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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遗篇：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藏石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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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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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德铭、曹锦炎、孔震、王金波主编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ISBN9787547934661

出版时间2024-11

版次1

印刷时间2024-11

印次1

装帧精装

开本大16开

纸张铜版纸

定价580元

上书时间2024-11-19

武汉邗江古籍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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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藏 74 件石楬、碑刻、墓志、画像石，时间跨越东汉末到唐代 480 余年，通过考古、文字、历史、书法等多学科结合，以实物与拓本并置、原大与放大对照等模式，多方位、完整呈现展现这一地区近半世纪书体、书风的发展演变过程。
66 件高陵石楬有圭形和六边形两种，圭形石牌均有“魏武王”三字，另有镌刻“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石枕一件。这些铭文既有延续汉末典型隶书的面貌，也有受曹魏新风影响下的变化，还有成熟的八分书，更有楷书字态的呈现。各自独立又互有交融，面貌纷繁。
同时，高陵博物馆藏《后赵鲁潜墓志》《唐杨贲墓志》《北齐贾宝墓志》《东汉隶书残碑》以及东汉画像石，保存有诸多信息，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本书中的74件、1200余字的铭文，无疑是书法史、艺术史学习、研究巨大且丰富的全新资料库。

目录
孔德铭：前言 / 1
凡例 / 8
图版
高陵出土石楬 / 1
高陵遗址博物馆藏石刻 / 267
研究文章
曹锦炎：高陵出土石楬注释 / 339
武晓敏、孔德铭：曹操与邺城 / 360
王文超：鲁潜、杨贲墓志与曹操高陵 / 368
王文超：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藏汉碑考 / 372
石连坤：高陵石楬书法探析 / 381

《魏武遗篇：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藏石刻文字》前言

（安阳市文物局研究馆员，原曹操高陵管委会主任、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馆长）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他的《浪淘沙·北戴河》词中赞扬的这位英雄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曹操。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备受关注和争议的大事件，莫过于曹操高陵的发现与发掘。曹操高陵位于今天安阳市西北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南，北距漳河约一点八千米，为漳河河曲所拥抱。此处为丘陵和平原交界地带，向西为丘陵，浅山，沿漳河可进入八百里太行山，向东则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其西北不远即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户津。公元前二〇七年，项羽与秦兵战，引兵渡三户，即此地。
高陵西北约两千米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渔洋村。渔洋又称鱼羊，地理位置优越，岗上牧羊，水中捕鱼，正是古人所向往的富有安详的风水宝地，所以该村历史上称为鱼羊。渔洋村是明清时期繁华热闹的彰德府北部的重镇之一，经济繁荣，一度发行有属于自己村的票号。村北的漳河渡口过去一直是南来北往的水路码头，“漳河晚渡”曾是安阳著名的古八景之一。
渔洋村与著名的下七垣村一水之隔。漳河对岸，就是先商文化的代表——下七垣文化。根据考古调查渔洋遗址，发现有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商文化遗址及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历史文化遗存等，近万年文化一脉相承，五千年文明历史连续不断。一九九八年渔洋村东地和西高穴村之间发掘出的一块后赵驸马鲁潜的墓志铭，记载的鲁潜墓与曹操墓相对应的位置，成了十多年后发现的曹操墓的有力佐证。
一、发掘概况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是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建安文学的推动者。曹操归葬之地高陵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得到考古确认，并入选“二〇〇九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二〇一三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操高陵至今共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主要发掘单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参与单位有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安阳县文化局等。第一次发掘为二〇〇八年十二月至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此次发掘领队为潘伟斌，发掘工作逐步揭开了曹操墓的神秘面纱，在曹操归葬高陵近一千八百年后，曹操墓重现安阳殷都区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第二次发掘为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二年，发掘领队为张志清，执行领队为周立刚。主要发掘宋代守陵遗迹、四号陪葬墓，勘探调查了陵园及周边文物埋藏情况；同时组织专业人员在墓葬周围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确认了陵园和建筑遗迹的存在。第三次考古发掘为二〇一六年十一月至二〇一七年五月，发掘单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曹操高陵管委会，领队为周立刚。此次发掘是为了配合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建设，主要发掘了陵园遗迹，包括神道、拜殿、南侧配殿、围壕、陵墻、闸门沟、晚期墓葬等遗迹，找到了陵园礼仪性建筑等，还原了陵园的基本范围、布局、规制和历史文化沿革等，展现了一个完整的高陵。
曹操高陵陵园坐西向东，平面长方形，西部已遭破坏，现存东西长度约一一〇米，南北宽一三〇米。
1.垣墻
平面呈长方形，现存东、北、南三面。东基槽长度九〇点五米。基槽宽度二点八至二点九米，现存深度为〇点五米左右，此应为陵园的垣墻基槽。在东部基槽正对M2墓道位置和北正中各有一个宽五米和三米的缺口，应为陵园东门和北门。
2.围壕
位陵墻的外侧，整体平面呈长方形。东部长为九三点四米。基槽口部宽二点八至二点九米，现存深一点八至二点二米，弧壁圜底。外周基槽东部正对M2墓道及内周基槽东门处也有一宽五米的缺口，北部在对应垣墻北门的位置也有一缺口，可能与门道有关。此外周基槽可能是垣墻外侧的壕沟。
3.神道
内外基槽东门的南北侧各有一列九个边长〇点四三至〇点六米的方形柱础自西向东延伸，东西相邻柱础之间距离三米，两列柱础之间南北相距四米。符合两汉时期陵墓神道的特征。神道从东门外向东延伸三五点五米，东部被闸门沟破坏。
4.东侧建筑遗迹外周基槽以东分布有建筑遗迹，仅存由方形夯土柱础构成的柱网，被神道分为南北两区。在神道柱础以北揭露南北八排夯土柱础，其中最南部一排东西向九个柱础，东段被闸门沟破坏，向北受发掘区限制未全部揭露。相邻柱础之间东西间距二点八至三米，南北间距为二点八至三点五米。南北宽二六点二米，东西长二九点八米。神道柱础以南揭露南北向七排柱础，其中最北侧一排被完整揭露，东西共计八个，东部被闸门沟破坏；南侧大部分在未发掘区。
5.南侧建筑遗迹
在M2与内周南部基槽之间另有一组建筑，其北部边缘距离M2墓道中线二九米。根据柱础的平面分布特征看，建筑由自东向西的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位于最东端，由四个较大的凸字形夯土柱础组成外边长四点六米、内边长二点五米的一个方形建筑。第二部分，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南北长约四点五米，东西宽约二点九米。第三部分位于小柱础西侧、整个南部建筑的中部，整个建筑外周东西长约二〇点五米，南北宽约八点四米；最西端为第四部分，由一四个大方形柱础和六个小方形或圆形柱础组成东西向长方形建筑。
另外，在曹操墓本体正西侧共发现大型陪葬墓四座。
在陵园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整座陵园揭露的垣墻和相关建筑都衹保留有基槽和柱础部分，且表面较平整，地面以上的建筑遗迹荡然无存，在附近也未发现建筑的废弃物堆积。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与曹丕的毁陵活动有关。据《晋书·礼志》记载，黄初三年（二二二）曹丕下诏要求“高陵上殿屋皆毁坏”，目的是“以从先帝俭德之志”。而曹丕应在毁陵之后，对留下的大片残垣断壁进行了清理，以表示对父亲的尊重。
整个陵园由神道、拜殿、南侧配殿、围壕、陵墻、门道、陪葬墓、曹操墓本体等组成，仿西汉、东汉帝陵布局，面积略小。布局谨严，合乎法度。高陵陵园是目前经过发掘的第一例东汉晚期诸侯王陵园，其规模明显低于东汉帝陵，但与诸侯王陵不见陵园的情况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充分体现了曹操“位在诸侯王之上”，又始终维护汉朝皇室地位的个性特征。
曹操墓本体位于陵园中心偏南，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券墓。该墓开口于第五号探方第三层下，平面呈“甲”字形，坐西向东，方向一一〇度，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组成。墓砖为特别烧制，长约四八厘米，厚约一二厘米。斜坡墓道长三九点五米，宽九点八米，最深处距地表一五米。墓口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二二米，西边宽一九点五米，东西长一八米。墓室面积约三八〇平方米。墓道两壁分别有七个台阶，逐级内收。与墓门交接处的墓道两侧，各有一道长五米、高四米的护墻，墻体内立有五根原木立柱作为龙骨，原木已经腐坏，树皮纹理清晰可辨。墓道填土内含有大量料礓石，经平夯实，十分坚硬。
墓门宽一点九五米，高三点〇二米，已经破坏，从清理情况分析，墓门有四层，外三层为砖砌，内一层为石门，顶部为砖券。墓室为砖室结构，分为前、后两室。前室呈方形，四角攒尖顶，东西长三点八五米，南北宽三点八七米。前室有南、北两个侧室，平面皆呈长方形，其中南侧室为弧形券顶，南北长三点六米，东西宽二点四米，北侧室为四角攒尖顶，南北长一点八三米，东西宽二点七九米，后室平面亦呈方形，四角攒尖顶，东西长三点八二米，南北宽三点八五米。有南、北两个长方形侧室，均弧形券顶，南北长均为三点六米，东西宽一点九至一点九二米之间。整个墓室均为石板铺地，十分平整，石板长〇点九五米，宽〇点九米。四个侧室全用石门封闭。铺地石板部分已被破坏，石门皆被破坏。从出土的石质墓门残块看，部分墓门上应当有精美的画像石。画像内容丰富，技法为减地线刻，画法娴熟，刻工高超。
曹操墓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文物九百余件，但大部分已被扰动，可复原的器物四百余件，主要有礼器、兵器、车马器、装饰品、钱币及日常用具等几类。以质地划分，出土遗物有金、银、铜、铁、玉、骨、漆、釉陶、陶、瓷器、石器等。包括各类陶质模型明器、铁甲、铁剑、玉珠、铜印符、刻铭石牌等，其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内容的多件圭形石牌极为珍贵，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文字依据。安阳(曹操）高陵的发现与发掘，为汉魏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为研究汉魏帝王陵寝制度、丧葬文化乃至汉魏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二、出土石楬及文字文物概况及价值
高陵出土的许多文物，如石牌、画像石和一些铜器等，上面都带有文字。其中，共出土刻铭石牌六十九块，据统计，石牌上的文字就达到三百余字。石牌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一〇点八厘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六边形石牌均长八点五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石牌制作规整，刻铭文字多为规整的汉隶，文字大多清晰可辨识。圭形石牌皆刻有“魏武王”，多为兵器之属，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六边形石牌的刻铭内容均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所记物品以衣物类最多，如“黄绫袍、锦领袖一”“白练单衫二”等，其次是器用类，包括陈设器具、文房用具、食具、沐具等，如“三尺五寸两叶画屏风一”“书案一”“沐具一具”等，也有少量丧仪之物，如“玄三早绯”“璧四”等。另外，高陵遗址博物馆内还收藏有其他石刻及“七女复仇”“宴饮出行”“义人赵宣行善”“车马出行”等画像石等，保存有诸多的文字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曹操高陵出土刻铭石牌在形制和功用上与木楬相似，在大小上也更符合楬的尺度，用于标示墓中随葬之物，挂在陪葬物品上，作为随葬物品签牌。可以说，高陵出土刻铭石牌在形制上吸收了东汉墨书木楬的元素，并在形式上进一步创新，以石材代替竹木，以刻铭代替墨书，成为曹魏皇室墓葬中极具个性的存在。
曹操高陵出土的刻铭石牌负载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信息，不仅为证实墓主身份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为研究汉代物质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考古新材料。石牌文字记载了大量的随葬器物名称，其中一些器物名称前所未见，给名物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为研究古代服饰、器具提供了珍贵的出土文献，这些内容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古器物的认识。
三、研究论证情况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七日，曹操墓发现的消息对外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成为二十一世纪初最大的文化事件之一。为此，河南省文物部门在北京、郑州、安阳、内黄等地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综合专家意见，可从以下方面解读曹操高陵。
（一）墓主人地位和身份
曹操墓本体规模巨大，总长度近六〇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洛阳市发现曹休的墓葬，也是东西向，但该墓仅带有两个侧室，墓葬规格要比曹操墓小很多，也未见封土，随葬器物也以朴素的陶器为主，符合曹魏时期“不封不树”的墓葬特点以及曹操、曹丕所提倡的薄葬制度。在西汉和东汉时期砖室墓葬的形制一般多为券顶或穹窿顶，东汉晚期开始出现四角攒尖顶，并在以后的两晋时期流行，特别是多数高规格的墓葬多采用这种形制。
墓内出土的石圭和石璧等也都是帝王身份的人使用的东西。在汉代帝王死后多用玉圭和玉璧，而曹操死时正是国家动乱时期。圭和璧是帝王去逝后随葬的必需品，即便该墓使用的是石质，也同样标明墓主人身份之高，非王侯级人物莫属，这一点也与当时国家经济状况和曹操的遗令相吻合。
墓葬内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陶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主要有鼎、壶、盘、案、罐、灶、井、耳杯等。尽管所出陶器的质地和造型都不是十分精美，但器物组合完整，仍显示出墓主人非凡的身份。其中，陶鼎经过修复共有十二件。用十二件陶鼎随葬正好表明了曹操是以天子身份下葬的。
（二）墓葬时代
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东汉晚期特征，年代与曹操去逝的时代相符，“七女复仇”画像石在江苏徐州、山东、河南南阳等地东汉晚期的画像都有反映，时代都应该是东汉晚期。
墓内出土的各类带有文字的刻铭石牌，共计文字有近三〇〇字。这些文字是典型的东汉晚期文字，即所谓的“八分书”。文字书写方式与东汉晚期的《张迁碑》的文字非常相似。该碑刻于东汉中平三年（一八六）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县)境内，于明代出土。张迁碑现存于山东泰安岱庙。《张迁碑》和《曹全碑》都为汉末名碑。碑中字体大量渗入篆体结构，字型方正，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
墓内出土铭牌文字有“黄绫袍、锦领袖一”“丹绡襜襦一”“白练单帬一”“绒二幅一”“绛白复帬一”“白练单衫一”“玄三早绯”“绒手巾一”“沐具一具”“木墨行清一”“竹簪五千枚”“涞（漆）唾壶一”“香囊卅双”等，均是东汉晚期人们日常穿戴的衣服和使用器物的种类。
（三）墓葬位置
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证明，当时的豹祠就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约一千米处。地点在安阳县安丰乡北丰村。这座大墓正在今天西门豹祠遗址的西面约七千米，邺城西南方向约一四千米处。
墓葬位置与一九九八年出土的后赵驸马都尉鲁潜墓志记载的位置完全一致。一九九八年，西高穴村西砖厂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三四五）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墓志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这是距曹操逝世时间最近的对其陵墓位置的记载。
（四）墓内出土曹操个性化的物品
墓内随葬物与曹操个性特点相符合。文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曹操《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规模较大，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所出土大量的陶器也是火候较低，造型朴实。兵器、石枕上的铭文也可证均是曹操“常所用”的物品。“常所用”是当时东汉晚期上层社会的习用语，意为“平常使用”，以“常所用”兵器、石枕等随葬，与曹操死后史书所记载的“敛以时服”正好吻合。
刻石铭牌文字的主要内容记载了随葬的种类和数量，具有曹操个性化的特点。特别是“挌虎”等字，“挌虎”意思是与虎搏斗，能与虎搏斗者应该力大无比，武功超绝。历史记载曹操“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擒猛兽”，用“挌虎”来形容曹操生前使用的兵器，二者正好相吻合。“黄绫袍、锦领袖一”“丹绡襜襦一”“单帬”等，也都是东汉晚期人们日常穿戴的衣服种类。
墓内出土的石枕，上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文献记载曹操生前有颈椎病，石枕可以起到按摩颈部、减缓痛疼等作用，这也可证明是曹操生前所用之物。
（五）文字
墓内出土带有文字的铭牌共计有六十九块，总字数有三百余字。其中带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的共有四块。认定曹操墓最直接和最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等器物，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本人。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魏公”，后进爵“魏王”，死后又谥“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武皇帝”。出土的刻铭石均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称谓，符合历史史实。另据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考证，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十八条把曹操直接称为“魏武王”的记载。可以说从墓内出土的文字直接证明了墓主人确为曹操。
（六）人骨鉴定
考古发掘过程中，在墓葬后室的南北二个侧室各发现一具木棺，虽然已朽，但痕迹仍在。墓葬内共发现有三具人骨架。其中在后室发现两具，南侧骨架保存相对较好，在前室靠近门外发现一个人头骨。由于该墓葬多次被盗，人骨架被扰动，现位置应该与原始的位置相差较大。在墓葬后室的西北角发现一具老年男性的头骨，经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人骨鉴定专家鉴定，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与曹操终年六十六岁吻合，此应为曹操的遗骨。
（七）与洛阳西朱村曹魏时期大墓的互相印证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西朱村发掘曹魏时期大墓一座。墓葬位于洛阳市寇店镇西朱村南约六五〇米，西侧距曹魏时期圜丘遗址约二点五千米。墓葬为带长斜坡墓道的明券墓，东西向，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墓葬土圹东西全长五二点一米，墓道南北两侧壁留有七级水平生土台阶，墓室为青砖砌筑，均残损严重。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共约五百余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石璧四件、石圭一件和三六〇余块刻铭石碑（石楬）。石牌为平首斜肩六边形，长约八点三厘米、宽四点六至四点九厘米，上部有一圆形穿孔，一面有阴刻隶书文字，内容丰富，包括衣衾、葬仪、器用、陈设、文房用具、梳妆用具及饰品、食物、戏具、杂具、车马等。石牌的尺寸及书写内容、格式与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铭石牌相似，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和等级指向。洛阳市西朱村曹魏时期大墓可以与安阳曹操高陵在时代、墓主人等级等方面互相印证，也为曹操高陵的认证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上千年曹操高陵之谜，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今日终于得解！
《魏武遗篇：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藏石刻文字》是第一部全面展示和研究曹操高陵出土石楬（刻铭石牌）及其他文字文物的专业著作。本书共搜集曹操高陵出土与发现的石楬（刻铭石牌）六十九块（拼接后六十五件），石枕一件，碑刻、画像石等相关文物八件。该书编写始于二〇二三年五月，按照编写计划，先后对文物进行整理、修复、拓片制作、拍摄及资料搜集与研究，至今已历时一年多。该书以曹操高陵出土与发现的石楬为主，搜集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收藏的其他相关的文字文物，采用照片、拓片并重的形式，资料翔实，图文并茂，编辑精心，力求全面准确反映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考古发掘出土和收藏的文字文物的全貌。在本书内还附录近期研究高陵、石楬及其他方面的文章，以增加本书内容的可读性和科学性，为研究者提供基本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