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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哲学:莫斯科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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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维托利奥·赫斯勒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ISBN9787108065247

出版时间2020-04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9元

货号11223503

上书时间202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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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维托利奥·赫斯勒 出生在意大利的德裔哲学家，21岁获哲学博士学位，25岁通过教授资格论文。美国圣母大学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现为圣母大学德语系、哲学系和政治系的Paul Kimball教授，被西方学术界誉为“少数几个21世纪还会有人读的当代西方哲学家”之一。出版著作30余部，被翻译成16种文字，他的巨著《政治与道德》（近1000页）1997年在德国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延续几年的讨论。 
邢长江，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2016—2017年，赴美国圣母大学访学，师从维托利奥·赫斯勒。研究兴趣为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

目录
译者序 

中文版序 

德文版序 

导论 

第一章 作为新的政治范式的生态学 

第二章 生态危机的思想史奠基 

第三章 生态危机的伦理后果 

第四章 经济学与生态学 

第五章 生态危机的政治后果

内容摘要
导论

出于各种原因，1990年在莫斯科的关于生态危机的哲学演讲看起来都可能是荒唐的。首先，这个主题看起来就是有问题的：无可否认，生态危机是一个急迫的政治问题，但是哲学与它有什么关系呢?哲学当然不能预测气候灾难是否可能发生。类似地，如果要让哲学在使某个技术更加环境友好或环境不友好这个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那么哲学也恐怕会不堪重负。当然，生态危机一定与不同的学科有关——包括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工程科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但是为什么它也与哲学有关呢?如果哲学把这一领域出让给与之竞争的单个学科，并且自己专注于从未听说生态危机的哲学的传统学科，那不是更好吗?而且，即使从理论上说，这样一个新的学科是有意义的，可为什么要在莫斯科——尤其是在1990年的春天——发表以下这些初步的、发散性的思考呢?身处危机之中的我的听众们想从一个西方的哲学家那里听到的，难道不是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对1989年这革命性的一年的看法吗?——毕竟，因为东欧剧变和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哲学的现代合法性体系遇到了明显的挑战，所以这也许是后“冷战”时代的最有意义的一年。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可以事先向你们保证：对于1989年的历史哲学的反思事实上会在后文中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可以说，1989年是欧洲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即使我们还不知道事态如何发展，也不知道这对人性而言是好是坏——因为好或坏(甚至是后者)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全面的历史哲学的角度——即超越未来几年的直接任务(比如对德国问题的处理，或更为重要的苏联的宪政改革)——来澄清事态可能发展的模糊方向，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此有更好的理解。更别说，如若不对生态危机有所思考，那么这样一种澄清也就是不可能的。即使在1989年的秋天之后，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这种对生态危机的思考。因为与之相比较，即使是欧洲的权力分配也只能算是一个第三重要的问题。生态灾难是不久之后将会爆发的劫难——尽管为了避免这一劫难而用尽全力，尽管用了各种策略去延缓与抑制这种劫难，现在的大多数的人都已经确信这一点；它构成了更为发达国家中的年轻世代之所以有如此的人生态度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养成如此态度的过程确有其讨嫌之处——因为这很容易只会使人变得听天由命和漠不关心，更坏的是，这甚至会让大众沉湎于狂热的享乐主义中，并且会让知识分子染上一种病态的犬儒主义——即只会满足于看似必然的东西，限制自己不要贪婪到在世界这杯水倾覆之前想要去喝光它的最后一滴。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危险一定不能被用于为压抑和向深渊的直接沉沦做合法性辩护——对于任何人都是如此，对于哲学来说更是如此。压抑并不能与哲学共存。因为哲学不得不与真理相关，它不与这样或那样的正确性相关，而只与存在的整体(das Ganzedes Seins)相关，并且在这种存在的整体之中，人——作为我们所知的唯一能够听到道德法则之声音的自然存在者——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哲学必定不能漠视其命运。如果当某一个民族自身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和活的自然之大部分受到威胁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特别是在形而上学领域(即最高的原则的理论）中登峰造极的那些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朗基努斯、库萨的尼古拉、费希特)———能够坐视其时代发出的呼

……



精彩内容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包括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在内的各种机构都在付出努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生态灾难将会对人类造成严重影响。这是怎么发生的？未来的人会以我们今天已经经历的方式面对危及地球安全的问题吗？鉴于这种已经发生的生态危机，亡羊补牢是否还有意义？
    维托利奥·赫斯勒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颇有预见性地提出以上的问题，并以演讲的生动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仅凭经济政策、措施，生态危机无法被克服。价值和观念的改变才是前提，必须以自然的观念为核心，重塑人类的价值观。必须跳出现代科学的大部分历史轨迹，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目标是建立一种将理性的自主性与自然的独立尊严相结合的自然哲学。

媒体评论
面对生命和疾病的本质，面对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复杂影响，加上人类对自身奥秘的了解还只是冰山一角，医生能做的只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安慰不仅是情感上的抚慰，更重要的是要去帮助病人解决好生死观，疾病观，健康观，不乱糟蹋自己的身体，同时知利害得失，也知进退收放，而不是永不言弃，到生命的终末期，安顿灵魂，减少痛苦，维护生命尊严。
    ——韩启德（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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