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精神：优选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修订本）

　　　　　　 　市民精神

在西方传统中，政治思想首先作为对不同城市及其所表达的价值观的对比出现的。古雅典象征着平民（除了奴隶和妇女之外）的民主和信仰，而斯巴达则意味着更明显的寡头模式——由受到良好训练的公民士兵（和相对强大的妇女）去追求国家的荣誉。政治思想家选择不同的立场，从这些竞争性模式中吸取灵感以便提出自己的政治管理理论。柏拉图或许更容易亲近斯巴达，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认识更客观，因为他看到了雅典模式的一些优点。圣城耶路撒冷则质疑这种对世俗政治成功的追求——它表达出人生的终目的是崇拜上帝。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声称耶路撒冷是其宗教价值观的象征。

在希腊城邦处于全盛期的同时，遥远的古中国分裂成几个不同的敌对国家，争夺政治霸权。七个主要大国的首都都是建有城墙的城市，这些城市让更早期的中国城市相形见绌：每个城市的人口都在十万以上。城市初是出于人口登记、税收、征募等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但并非所有城市都具备了军事或政治气质，如作为周朝东西都城（即双子城）之一的洛阳就是作为商业大都市繁荣起来的。政治思想家和战略家携带着能让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的不同主张从一个国都周游到另一个国都——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的主要学派就是从战国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理论家们确实都赞同一个没有领土边界的大同世界（与主张小国优势的早期希腊思想家们不同），但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个理想以及终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孔子和孟子等思想家试图说服君主实行德治，而像法家等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则鼓吹通过严厉的惩罚手段来统治。法家在秦王身上取得了即时的成功，在秦王的统治下国家获得了统一，而秦王也赢得了始皇帝的称号，但随后的汉朝逐渐倾向了儒家的理论。把随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描述为儒家和法家的不断斗争，当然是稍微有点儿夸张了。

如果认为城市代表了现代世界的不同政治价值观，能说得通吗？和古希腊城邦国家或中国古代有城墙的城市相对比，当今的城市庞大、形式多样和多元化。说一个城市代表了这个或那个似乎显得怪异，但只要想想耶路撒冷和北京：还有哪个城市的差异比这两个更大吗？两座城市都被设计成由同心圆环绕的一个核心，但一个核心表达的是精神价值观，而另一个则代表了政治权力（更不要提北京的人口是耶路撒冷的

城市用很多方式反映并塑造了其居民的价值观和观念。城市建筑的设计和构造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公共纪念碑往往代表着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场景和怀念死者的不同方式；大都市的蔓延扩张和交通的繁忙程度，则反映了城市和乡村生活在人口控制领域的不同预期，以及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的博弈等；妇女能否上街，也表达和影响了性别关系的概念。正如大卫•哈维（

现在，可以说规划、建造、建筑设计在影响城市气质以及反映居民生活方式方面存在局限性，但诸如“耶路撒冷综合征”的影响力确实清晰存在——游客为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的宗教象征所感动，以至于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变身成为耶稣。斯大林式和法西斯式的建筑常常有令个人显得渺小的效果，这令民众很容易相信他们应该服从国家和“伟大领袖”。从更积极的方面说，令人不由得产生敬畏之情的哥特式大教堂，如沙特尔大教堂，或许能够强化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拿破仑的名言是大教堂会“让无神论者感到不自在”），而看到世界上漂亮的象征爱情力量的泰姬陵，你很难无动于衷。法兰克•盖瑞（

以城市为基础的气质，也影响人们评价城市的方式，正如我们常常对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比较判断。人们说“我爱蒙特利尔、北京、耶路撒冷”或者“我恨多伦多、上海、特拉维夫”，就好像城市是人一样，有独特的个性。一般来说，对一个城市魅力的评价不仅仅是美学判断，也是对那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往往被强烈地纳入对有关国家的判断中去，而这些对国家的判断往往比城市判断更抽象、更虚幻。比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说“我爱加拿大、中国、丹麦”或“我恨法国、朝鲜、埃塞俄比亚”，人们会觉得怪异，因为我们期待他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加细腻的判断。但有关城市的判断似乎不这么涵盖一切，也没有道德上的评价，我们常常需要进一步探究这种判断的原因，反思一下，或许我们会赞同这种判断。而城市对外来者的喜欢和认同或许更开放一些。一个外国人更愿意说“我爱阿姆斯特丹”，而不是说“我爱荷兰”。这种认同更容易被本地人接受。

但是，很少有人将这种以城市为基础的判断理论化。政治理论讨论的内容，往往是应不应该把整个世界或某些国家作为理论探讨的对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过程中竭力繁荣和推广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呢？在政治实践上，城市往往是集体自决的场所，但当代思想家没有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帮助人们评判自己的都市自豪感。

都市社群主义 

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个话题呢？对艾维纳来说，这个想法源自他在环境理论方面的研究。那时，他开始质疑“环境总是和‘荒野’有关”的思维定式，城市当然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他是那些开始研究城市问题的环境学家中的一员。因为他曾经使用创造环境理论的方法，即把环境讨论和与理论家对话结合起来，写了一篇有关纽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把城市当作一个和优雅的逛街者谈话的环境，通过纪念碑、大楼、城市布局及居民的随意交谈来呈现城市本身。其基本的想法是，在解决之前确定研究的问题和理论以尽可能积累更多的信息。对我来说，在有了有关城市的想法后就跟艾维纳交流过了。既然已经从文明对比（东亚和西方）到了国家对比（中国和美国），为什么不再往下具体到城市对比呢？这样的对比往往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往往把多样的分析单位“扼要表达”（

作为政治理论学者，我们试图描述、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但我们也试图思考常规性问题的含意，如“什么是道德上合理的政治生活形式？”所以，我们的议题是：本书旨在消除人们的担忧，即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单位没有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意愿。

但是，许多人确实想保持特殊性，维持和丰富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他们相信这些是其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这些，其群体生活方式将会受到很大削弱。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日益成为人们反对全球化的机制、反对其将文化同质化趋势的工具。许多城市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保护其独特气质，通过城市规划和建设政策，通过人们使用城市和与之互动的方式来保护这些气质。或许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这么做，有些城市只是简单地屈服于全球化的要求。但城市能够并且应该推动其独特生活方式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即使在国家层面上捍卫中立立场的自由派，也倾向于允许民众在城市层面上表达其特殊性。因此，拥有某种气质的城市往往拥有国际性声誉，并且能吸引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精神气质而来的游客和居民，这并非巧合。

简而言之，气质能使得社会生活更具价值和趣味性。一方面，这是审美上的愉悦，不同的城市创造更加美丽多彩的人类画卷；另一方面，这是一种关于道德多样的案例，不同的城市给社会和政治生活形式增加可能性，有时候，相对国家层面来说，在城市层面上反而更容易实现道德上的欲行目标：比如，虽然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如制订碳排放的限额方面落后于城市，中国若干城市竞相追求“绿色环保”，为绿色技术提供税收补贴等优惠措施（保定市是由太阳能提供电力的），而诸如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也推广电动车。印度也是如此，新德里已经要求所有公交车和出租车使用压缩的天然气。在美国，旧金山正在修订其建筑法规，要求新建筑必须安装电动车充电器，而这样的政策在国家层面是难以想象的。城市还能实现其他目的。而且，拥有类似气质的城市有时候可以在国家领导人之上（或之下）进行交流，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如在城市间分享致力于保护传统建筑的想法和专业知识。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家提出了以城市为基础的解决问题的观点［比如保罗•罗默（

当然，全球化也有好的一面。它常常是资本、人员、商品自由流动以及对待外国人和“他者”保持开放态度的同义词。谁能反对信息的自由流通，与远方的人进行更多交流以及全球团结友好呢？谁能反对全球化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们提供更多经济机会呢？因此，我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那些不排斥开放和全球团结的城市，如果这种精神是建立在排外、种族主义和仇恨的基础上的，我们就不感兴趣了。柏林曾经在不宽容的时代接受了世界上凶恶的政权，我们不愿意尊重那种精神气质。但是当一个城市（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实体）跨越了为居民提供限度的人权、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等（食物、饮水、住房）门槛后就是安全的，没有虐待、屠杀、奴役或制度性歧视，那么，这座城市的主导性精神气质自然就有了值得尊重的理由。

关于尊重一个城市精神气质的观点，在“到了罗马，就按罗马人那样做”这句谚语上得到了好体现。一方面，从能源和经济上考虑，改变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是昂贵的，也会给居民的心理带来动荡。但我们想说的是，即使我们通常反对体现在某个城市精神气质上的价值观，但我们仍然尊重它的精神。如果这种精神气质没有严重侵犯人权，我们就相信它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特别价值观，帮助居民形成了集体的身份认同，维持了多样性和多元化，而未过分排外，这也是这种精神气质值得尊重的强大理由。比如，对于香港这个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为荣的城市，我们就没有多少理由去批评香港的经济不平等比高度重视经济平等的其他城市更严重。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宣称它有时候需要限制某种政治权利，在乍一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疑，但是我们需要对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即这种权利限制对一个缺乏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而又亟须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与此类似的，蒙特利尔市强令英语区的商店店主挂上法语招牌或者耶路撒冷强令商店（和大学）在宗教节日关门并非没有合理性。

尽管如此，我们却并非在暗示不管后果如何，主流精神气质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这个精神气质是自暴自弃的，假如如新加坡旨在推进国家建设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或耶路撒冷的宗教狂热倾向给真正的宗教精神造成了损害，那么对这种主流气质进行批判就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批判必须建立在详细了解本地情况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全面了解信息后，再论证对主流精神气质的某些解释为什么弊大于利。

我们来谈一下可能出现的误解。我们并不是暗示人人都应该遵从一个拥有精神气质的城市。有些人更愿意生活在同质化的社区里，他们湮没在人群中默默无闻（正如有些人更喜欢住在“国际性的”五星级宾馆，或喜欢麦当劳，而不是带有地方风味的迷人宾馆或餐厅）。

我们也没有打算为竭力论证某种城市或某种精神气质的合理性的价值体系辩护。相反，我们相信全球化有众多好处，在很多城市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是可能的。应该承认，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我们的世界观是吻合的：我们自己的根并不局限于一个城市。我在蒙特利尔长大，曾在牛津求学，之后在新加坡和香港工作，如今住在北京。艾维纳在耶路撒冷长大，现在仍然在家乡工作，但他在牛津生活了很多年，因为研究和度假的缘故至今仍经常回牛津，所以感觉那里就像家乡一样。我们两个都认同至少两个以上的城市精神，本书的某些读者或许也对两三个城市有认同感。当然，这种感情存在一些局限性：一个人不可能对数不清的群体有强烈的归属感。但一个人能够属于若干群体的事实表明我们的道德观并非某种狭隘的社群主义：我们因此将其描述为“世界性社群主义”（

逛街和讲故事 

这促使我们为自己挑选的城市辩护。我们关注的是能够从个人亲身经历的角度来描写的城市，使用亲身经历是为了更自信地谈论这些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流方式，我们也想展示自己的生活和道德观是如何被影响和改变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在这些城市中的生活经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人们或许能写出有关新加坡体育或者耶路撒冷爵士乐的精彩文章甚至书籍，但是这些城市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可能根本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相反，不管喜欢与否，主流精神气质往往影响了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居民。蒙特利尔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城市微妙的语言政策，新加坡人也一定受到这个城市国家所推动的共同国家身份认同的影响。正如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耶路撒冷人会对宗教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无所知。

我们选择这些城市也是由更加“客观”的因素所决定的。我们选择那些与当代政治思想主要议题有关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试图表现和优先选择特定主题，如追求经济财富（香港）和追求个人抱负野心（纽约）的城市会带给我们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我们选择那些特别强调某些价值观和主题的城市，这些价值观和主题会让人们对社会和政治意义进行哲学思考。

如何认识这些精神呢？作为学者，我们阅读过很多有关这些城市的东西，包括小说、诗歌、旅游指南等。我们需要研究每个城市的文化、社会、经济、规划设计，并试图对这些城市的演变过程做出连贯的历史叙述。从原则上说，我们应该尽力用“硬”科学来描述价值观和城市。一种方法是借鉴民意调查问卷或者价值观调查数据，虽然这样的调查往往是为了对比国家或者更大的区域而不是城市的。价值观优先选择的另外一个标志是看这个城市预算中资源的分配：可以预测的是，在蒙特利尔，用来保护语言的预算比例肯定更高；而在牛津，学术和文化所占的预算比例要更高。谷歌的点击率也可能是某种优先选择的标志，如“耶路撒冷和宗教”有九百万点击率，而“耶路撒冷和浪漫”只有一百万（当然，坦率地说，我们并没有期待这种肤浅的指标会改变我们的发现）。或许，更重要的是利用档案研究和城市规划者的解释来了解是什么价值观促使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依赖这种方法，我们相信这种研究方法是重要的，也是可取的。

但是，在本书中，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我们采访（回访）了书中描写的城市，事先安排了与这些城市居民的访谈（如牛津的一个学院院长、巴黎的作家、柏林的年轻政治活动家）。或许，更具争议的是，我们假设通过逛街和心血来潮式的采访也能了解到这个城市及其价值观的很多东西。在过去四年中，我们一直在这些城市的大街上闲逛，与人们交谈，听他们谈论建筑、纪念碑、街道和社区，就好像专门说给我们听似的。艾维纳在担任了系主任后不久再次感受到了这个方法的价值。当他问同事如何更好地了解老师们的需求时，有人建议他只要在走廊上走一走，与随便碰上的一个人聊聊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等着人上门。在这个“主观性”更强、缺乏哲学思辨设计的方法中，城市及其居民不仅是信息来源而且是灵感来源。城市不仅激发观点而且产生故事和情感，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催生新的认识。这种“闲逛”方法，对研究巴黎和纽约——这种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没有建设性影响的城市非常有用（相反，我们在谈到蒙特利尔和耶路撒冷时可能更多依赖的是个人经历）。当然，在不断向外扩张和污染严重的城市，如北京，逛街的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就逛街问题再多说几句。我们不是批把逛街作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家或哲学家。著名的是本雅明（

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假设，相反只是听任城市诉说。我们在逛街的时候，试图把期待和偏见抛到一边，对发生的一切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对我们有关城市精神的初观点进行修改。比如，我突然意识到蒙特利尔的语言战争或许已经接近结束了，因为我注意到蒙特利尔人现在挥舞的旗帜更多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的旗帜，而不是魁北克或者加拿大国旗。因此，我们的方法与数据驱动的研究非常类似，在这种研究中，我们不断增长的理解是在收集到的数据驱动下完成的，虽然它们其实是随机碰见的人、看到的建筑、与街上人的交谈，或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等。这种数据驱动研究方法如今常常遭遇挑战，因为多数研究者更愿意参与假说驱动的研究。但我们发现，参观公墓、与店主聊天、参观主要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