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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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格尔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ISBN9787547322970
出版时间2024-03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45元
货号32041392
上书时间2024-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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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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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黑格尔（G.F.W.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通过他的辩证法、绝对精神的概念以及对历史的哲学解读。黑格尔的主要作品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科学百科全书》《法哲学原理》等，这些作品展现了他对理性、自由、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深入探讨。他的哲学试图揭示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内在逻辑和统一性，对后来的历史主义、存在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流派均产生深远影响。
译者王志宏，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译有《历史哲学演讲录》《伦理体系》《黑格尔》《20世纪的教训》等。
目录
前言
当前哲学思考呈现出的一些形式
诸哲学体系的历史观
哲学的需求
反思作为哲学思考的工具
思辨和健全的人类知性之间的关系
以绝对的基本原理的形式出现的哲学原理
先验直观
理性的假设
哲学思考和哲学体系的关系
对费希特体系的阐述
谢林和费希特的哲学原理之比较
[论莱茵霍尔德的观点和哲学]
德汉术语对照
德汉著作名对照
译后记
内容摘要
发表于1801年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历来被视为黑格尔的重要作品。表面上看，这部作品梳理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两位重要人物——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体系，并试图澄清两者的根本区别。但实际上，黑格尔通过比较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发展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尤其是对绝对精神的理解。 在黑格尔看来，费希特的哲学过于侧重于主观性，而谢林的哲学虽然更注重自然与精神的统一，但他的尝试没有成功克服对立。因此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超越这种主客观的对立，通过辩证法揭示出绝对精神在自然和人类历史中的自我展现和自我认识过程。也正是这一洞见，让本书成为黑格尔后来哲学体系的重要基石。
精彩内容
在为数不多的公开声明中，人们承认感觉到了费希特和谢林的体系存在差异，但人们不是力求获得一种对此差异的清晰意识，而是力求规避或遮蔽它。无论是这两个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体系直接表达的观点，还是其中谢林就埃申迈尔（Eschenmayer）对自然哲学所持的唯心主义异议的回应，都无一语提及这种差别。与此相反，例如，莱茵霍尔德对此几乎没有任何细微的感觉，以至于他一度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两个体系如出一辙、别无二致，而这种看法在此又使得他关于谢林体系的观点荒诞不经。莱茵霍尔德的这种混乱（而不仅仅是由于要把哲学追溯到逻辑而导致的即将面临的康德哲学所需要的，就是把它的精神与文辞相分离，并且把纯粹思辨的原理从它所附属的或可能用于推论性反思的其他部分中提炼出来。在范畴演绎的原理中，这种哲学是真正的唯心主义，而这种原理就是费希特以纯粹和严格的形式提炼出来并且把它称为康德哲学之精神的东西。物自身（这个词所客观地表达出来的东西无非就是对立的空洞形式）重新被实体化了，被设定为和独断论者的物那样的绝对的客观性，——一方面，他把诸范畴本身弄成了静止的、僵死的理智用以分类的框架，另一方面，范畴成了最高原则，由此，对绝对本身的表达，比如斯宾诺莎的实体，被消灭了；因此，否定性的推论能够一如既往地取代哲学思考的位置，只不过比以往更多地假借了批判哲学的名头。——这种状况最多存在于康德的范畴演绎的形式中，而绝不会存在于康德哲学的原理或精神中。诚然，如果我们得自于康德哲学的除了范畴演绎外别无其他的话，那么，他的哲学的这种［从思辨到反思的］转变几乎就不可理解了。思辨的原理，即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就在这个知性形式的演绎中以最确定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知性的理论经受了理性的洗礼。——然而，如果现在康德把这种同一性本身，也就是理性，变成了哲学反思的对象，那么，同一性就会在自身中消失；如果说知性过去被当作理性来对待，那么，与此相反，现在理性就被当作知性来对待。在这里弄清楚了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在哪个从属阶段被把握住。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被限制在十二个或者毋宁说只是九个纯粹的思维行动中，因为模态并没有给出真正客观的规定；主体和客体的非同一性（Nichtidentitaet）本质上与此相关。在范畴的客观规定外，还有一个由感性和知觉组成的庞大的经验王国，一个绝对的后天王国，对于这个王国来说，除了反思性判断力的主观准则（Maxime）外，没有任何先天性被显示出来。也就是说，非同一性被提升为绝对的根据律（Grundsatz）。一旦同一性，也就是说，理性的东西，被移出理念这个理性的产物，而且11和存在绝对对立起来了，——一旦理性作为实践的能力，不能被显示为绝对的同一性，而是在无限的对立中，被显示为纯粹的知性统一的能力，就好像它必须被有限的思维也就是知性所设想，那么，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存在］了。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对比鲜明的结果：对于知性而言，不存在任何绝对客观的规定，与此相反，对于理性而言，则存在着这样的规定。
对自身的纯粹思维、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以“自我等于自我”的形式出现，这是费希特体系的原理，如果我们单独而直接地坚持这个原理，就像在康德哲学中坚持作为范畴演绎根据的先验原理一样，那么，我们就有了可以大胆地说出来的真正思辨原理。但是，如果［费希特的］思辨越出了它为自己所建立的概念，并且把自身发展成体系，那么，它就抛弃了自己及其原理，从而不能回到自身。它把理性交给了知性，转而进入意识的有限性的桎梏中。它再也不能从这种桎梏中挣脱出来，把自身重建为同一性和真正的无限性。［思辨的］原理自身、先验直观因而处在一个不利的（schiefe）位置，对立于由它演绎出来的多样性。体系的绝对在被哲学反思把握到时首版作：“在哲学的反思面前”。［译注］首版指1968年出版的历史校勘版《黑格尔全集》第四卷《耶拿批判文集》，由哈特穆特·布赫纳与奥托·玻格勒编辑出版。只是以现象（Erscheinung）的形式显示自身，而通过反思被给予绝对的这种规定性，即有限性和对立，是不会被消除的。原理，主体—客体变成了主观的主体—客体。从中演绎出来的东西因此获得了纯粹意识的条件形式，即自我等于自我，而纯粹意识自身则是通过客观的无限性，即时间的无限（ininfinitum）前进，获得了一种有条件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先验直观12消失了，自我也不能把自己建构为绝对的自我直观。因此，自我等于自我也就转变为“自我应该等于自我”这个原理。理性被设定为绝对的对立并因此被贬低为知性，所以，这样的理性就变成绝对（dasAbsolute）必定会显示为它们的那些形态的原理，以及那些形态的科学的原理。
费希特哲学有两个方面，——依照一方面，它纯粹地建立起理性和思辨的概念，这使哲学得以可能；而依照另一方面，它把理性和纯粹意识合而为一，并且将在有限的形态中把握到的理性提升为原理，——必须被区分开来的这两个方面，必定会把自身显示为事情本身的内在必然性。［做这种区分的］外在的动因是时代的需求，首先是漂浮在这种时代需求中的、莱茵霍尔德的那些概述新世纪之初的哲学状况的论文。其中，费希特体系中真正思辨的方面以及因此是哲学的方面遭到了忽视，而无独有偶，谢林体系中有别于费希特体系的那些方面也遭到了忽视；这种区别就在于，在自然哲学中，谢林把主观性的主体客体（demsubjektivenSubjektobjekt）和客观性的主体客体（dasobjectiveSubjektobjekt）对立起来，从而在一个高于主体之处把这二者统一。
至于时代的需求，费希特的哲学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造成了划时代的影响，以至于那些声称与之针锋相对并殚精竭虑要把自己的思辨体系带入正轨的人，也以更模糊和更不纯粹的方式遵循费希特哲学的原理，对这一原理毫无抵抗。这样一个划时代体系接下来的现象是其对手的各种误解和拙劣的行为。如果我们在谈论一个体系时能够说它“行时走运”，那么，这是因为，虽然对于哲学的一种普遍需求并不能生出一种哲学来，——因为它会通过创造一个体系来满足自己，——但这种需求本身借助一种本能的倾向就会转变成这种体系。对于这一体系的被动接受来源于，体系所宣告的东西在内部已经存在，所有人都将在他的科学或生活领域中促成这一体系的有效性。但是，我们绝不能在这个意义上说费希特的体系“行时走运”。虽然有很多东西给时代的非哲学倾向造成了负担，但与此同时，知性和有用性越是与日俱增的重要，有限的目的越是知道如何主张自己，考虑到这些，越好的精神冲动就越是尤其在无偏见的、年轻的世界中变得有力量。诸如《关于宗教的谈话》这样的出版物并不直接涉及思辨的需求，因此，那些出版物和对它们的接受——以及更多的它们的尊严，这种尊严开始通过一种或晦暗不明或明确意识到的情感，而一般地把诗和艺术保持在它们的真正范围中，——意味着对哲学的一种需求，这种哲学将会由于康德和费希特的体系粗暴地对待自然而给予自然补偿，并且建立起理性自身和自然的协调一致（Uebereinstimmung），——但不是建立起这样一种协调一致，即理性必须宣布自己放弃自然，或者它只是自然的一个单调乏味的模仿者。相反，理性自身出于内在力量而把自己塑造为自然，所以建立起的是一种前后一贯（Einstimmung）。
这篇论文一开始就对哲学的需求、前提和基本原理等作了普遍反思。它们都有作为普遍反思的缺陷，其原因在于，由于使用了前提、基本原理等形式，通往哲学的入口还始终被遮盖得严严实实14。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必要对反思形式进行研究，直到有朝一日，哲学本身完全成为研究对象。其中几个极为有趣的主题将会在别的地方得到更细致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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