败绩，但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此即本书书名前半部分“农牧之争”的由来；明清时期由于航海大发现，东西交流与发展分化渐成大势，特别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陈兵海上，用船坚炮利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古代中国出现了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在热兵器时代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即本书书名后半部分“陆海分流”的由来。对外关系的伦理逻辑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界的一大理论突破，此种做法既可弥补传统军事、政治、经济、历史维度的不足，也能提供相对独立的解释。但目前鲜有用这一视角来理解古代中国如何经略周边，因此本书试图从伦理维度去做一些探索。伦理本位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所有个体都处在一张伦理关系网络中，均须面对和处理各种关系。伦理之于古代中国的重要性无须多言，而伦理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文化心理。朝贡体系，是解释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流范式，但这一视角的解释力有限。在研究“一带”和“一路”何者更为重要时，我们需要在国家对外关系的伦理框架内考量二者的价值和意义。由于伦理范畴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更是有上千年不断流的历史文化，本章将着重分析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有关的历史观念与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伦理框架。在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一框架将分别用于探析陆地边疆和“海丝”沿线地区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即从安全、文化、经贸和地理四个维度来考察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差序格局。为了和古代中国进行历史比较，本书第七章将考察和总结近代欧洲经营亚洲的得失。从逻辑上来说，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伦理固然要考虑地理方面的历史观念，但其核心仍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因为政治伦理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而且对外关系往往是国内政治的反映和延续。而探究古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则绕不开家国一体的儒家伦理体系。此一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伦理规范为纽带的整合机制的联结”。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伦理体系中长时间居于统治地位。家庭结构、社会结构与国家结构均是家长制的，因此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及政治伦理也是高度同构的。举例而言，君臣关系便可视为父子关系的映射。照此思维，古代中国家庭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也可以拓展至国与国的关系。换言之，从家庭和社会伦理出发，便可合理推导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伦理框架。研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以及汲取失败的教训，还可以深入反思历史因素对我们今天认识“一带”和“一路”重要性的影响，特别是要认真检讨习惯心态和思考方式上的路径依赖问题。对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伦理框架，本书第六章将厘清其对当今时代的影响以及它所发生的变化，并在变化了的伦理框架内去探析“一带”和“一路”的重要程度，同时看看今天的实践与之相比有何可资借鉴之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书所说的“古代中国”，主要指的是秦汉直至晚清时期，其中又以宋朝为一重要分界。之所以将秦汉作为讨论的起点，是因为这一时期逐渐建立了古代中国具有外交意义的朝贡制度体系，与之有密切联系的丝绸之路也正是在汉朝才开始形成。大体上，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比较活跃，对外关系的主轴是中原农耕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战争与和平。宋元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国际贸易的规模与重要性远远超过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世界史的发展逐渐转向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间的商贸竞争。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是，海洋地区也开始进入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视野。普天之下与中国内外分析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要确定古代“中国”与“外国”的界限。一方面，无法用皇权所及的范围来指称古代中国，因为类似的主权概念直到近代中国才产生，更何况古代中国还有“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的情形。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汉民族来指称古代中国，这不仅是因为曾有蒙古族和满族等其他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更因为古代中国本就是一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概而言之，很难将古代的“中国”看成一个界限分明的共同体。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那便是古代“中国”是以天子为核心的。从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来看，天子领受天命，代表“天”统治天下。尽管《诗经》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名句，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在地理范围上无所不包。从法理上来说，天子要证明其获得天命，必须在内统一中原，同时有外邦向慕归化，这种政治和文化的“天下一统”是古代中国皇权合法性的主要体现。根据图2.1所示，在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观念中，天下一般由中国、九州和四海三部分组成，由内而外，方圆万里。中国，按狭义的理解是“中央之国”，即天子所居住的都城，按广义的理解则可将九州包括在内，此时的中国与“华夏”同义。九州之内被称为海内，尊儒家文化而多用郡县制；九州之外是四海，生活方式与华夏迥异的蛮夷常在这一地带活动，按方位则可被细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其中一些民族政权与古代中国保持着朝贡或藩属关系。通常认为，秦汉时期的疆域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基本盘，这一时期“中国”才开始成为政治和文化上的共同体，并由此逐渐产生对“中国”的族群认同。在此基础上，蛮夷戎狄等异邦外族便可确定为与古代中国相对应的“外国”。显而易见，中国位于天下的中心，异族外邦等“外国”则位于偏远的边缘。古代中国的国君在内部被称作皇帝，而在与天下的异族外邦打交道时则称作天子。在秦汉及其之后的古代中国，总有一些异族外邦无法进入中国的天下体系，他们在历史语境中并不属于当时的天下范畴。古代中国有时不得不平等对待这些“敌国”，甚至被迫接受“臣”的不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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