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今解

如何看待《道德经》的文本误读

应当承认，历代的《道德经》注释者，无不以发掘文本中的“原义”为初衷。尤其是以《河上公老子章句》为代表的那种“就经为注”的注释形式，可谓字字皆以“得秉笔人之本意”为要旨。可问题在于， 作为文本的《道德经》是一个生成系统，所有与此相关的解释都是其意义系统的有机部分。所谓“原义”也并非一个静态的、可用明晰的逻辑语言抓到手的东西，而是研究者们“读”出来的，很难说没有注释者本人的前理解结构在起作用。当某论者发现了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并宣称“得之矣”时，我们却不禁要问，注者进行判断的先验原理或真理之尺究竟是谁给出的？更诡异的是，当注家正醉心于自己的某种“结论”时，另一位论者却又“读”出了不同的“原义”。用王船山与谭献的话说，即“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姜斋诗话·诗译》），“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复堂词话》）。

论者在“读”后各缘所会，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么，究竟如何判断各家之说是否正解、定解？其判断的依据究竟是什么？还是要看是否符合作者的“原义”，这在事实上又回到了原点。在诠释《道德经》时，我们还会发现，不少注家摆出一种历史实证主义的姿态，似乎“下必有由”，而实际上不过是在自圆那别出心裁的一家之得。笔者以为注家之所以如此，恐非故弄狡狯，实因诠释经典本身确实大非易事。

更有甚者，不少注家会拿出某种“经典文献”（如《韩非子》《庄子》《史记》），来为自己的成说张本，并说此书陈义更高，但真实的情况恐怕是他本人对其他经典并不熟悉。

说到底，这还是来自解经本身的困难。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困难呢？

从“文本论”的视角看，首先，《道德经》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结构，每一位注家都具有某种“阐释的自由”，尽可称其心而尽言。又由于我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各学科、各维度之间并无严格的分野，故不同的学术背景、专业特长的学者皆可从自身所专擅的某一点，对《道德经》进行读解。至于那些舛误百出的“圆谎式的诠释”，就更不必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