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的“中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的政局与人物

后记

这是我关于宋代文史的第四本书。写完第六章的时候，已是2021年2月27日的凌晨一点半。第六章是关于绍兴三十二年年末，宋金在德顺军对峙时的种种，后以对西军统帅吴璘的一段描摹而结束，写完颇有一种怅恨与难以名状的满意感。终于是将这段历史书写出来，画了一个句号。彼时还在犹豫是否要写一个尾声来交代隆兴北伐前后的事情，以作为对绍兴末年政局的一个补充和再审视。待尾声写完，乃在此年3月7日的晚上。

宋代经历了靖康之难后，许多文献因此失传。但有关两宋的各种史料仍然浩如烟海，宋代方方面面制度的变化又非常繁多，笔者在努力揣摩历史事件背后的内在逻辑和尽力还原历史“可能之真相”时，难免有所疏漏。或囿于学识之浅陋，史料文献之未能尽稽；或窘于方法上的浅薄，妄下一二“自圆其说”的论断。种种不足，尚待方家和读者朋友包容与批评指正。

之所以选择以“绍兴三十二年”为一个切入点来考察这段历史，粗略来说有以下两点的原因。笔者在学生时代初对于文史的兴趣，更多关注在故事本身，如王朝之兴衰、帝王将相之成败等。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则提供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视角，从一个更具体的时间截面来剖析一个王朝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人物的内在困境，这就使得读者能够从更细致的角度去认识相对更宏观的历史问题。工作以后，曾拜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该书对鸦片战争的深入挖掘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读来令人豁然开朗，不免对历史细节的探索和叙述都产生了一种心驰神往的渴求。

这固然是颇为久远的一种“缘起”，从拙作自身来说，选择这一年作为审视南宋历史的角度，是因为绍兴三十二年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大事、小事，许多后人耳熟能详的人物都在这一年登上历史舞台，且绍兴三十二年前后，正是南宋由“绍开中兴”的绍兴体制走向宋孝宗时代所谓的“乾淳之治”的过程。

本书由楔子、六个大章与尾声组成，其写作顺序即如目录所示。在初的构思中，便有了撰写“中兴四大诗人”的念头。绍兴三十二年前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四人都已经在宦海中经历了初的磨炼，四个年龄极其接近的大诗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遇到了哪些问题，有着怎样的悲欢忧乐，又折射出当时怎样的政治格局和官场文化，成了一件十分值得叙说的事情。除尤袤在当时尚未与宰执重臣有太多联系之外，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都已经与朝廷的高层有了或多或少的关联。尤其陆游、范成大二人与秦桧余党宰臣汤思退的关系较为密切，且因此影响到二人的仕宦。

张孝祥作为第二章的视角人物，亦有着一番笔者对他诗词之偏爱的理由。多年以前，笔者的一位友人谓其爱孝祥词，乃将其《六州歌头·长淮望断》诵于某听，遂使笔者也开始接触到这位词风瑰奇雄伟的诗文大才。而张孝祥作为少年得志的状元，其与宰臣汤思退在当时的朝堂上更是密切非凡。考察张孝祥之际遇浮沉，不能不为他受汤思退之恩，而又心怀恢复壮志的矛盾感到扼腕与无奈。通过梳理张孝祥如何在汤思退的帮助下平步青云以及其在汤思退派系中的作用，展现了更有血有肉、有矛盾、有困窘的活生生之人物，尽可能地通过张孝祥这一角度，将当时朝堂台谏、两制、科举等制度如何运转，描绘在一幅画卷中，庶几可令人得管中窥豹之效。

第三章花了多的时间来书写。选择胡铨与岳飞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绍开中兴”这一体制的形成及其在绍兴末年仍然明里暗里存在的巨大影响力，正是因为他们二人是绍兴体制中突出的两个文武异类。即便如张浚、赵鼎由不免能曲意隐忍一二，但胡铨、岳飞却是始终与绍兴体制全然对立的人物。胡铨请斩秦桧的言论，即便千年之后读来仍令人感佩他的勇气；而岳飞的武功建树与被害的曲折过程则更是有着值得梳理真相和辨正本源、剖析深层原因的必要。从对二人的政治迫害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南宋朝廷是如何运转的，其谋求偏安的政治路线如何成为压倒一切的纲领，赵构、秦桧的君臣独裁是如何形成以及后续的影响延续到绍兴末年仍然具有怎样的意义。理解绍兴体制，是弄清绍兴三十二年前后诸多重大事件的一个基础，正是因为这一体制的存在，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才具有“荒诞的正确性”。

第四章将视角放在高宗赵构与孝宗赵昚两代天子新老交替的历史事件中进行叙述和分析考察。赵构炉火纯青的帝王术在谋求议和的过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从张浚、叶义问、汪澈、朱倬等宰执重臣的进退中，更不难看出这位赵官家的种种手段和布局。后半章则主要着眼于新天子赵昚在宫府冲突前后，作为一个锐意恢复的年轻皇帝是如何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以台谏来帮助自己集权，憧憬中兴武功的种种情况。

第五章选择了周必大和辛弃疾作为叙事主角并加以比较。周必大仕宦的时间较长，又位登宰辅，与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有过交集，甚至私谊紧密。其留下的文献也成了考察绍兴末年和孝宗朝的极为重要而有价值的史料。相较于陆游、杨万里等周必大之友人，这位孝宗朝久在中枢的宰辅大臣是一个真正懂得为官之道的人，通过梳理其在绍兴三十二年的一些言行、奏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周必大的立朝风格，对我们理解绍兴末年到孝宗统治时期的南宋政治格局、文化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辛弃疾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其向张浚的献计献策，但由于史料的缺失，关于内中许多细节只能由今人做一番揣测而已。辛弃疾的仕途之坎坷，也正是整个南宋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并非仅仅因为他个人的性格。

第六章将叙事重点放在了长期以来容易被忽视的宋金两次德顺军之战以及吴璘西军被迫班师撤退的事情上。大约当时为了顾及太上赵构和皇帝赵昚的面子，有关吴璘所部西军主力在德顺军的战争经过，史官可能做了许多隐晦的处理，以至于现存的宋朝史料较为疏略。从金人的史料与吴璘的神道碑（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中，我们才能够基本重建西军经略关陕，乃至在德顺军两次决战中的具体情况，并试图描述一些细节问题。但金人史料多扬胜讳败，不实之处不少，而神道碑之体例也多是为传主褒美，因而都必须做一番辨别和取舍，才能相对看清当时的真相。要言之，吴璘的西军在关陕确乎曾占据了较大优势，若能得到朝廷的全力配合，守住关陕新复的十六个州军应当没有太大问题，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击溃徒单合喜所部金军而尽复关陕。但可惜的是，这几乎成了绍兴十年岳飞班师的一次翻版。不同的是，吴璘小心谨慎，奉诏恭敬，不敢辄有怨怼，又久镇川蜀，才没像岳飞那样遇害，而得了善终。然而我们仍应看到，吴璘西军的不败而败，是如何在绍兴末年成为一种必然的，在这一过程里，自川陕到东南的南宋文武之臣和两代天子又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对理解绍兴末年的政局都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在笔者的这本拙作中，基本贯彻了比较严谨有据的叙述分析，在一些必要之处都引用了史料来更好地呈现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剖析史料来重现当时的政治运转模式，而在一些故事性较强的段落里，也有一些小说笔法的运用，如人物的一些心理和对话等，但大多数仍是从史料中来，少部分属于笔者拙劣的“艺术加工”，以让读者能更身临其境，有更好的代入感和阅读体验。

文史类作品作为学术著作与历史小说之外的另一种叙述模式，笔者始终在思考和摸索该如何平衡严谨、深度与大众接受度。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知识碎片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人们往往已经没有耐心坐在桌案前读一本比较严肃的书，娱乐反而成为读书的一种目的。

但笔者始终坚信，对历史文本的书写应当是要有一定原则的，这条路也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并不因为市场导向的变化而失去其价值。我辈致力于笔耕者，正当不断努力，尽可能写出有趣而有一定深度的历史文本，以飨广大读者。如果能在传承文化这一事业上，有一些细微的贡献，那便是功德无量了。

总之，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和想法，自本书以来书写至今，虽颇有自觉会意之处，但疏漏、错谬难免，仍望批评指正，包涵见谅。

王晨 2021年3月15日

本书选取了南宋高宗皇帝赵构统治的后一年作为切入点，以绍兴三十二年前后的历史为横截面，深度剖析宋室南渡之后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时代人物的内在困境。帝国复杂的政治图景、宋金烽火再起的战争风云、绍开中兴体制下的文武群像，乃至南宋的种种典章制度、朝野生态，都在书中娓娓道来。

本书选取了南宋高宗皇帝赵构统治的最后一年作为切入点，以绍兴三十二年前后的历史为横截面，深度剖析宋室南渡之后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时代人物的内在困境。帝国复杂的政治图景、宋金烽火再起的战争风云、绍开中兴体制下的文武群像，乃至南宋的种种典章制度、朝野生态，都在书中娓娓道来。

王晨，江南人士，现居上海，从事文教类工作，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略通文史哲之一隅，喜读孔孟圣贤之书，庄老清玄之谈；常诵唐宋词章，时穷青史疑窦，致力于撰写接近历史事实、雅俗共赏的文史作品。已出版有《苏轼的诗词人生》《辛弃疾的诗词人生》《大宋文臣的品格》等

楔　子　绍开中兴的尾巴／ 1

章　中兴四大诗人／ 24

第二章　孤光自照：两难的张孝祥／ 74

第三章　胡铨的起复与岳飞之平反／ 129

第四章　绍兴内禅与龙飞在天／ 226

第五章　典型的成功官僚和非典型文臣／ 287

第六章　西军的黄昏／ 333

尾　声　新的年号，旧的轮回／ 386

参考文献／ 414

后记／ 420

本书选取了南宋高宗皇帝赵构统治的后一年作为切入点，以绍兴三十二年前后的历史为横截面，深度剖析宋室南渡之后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时代人物的内在困境。帝国复杂的政治图景、宋金烽火再起的战争风云、绍开中兴体制下的文武群像，乃至南宋的种种典章制度、朝野生态，都在书中娓娓道来。

王晨，江南人士，现居上海，从事文教类工作，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略通文史哲之一隅，喜读孔孟圣贤之书，庄老清玄之谈；常诵唐宋词章，时穷青史疑窦，致力于撰写接近历史事实、雅俗共赏的文史作品。已出版有《苏轼的诗词人生》《辛弃疾的诗词人生》《大宋文臣的品格》等

第六章 西军的黄昏（节选）

宋军此刻已在夹河战地中阵列完毕。外围摆开拒马，以阻拦金军铁骑突进，重甲长枪手密密匝匝地排列在拒马后面，忠义人马亦在其后作为支援，皆有令，临阵后撤者，斩！又以精锐重甲步兵为阵列中心，与装备神臂弓等利器的弓弩手位于一处，骑兵则列大阵左右两翼，以一名统制负责战场指挥，下设四名统领管带，又设正副将、准备将、部队将等各自统率所部，一阵凡三千余人，步军居阵内者凡一千二百人，阵心布置一千人。此即吴璘所创的所谓“叠阵法”。吴璘对金人与宋军的优劣短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曾谓： 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吴璘于是命令先以数百轻骑兵诱虏人出战，金军果然鸣鼓进军，其锐勇的女真本族武士皆冲锋而来，突袭宋军阵列，几乎是空壁而出，大约想一鼓作气，冲乱宋军外围的诸阵兵马。但吴璘已先治夹河战地，多设沟壕壁垒，西军士卒几乎无人慌乱，待金军至一百五十步距离，方以神臂弓兵起立，箭矢攒射，火力覆盖之下，虽然金军女真精锐披挂重铠，亦伤亡一片。

阵中外围两肋的骑兵此时多有出动，阻击切割冲锋的金军，而金人见状也将更多的铁骑投入战场，阿里喜（女真本族武士的傔人随从，谓之“贴军”）和各族仆从军蚁附于后，不计代价地直冲夹河战地内宋军的一个个阵列，宋金双方一时间白刃相接，进入残酷的血战时刻。

吴璘与亲卫立在一小丘上，得以清晰地俯瞰战场全景，他的大纛帅旗在身后迎风招展，猎猎作响。这位宣抚相公不时命亲卫下去传达命令，调遣兵马投入到战场的一个个角落与金军厮杀，双方苦战至天色薄暮，已到处都是死尸相藉，红褐色的血液染遍了夹河战地中宋军的壁垒阵列之内外，但金军仍在前赴后继地轮番猛攻。

每当一阵出现稍稍被金军压制的不利情形，吴璘便令亲卫传呼：“某将战不力！”阵中诸将听闻，无不畏惧宣相军法，即挥军殊死斗，几乎个个一马当先。

金军关陕地区的统帅徒单合喜自然也在城楼上观战指挥，他此番几乎出动了身边全部精锐的女真本族武士，重骑兵也已经轮番进攻，屡屡冲击宋军阵列，不可不谓坚忍持久，但还是无法击溃宋军的防线，无法令某一阵掉头而奔，出现宋军常见的一阵败北，而诸阵皆溃的情形。

吴璘临战把握战机的能力极强，他敏锐地注意到金军士气和厮杀的力度已经随着天色渐暗而迅速下降，这些金人毕竟不比当年了！他果断决定，将预备队都投到战场上！于是一队队作为后机动力量的西军铁骑在铿锵作响的甲胄兵器声和马蹄如雷震的威慑下，从吴璘周遭高喊着“杀贼！杀贼！”直冲入战场。

这位久经战阵的老帅预先就将预备队布置在夹河战地的高处，于是西军重骑兵们得以借俯冲的力量，凭高而下，一时间真是势如破竹，将困在低洼处的金军步兵和阿里喜、仆从军们杀得血流漂杵，而金军的铁骑则分散在宋军一个个阵列内外，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冲锋。就在这时候，金军中异族的仆从军和那些强行签发的汉军都开始丢盔卸甲地往身后的城池逃跑了。胜负的天平已然倒向了西军！

徒单合喜见状，知道今日再不收兵，只恐城池不保，于是下令鸣金撤退。

金军如蒙大赦，纷纷逃窜，只有精锐的本族女真武士尚能且战且退，后也终于撒腿就跑，半入城中，半入城外金军壁垒营寨。

可惜的是，吴璘此刻在德顺只有这三万兵马，若是能集结更多精锐和骑兵，这趁胜追击，或许便能完全冲散金军营垒，夺下城池，那时金军只有败逃的份了。

吴璘命诸军修整造饭，枕戈待旦。拂晓天色将明之际，他下令诸军主动突袭城外金军营垒，金人此番不敢再出营决战，于是坚壁不出。而兵力并不占优的宋军能够在坚城要塞之下反而压制住了人数更多的金军，这对金人的士气，尤其对其中仆从军、签军来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来一俘获投降的金军将校道：“自吾从敌百战，未尝见如此。吴公可谓神矣。”

至夜，天大风雪，徒单合喜为免这数万金军久困德顺，被吴璘调兵包围而歼灭，于是无奈在夜色中悄然引兵退出了城池，城外营垒也只是虚张旗帜，一夜之间，金军尽遁。

三月十二日（戊申），吴璘亲率兵马入城，西军终于克复德顺！

• ·····

可讽刺的是，新天子赵昚即位以来，东宫僚属们以从龙之功各个立登要路之津，反对关陕恢复的声音却也逐渐达到了一个。

原来，新君赵昚的两府宰执班子里，反对恢复关陕，主张退保川蜀卖力的便是天子在潜邸时的东宫老师、参知政事史浩。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指点官家赵昚，说过去诸葛亮北伐，必定要攻打陈仓和郿县，也就是如今的凤翔府，这是因为一旦克复凤翔，就能进逼长安。而汉高祖刘邦之出汉中，东取天下，也是经由此道。姜维掌蜀中军权之后却并非如此，反而舍弃诸葛亮的正确战略，多次从陇西狄道出兵，可得了临洮一带又有何用呢？如今吴璘用兵关陕，却正是在重蹈姜维之覆辙，不吸取姜维失败的教训，一旦有所失利，岂不是如姜维时候那样，连川蜀都要不保了么？所以应当加以晓谕，令吴璘趁眼下形势尚可，择便利全师退保蜀口，以为万全，以待来日大举北伐。不说主和势力，单说朝中倾向持重自治的大臣，也多是认为用归附的忠义人马和蕃落屯守新复州军也就是了，左右这些人折了也没什么可惜的，西军却应当退守蜀口，保住川蜀根本之地。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将关陕的民心当回事，更没把为西军箪食壶浆、应募从军的关陕百姓性命当回事。呜呼哀哉！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所谓“以俟大举”，只是为了掩饰“退兵”这一保守策略之遮羞布，全无半分可操作性。设想关陕不恢复，谈何从蜀中北伐？诸葛亮自蜀中兴师，兵出祁山，难道竟克复中原了么？

不难看出，史浩的论断完全是纸上谈兵！三国时期是否已经存在双马镫尚且存在争论，且严格来说，三国时期的战争中步军仍然是诸葛亮与曹魏双方在关陕对决的主要兵种和力量，骑兵成为野战的决定性力量应当形成于南北朝时期。而宋金战争时，金人战斗力的无疑就是其女真铁骑，若采用史浩所说的古来之正确策略，要在凤翔、宝鸡一带的关中平原进行决战，试问当时吴璘的西军是否有足够的骑兵足以在野战中击溃金军？

且吴璘本就是德顺军人，自幼生长在关陕，十八岁便以良家子从泾原军，与兄长同西夏人有交战经验，对于关陕的地形再了解不过，远非史浩这样的江南两浙之人所能比拟。

德顺军之重要还不光是前文所述的地理形势问题，据《宋会要辑稿》可知，如熙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群牧判官王晦言：

乞自今原、渭州、德顺军买马使臣任内，每年共添置马一万匹。如使臣买及年额，乞优与酬奖。所少马价，乞下买马司擘划及支川绢，或朝廷支拨银绢应副。勘会原、渭州、德顺军三处，三年买一万七千一百匹。

则显而易见，德顺军一带是产马之地，失去关陕的西马，则南宋便只能从西南少数民族手中买得马匹，如川秦马、广马之类，其数量、质量并在北宋之下。陆游便曾说：

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瘴乡所产非权奇，边头岁入几番皮。崔嵬瘦骨带火印，离立欲不禁风吹。圉人太仆空列位，龙媒汗血来何时？

但这些问题史浩全都选择视而不见，却拿千年前的蜀汉战争来硬套如今的宋金对决，这真是何等荒唐！

大约因为被史浩蛊惑，以及朝中重臣仍然多是赵构主和意志的附庸，加之来自北内太上皇赵构的压力，九月间官家赵昚便让史浩执笔，拟了一道诏书发给四川宣抚司，此即《赐四川宣抚使吴璘回师秦陇诏》：

朕比览卿奏，念卿忠劳，此心未尝一日不西向，而卿子挺又能坚守德顺，备殚忠力，世济其美，传之方册，可企古人。今若并力德顺，敌或遁去，进前所得不过熙、原，恐将卒疲毙于偏方，无益恢复。以朕料之，若回师秦陇，留意凤翔、长安，乃为大计。卿更审处也。卿所带忠义兵却须守挈老小，于秦州以里措置屋宇屯之，必得其用。比王彦之去，闻极迟迟，此深可罪，亦有曲折，拱知其详。卿且包含用之，方时艰难，人材不易得，卿当使过以责其后效。传不云乎：“师克在和”，此之谓也。边地多寒，卿宜益加保护，副朕注想。

这份诏令虽然没有直接勒令吴璘班师，但已经提出了这一建议，用天子的口吻说“以朕料之，若回师秦陇，留意凤翔、长安，乃为大计。卿更审处也”，便是让吴璘好好想想，好还是听皇帝的话，知道轻重缓急。又说王彦之军不至，是其个人之罪，要吴璘曲加海涵，说什么“师克在和”，如果不是朝廷没有严令王彦，没有令吴拱带军队前去会师，怎么会一步都无法从商、虢一带向东逼近，真正威胁到凤翔、德顺的金军主力呢？

却说虞允文自来到川陕担任宣谕使之后，这位具备较高军事天赋的兵部尚书已完全认识到了德顺军一地的得失干系到整个关陕的恢复与否，于是他在九月底得知了朝廷建议吴璘退师秦陇以保川蜀后，立刻抗章直言。

• ·····从虞允文的抗章上书中，可以显见，吴璘在亲率西军精锐主力赴德顺军之前，已经“先留兵二万人在蜀口，以万人在杀金平，以万人守大虫岭之天池”，对防备金军突袭川蜀做了详细的防御布置，根本就不存在史浩这类不懂军事的庸夫所担忧的那种可能。且德顺一丢，已经恢复的陕西三路土地、资粮甚至招募的民兵也等于全部拱手让给了北虏。虞允文实则已经很明白地指出官家赵昚的诏令中，所谓要让“忠义兵却须守挈老小，于秦州以里措置屋宇屯之，必得其用”是无法实现的错误指挥。因为“弓箭手二万乃土著之人，不肯徙家于近里州县”，这些招募的民兵都是安土重迁，不肯轻易离开本乡本土定居的土著百姓，怎么会愿意丢下家里的田宅，另往一切未知的秦州安住呢？虞允文甚至不点名地批驳了太府卿、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每以军兴乏粮饷的怪论，他说：“自去岁九月用兵出秦州，未尝自河池运一粒米出关以给军食，而诸州县城寨日下所管，见在尚三十余万石，而就籴之数不与焉”，纵然虞允文企图令皇帝改变心意，有所夸大，但西军在恢复关陕、节节胜利的同时得到了相当多的粮米，从而几乎自给自足，大约并非子虚乌有。虞允文更重申和强调：“璘自八月末与敌相持已近七十日，三大战之后，敌不能有吾丈尺之地。自璘回河池，今又半月，敌之智力，又不能有所逞。则是璘规摹措置，可以固守，已有明效。”换言之，此番决战以来，金军丝毫便宜都没有占到，并且我们得知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取得巨大战略优势后，吴璘从德顺军回到了河池，他所以在十月份请求与虞允文一起上书催促朝廷令王彦所部进军，正是因为他也收到了皇帝建议他退师的诏令，乃要做一番犯颜直谏的努力，企图争取朝廷对恢复关陕、击溃金军的支持，或者说至少不要掣肘。
•  

虞允文还告诉皇帝赵昚，自己实地考察后更是发现德顺军至仙人关的地形十分平坦，加之秦州也缺乏阻遏金军骑兵的有利地势，一旦德顺失守或者弃守，那么金军窥伺川蜀的办法和进军之路才防不胜防！他无比悲愤地表示，如果朝廷竟然非要无端抛弃关陕新复的十几个州军形胜之地，那么不如改任他人来取代自己川陕宣谕使的差遣，只要自己在这个职务上一天，就绝做不出苟且卖国的事情！

这等于已经不点名地指着史浩在骂他误国误天子了。

虞允文前后上章十余次，反对罢兵退师，主动葬送恢复关陕全境的大好局势。

可朝廷的反应却是，在十月罢免了虞允文川陕宣谕使，而改以王之望为宣谕使，那么被赵构从北内施加巨大影响力的南宋朝廷，究竟意欲何为，已经不言自明了。

虞允文仍然不愿完全放弃，他曾上书首相陈康伯，请他驳斥史浩的谬论，以成天子恢复旧疆的大业。然而陈康伯亦是赵构留在两府中的心腹宰执，他虽然颇为方正，却“牵于同列，不能回也”，实则倒并非完全是因为被其他宰执的集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