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国学茶座》的创刊目标是“普及国学知识，发表国学新见，培育国学新人”。基于这样的目标，该杂志的读者应以大学生以及低于大学生的高中生、高于大学生的研究生、青年教师为主，同时，从事国学相关工作如编辑、图书馆、企业文化教育、对外汉语教育（孔子学院）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以及一般国学爱好者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该杂志既注重知识的介绍，又注重探幽抉微，阐发新见。典籍之流传，学问之演变，人物传记，史事本末，诗文品藻，文字训释，均所提倡。总以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是所宗尚。
精彩内容
杂家是怎样炼成的？——傅振伦的杂家气象与治学品格王京州先秦两汉时期的杂家是一个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的哲学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尊奉为九流之一，后来相沿成例，古典目录学的著作无不将其列为子部的重要门类。引而申之，又可以“指知识广博，对多种学科均有一定研究并能融会贯通的人才”（《辞海》义项三）。曾几何时，“杂家”一词又带上了贬义的色彩，说一个人是杂家，等于是说此人没什么专业本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现代的学者无法自致博大，学问稍涉博杂，往往便不能专精，杂家词义色彩的转变，透露的是当今精细学术背景下治学者的尴尬和无奈。往前追溯至民国，既博且精尚是学界普遍的学术追求，而这种博大精深的治学气象，在老一辈学者的身上仍有留存。只不过，不同学者表现出不同的面向，有的专精，有的博杂而已。我在读《杨向奎学述》时，就发现杨先生治学面极广，从经学到史学，从墨学到红学，从经济制度到社会思想，从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直令人叹为观止。但很少有人将杨向奎先生定义为杂家，杨老也从不以杂家自居，大概专精尚是先生更重要的面向吧。位于暨南大学图书馆一楼的保存本书库，同是河北籍的两位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系列中的《杨向奎学述》与《傅振伦学述》插架在同一位置，比邻而居。傅振伦先生治学兴趣虽未延及自然科学，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里，实在是纵横捭阖，无往而不在。他先后驰骋于三馆之学（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方志学、考古学、陶瓷学、科技史等诸多领域，而这些领域本身就极为广泛，几可谓浩漫无边，而傅先生在每一领域都有所树立。读罢喟然而叹，人称杂家又以杂家自许的傅振伦先生，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杂家”学者。《傅振伦学述》一开篇即宣称：“我一生兴趣多端，杂而不专，及老百无一成。惟平生写作不辍，芜杂寡要。”“兴趣多端”“写作不辍”，反映出先生治学的精勤；“杂而不专”“芜杂寡要”则是先生对治学特点的夫子自道，既是对实情的描绘，也透露谦抑的心态；但“及老百无一成”的表述，则显得完全是“言不由衷”了。“杂”“芜杂”固然体现为“一生的著述，不包括未发表的，其数量有400多种，约370万言。尝董理旧作，计有方志、史学、科技史、瓷器、考古、博物馆、图书馆等诸方面篇章”，但接下来所称的“一一细考其所为，似亦颇有可述者”，则表露的又完全是一种游弋学术的得意之情了。1929年8月17日，时局飘摇，风雨如磐，北平宣武门内的鸿春楼上，一批生机勃勃的青年学者，正自发组织成立一个新的文学社。因为社员大多来自北方的山东、河南和河北，其中尤以河北籍学者居多，当时号为“北学派”。时隔一个甲子之后，作为社员之一的傅振伦饶有兴味地回忆起这件事，对那些曾经的挚友们如数家珍：社员有王重民，目录学家兼敦煌学家，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交换馆员时，留法数年，游英、美、意、德等国，著作累累；孙楷第，小说史家，有《沧州集》；还有经学家刘盼遂，明清史家谢国桢，西夏文家王静如，甲骨文家孙海波等等。我乃杂家也。傅振伦将他记忆中的社员们各冠以某一专家的名号，王重民虽是例外，但只要稍费笔墨，也不难概括为“目录学家兼敦煌学家”。只有傅振伦本人无法以一两个名号概指，只好自称为“杂家”。一句“我乃杂家也”，既包含了调侃和揶揄的意味，又分明是充实而得意的顾盼姿态。傅先生治学的范围极广，他涉猎的各门学问，彼此之间似并无紧密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乱如散钱。对此傅先生曾尝试用“爱国史家”一线贯穿：总的来说，我的兴趣虽广，人称杂家，但却有一个基本不变的治学基调，那就是爱国史家。可以说，无论我研究什么问题，出发点都是本着爱国主义。……事实上，我的兴趣表面上看虽广，其实还是围绕着史学这个中心。方志是一方之史，科技史乃一部分之史，三馆和文物考古、整理古籍文献都是为史料作准备，因为文献有记录之文献与实物之文献之分，这些都是史学的重要史料来源。但爱国史家不过是杂家变换了一种说法而已。不必细究傅先生所从事的三馆之学、方志学、陶瓷学等是否都能笼括在史学的范围之内，即使能笼括在内，史学本身也是包容极广的。在某种意义上史家与杂家同，而爱国不过是那一时代绝大多数学人的共同基调罢了。散钱是串起来了，但并不历历如贯。我认为反倒不如先生反复自称的“杂家”来得更妥帖，更直截了当。那么，本文想追问的是，“杂家”傅振伦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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