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前言：“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
陈?来*
本次会议**的题目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因此，对于目前国内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培养与学科发展，我想就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意见。
一、学科的理解
就概念来说，“中国哲学”作为人类智慧的一个部分，在内容上可以包括整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哲学思想体系，如孔子的哲学思想属于中国哲学，朱熹的哲学也属于中国哲学。但是作为学科，中国哲学（学科）则是指对于孔子哲学的研究，对于老子哲学的研究，对于朱熹哲学的研究等等，是现代教育与科研建制中的一个领域。就国内来说，目前各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点构成了本学科的骨干。
就历史而言，“中国哲学史”是我国现代人文学科建制中历史长久的学科之一，就历史的继承关系来说，我国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是从5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专业的教学研究演变而来的。而目前中国哲学学科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哲学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这在教学和培养方面尤其是如此。这一点应当不避重复地加以强调，即学科给本学科的研究生提供的主要是哲学史的训练，尤重视古典文本的解读与分析的训练，研究生论文以中国哲学史为其内容和范围（研究生须选修若干西方哲学课程，论文须借助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则自不待言，不在此处讨论）。
自然，所谓“中国哲学学科”的具体内容，除了中国哲学的专业教学和博、硕士生的“培养”以外，也包括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培养是研究能力的培养，学位论文都是研究主题的论文，所以培养也和研究有关。培养和研究在学科意义上的分别在于，培养的学科意义限于“中国哲学史”，而研究的学科意义则不限于“中国哲学史”。有的学者以中国哲学的观念和资料为基础而发展为哲学的研究，这虽然也属于中国哲学，但不属于中国哲学史，就目前来说，这些研究不是学科的主导部分，也不应该成为主导部分。
二、世界性的学科眼光
事实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早已成为世界性的知识领域和世界性的学术领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科。因此，在性质上，不能把中国哲学史仅仅看作为一种哲学建构的准备，而完全不理会中国哲学史的独立的学术意义。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日本的起步早于我国。日本中国哲学研究的布局完整，研究的力量雄厚，在各个断代、专书、人物、专题上都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前，日本学界曾在很长一个时期成为本学科研究的主导力量，其成果为欧美学界所必参考。欧美在总体上的研究固然不及日本，但不仅在中国宗教研究方面有长期积累，在理论分析上往往提出有影响的范式。目前，我国的研究已经在不少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但在一些领域仍然发展较慢，而发展我国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目标，就是全面树立我国学者研究在本学科的主导地位。
推进我国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重要的一点是要使本学科的学者具有世界性的学科眼光，既不能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一个学校的传统，也不能把眼光只限制在国内的学术界。首先，我们必须把学科的边界定义到整个世界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在这样的学科意识中来确定研究的方向和课题。目前我国本学科的博士点大多不失此种学科意识，但相当多的研究者特别是没有接受过博士训练的青年学者仍然缺乏自觉。从现在每年发表（和退稿未能发表）的论文中可见，重复性劳动仍然在本学科中广泛存在，而大量有意义的课题却无人研究；研究中不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现象相当普遍，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妨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从而无法保证本学科知识与研究的有效增长和进步。其次，我们要在世界性的学科范围中来把握学科研究的评价尺度，也就是要在世界性的学术社群中取得评价的标准，改变自说自话，孤芳自赏，自以为高，而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同行评价中的位置的狭隘眼界。这绝不是主张抽象的“接轨”，而是强调要内在于广大的学术社群来认识自己，真正了解本学科学术境界的高低标准，取法乎上，正确制定学术发展的目标。
目前，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很多学者对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不了解，不熟悉，这已经成为我们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我们许多学者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就中文学界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中国文史哲类专业的研究者和研究生论文都能较全面地收集参考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大陆学者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发表论文规范化写作的基本要求。但我们许多研究者的论著，在研究文献的收集方面和写作的规范化方面还做不到相等的程度。当然收集海外的论著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意识，从中文学界（大陆港台等）做起，逐步改善研究的品质。
比起哲学一级学科的其他二级学科来说，在总体上，中国哲学学科与历史学科中的中国思想史学科较为接近，因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往往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有时很难区分；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已经成为国外中国思想研究的主流。所以我们要掌握研究的主动权，我们要参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要回应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挑战，这虽然不必是每个学者都须如此，但应当视为学科的总体需要。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又必须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回应与中国哲学研究相关的各种挑战，逐步掌握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权。
三、研究的内在性和主体性
在我国，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大概从1910年代算起，学科的历史还不到百年。我个人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总体上“整理”和“重述”的基本任务还没有完成。整理和重述的基本性乃是基于三项有关近代转型的挑战：首先，对古代哲学思想的系统、客观的整理是近代学术的新任务，这是古代所没有的；其次，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白话语文的转变，这种整理必然要采取使用现代白话语文重述古代文本的形式；再次，此种现代重述的语言概念必然也必须借助近代转译过来的西方哲学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已经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构成为现代中文哲学语言的主体。
但是整理和重述必须以内在的理解为基础。其中的困难，除了语言的转变之外，冷战和两岸对峙及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冲突对中文世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泯除，也是原因之一。1950年代至1970年代，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走了弯路，不仅没有使我们在整理和重述方面顺利发展，反而造成了许多妨碍我们客观理解的思维定势，有些至今仍然根深蒂固。而近年传入的海外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些论著也有相当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往往也影响了对古代思想的理解与呈现，导致了解释的偏差，这些同样需要加以澄清。整理和重述的工作做好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因此，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我一贯提倡“内在的理解”和“客观的呈现”。内在的理解，就是以对原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分析为基础，在整理和重述中，注意中国哲学家们的思想的本来用意和主张，内在地把握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解决之道。这实际涉及到中国哲学意识的主体性问题。先入为主地认为世界各个文化中的哲学问题都与欧洲哲学一样，然后认为这些问题在欧洲哲学中得到清楚的表达和呈现，后在没有内在理解的状态下用欧洲哲学的问题规定中国哲学的问题性，用欧洲哲学的概念套释中国哲学的概念，这些在哲学史的解释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这种研究中，中国哲学往往只被当做论证欧洲哲学的例子，而失去了它的主体性。作为整理和重述的工作，我们必须以“心知其意”的还原精神，内在地揭示出中国古代哲人固有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式，以了解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独特性和对于普遍问题的独特解决方式，由此才能确立其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和比较哲学的支点。以此为基础才可能发展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以此为基础的比较哲学研究也才有真正的意义。当然，整理不可能完全离开诠释，但就哲学史而言，我们要就文本本身深入做内在的理解，了解它要说什么和要强调什么；诠释则是我们在了解它在整个哲学中的意义和位置，以及它与西方哲学的相似和差异的关联中，所发挥的进一步思考。在这一点上必须理直气壮地反对那种以伪诠释学观念，即以所谓前见来模糊乃至取消在文本理解上的对错高下的差别。事实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功夫端在文本的内在理解和重述的适切呈现。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是本学科发展的奠立时期，建立了本学科通史和通论的典范，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在20世纪本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冯友兰先生奠立了中国哲学通史研究的典范，张岱年先生奠立了中国哲学通论研究的典范。然而，无论在整理和重述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晚近以来，通史建设主导的时代基本过去，而专人专题的研究大有待于深入。同时，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宏大问题也需要重新加以关注，以改变目前完全趋向局部和具体研究的偏向。我们学习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不是只学他们写通史的方法，而是要学习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全部经验和方法。21世纪我们应当积极建立新的学科典范，这是我们的学术使命。而新的学科典范的建立，只有在内在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这也是我强调重视基础性问题的根本原因。

　　2013年5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规格之高，研究队伍之整齐，论文提交的数量之多、质量之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本书精选了与会学者的一批论文集结而成，主要围绕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院、国学院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钱穆评传》（合著）等。欧阳祯人，哲学博士，主攻先秦儒家哲学。现任武汉大学对外汉语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近年来发表学术性长篇论文50多篇，出版著作7部。

前言：“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陈?来）
一、学科的理解
二、世界性的学科眼光
三、研究的内在性和主体性
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
——对中国哲学史书写的若干思考?（柴文华）
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陈道德）
一、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研究我国先秦名辩学的得与失
二、符号学概观
三、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郭齐勇）
一、萧萐父先生的思考、贡献与启示
二、中西互动：中国经典诠释方法学的展开
三、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多重取径、前景与限制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胡治洪）
一、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相及其近代以来的际遇
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
三、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黄玉顺）
现象学儒学片论?（李广良）
思想生产与学术研究
——中国哲学研究方式之反思?（李景林）
引言
一、哲学与哲学史
二、思想生产与学术研究
三、中国传统立言方式及其启示意义
四、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当代思想和哲学理论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关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李维武）
一、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轴线
二、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总特点
三、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
四、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主要思潮
五、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六、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
改变从“时代性”的单一维度论衡中国哲学的思维定式?（李翔海）

会通思想渊源及现代价值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与前瞻?（任九光）
一、中国会通思想的历史渊源
二、中西会通之现实基础
三、问题与前瞻
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宋志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与
多重形式?（田文军）
一、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
二、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
三、以史论批判的形式研究中国哲学史
四、以哲学问题史的形式研究中国哲学史
实践过程的理性化：以中国哲学为视域?（杨国荣）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及其前景探索?（郑淑媛）
一、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二、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三、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在中国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前景探索
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艰难开拓及其未来展望?（周海春）
一、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开拓
二、20世纪中国哲学史建设提出的核心问题
三、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展望
体古今人性之常，通古今人性之变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周可真）
论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朱晓鹏）
当代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乔清举）
一、
从“在中国的哲学”到“中国的哲学”：
“中国哲学”概念的说明
二、
民族理性走向成熟的历程：
1949—1999年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三、结论：“哲学”的期待：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
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探析?（萧洪恩）
一、全球性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
二、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少数民族哲学自觉
三、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特殊价值

　　2013年5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规格之高，研究队伍之整齐，论文提交的数量之多、质量之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本书精选了与会学者的一批论文集结而成，主要围绕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院、国学院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钱穆评传》（合著）等。欧阳祯人，哲学博士，主攻先秦儒家哲学。现任武汉大学对外汉语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近年来发表学术性长篇论文50多篇，出版著作7部。

　　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
　　——对中国哲学史书写的若干思考
　　柴文华*
　　自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来，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就有过方方面面的思考和讨论，但总觉得还是“乱花迷眼”。在确立中国有哲学的前提下，通过对中国哲学史书写历程的反思，走自己的路，“海阔天空我自飞”a可能是当下难以逆转的趋势。在多维度的书写方式中，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应该是较佳选择。在这方面，杜维明对儒学的研究和表达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思考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哲学？如果有，可以接着谈；如果没有，何须再谈？
　　我觉得提出或支持“中国无哲学”观点的人都是以西方哲学为的参照，黑格尔、胡塞尔等不用说，即使赞赏中国思想的海德格尔、德里达也是如此。在他们眼里，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形上学、宇宙论、知识论，当然没有哲学；更何况，中国古代非但没有哲学学科，甚至“哲学”这个词汇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哲学？
　　这里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怎样界定哲学。如果说形上学、宇宙论、知识论是哲学，中国古代可能不发达，但说没有，那不是别人欺骗自己就是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按照冯契的理解，如果广义认识论也是认识论，如果辩证逻辑也是逻辑学，那么，中国古代不但伦理学发达，认识论和逻辑学也不算不发达，理所当然的，中国古代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按照牟宗三的界定：“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说明的，便是哲学。……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久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
　　总之，无论从哲学的普遍性还是哲学的特殊性出发，中国都有哲学。
　　二
　　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有一个从非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国有数千年的哲学思维成果，但古代没人有过哲学视域，所以哲学史自然没人系统整理，即使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也只是学术思想史。不过，这些学术思想史涉及中国哲学史的很多内容，是一种自发式、萌芽式、碎片式的书写。20世纪上半叶，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钟泰、范寿康等人有了自己不同的哲学视域，所以才有了自觉形态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
　　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写的部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它虽然具有较浓郁的传统味道，但也不乏对哲学的现代理解，并运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对中国哲学做了初步解读，蕴含了“以西释中”的书写倾向。首先，谢无量把哲学分为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同时还有“纯正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分类模式，与后来的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分类思路近同；其次，谢无量运用了许多西方哲学语言或概念来描述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如把道家的本体论概括为“道一元论”，把张载的本体论概括为“气一元论”，把程颐、朱熹的本体论概括为“理气二元论”，把孟子的性善说概括为“性善一元说”，把荀子的性恶说概括为“性恶一元说”，把杨朱学说概括为利己主义，把法家的政治学说概括为功利主义，还用同一律探讨庄子的《逍遥游》等。再次，谢无量已经初步具备了中西哲学的比较意识，如认为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仅仅是一种“想望”，而在中国远古时代却是一种历史的事实；认为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墨子的兼爱虽有不同，但同出于“仁之一念”；认为孔子的仁与佛教、基督教有所不同，佛教、基督教的仁是平等之仁，孔子的仁是差别之仁，等等。
　　尽管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开了“以西释中”书写方式的先河，但仅仅是初步的，而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冯友兰19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确立了成熟的“以西释中”的书写方式。他们不仅确认了以西方哲学的框架诠释中国哲学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提出了一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书写的中国哲学史尽管现在看来有一些削足适履的偏向，但在当时确实给人一种新鲜的现代感受。此外，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虽然正式出版于1958年，但在1937年就完成了初稿，1943年还印为讲义，应该算作建国前的代表作。这是部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范畴史，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问题史的书写方式。书中虽然提到过“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等概念，但从他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板块划分来看，还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如张岱年自己所说：“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所以，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也应该算作“以西释中”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代表作之一。
　　术的差异性和独立性，认为二者不能“强为比附”，否则容易“转失其真”，这实际上是对西方学术包括西方哲学的一种委婉拒绝。所以他要以传统的史传体裁书写中国哲学史，“一用旧文”、“一从常习”，是一种“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在当时确实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倾向，但他依然留给我们今天诸多的回味。
　　建国前，以郭沫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思想史，开辟了“以马释中”的中国思想史书写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冯友兰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但从总体上说是零散的，而范寿康193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通论》则是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诠释框架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他运用社会历史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辩证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史内容的解读，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认识，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开创了“以马释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但仅仅是初步的，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深化。
　　不难看出，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主要出现了“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马释中”三种典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其中“以西释中”是主流。这开辟了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自觉时代、现代化时代，对后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3年5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本来这次会议只是一个常规性的理事会，但是，出席的专家学者居然有150多人，国内研究中国哲学的学术带头人基本上全部出席。学者的规格之高，研究队伍之整齐，论文提交的数量之多，质量之好，都是近些年来少见的。九州出版社本着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的宗旨，在诸多论文中确立一个主题，约我们一起编成这本书，名为《问道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予以出版。对于九州出版社的策划和资助，我们谨表衷心的感谢！《问道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凝聚了作者们的辛勤汗水和研究智慧，是各位专家长年累月潜心研究的结晶。在此要感谢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