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旗飘扬的舰队 近代兴衰史 插图典藏本(全2册)

  附录一 光绪前期张佩纶与李鸿章谋划海军之研究

 附录二 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史实再证

 附录三 王家俭的北洋海军研究

  附录四 互联网时代的海军史研究

 附录五 马幼垣和他的海军史研究

  主要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舰船索引

 甲午增补本后记

 2021年版后记

本书详细记录和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在晚清五十年间（1861—1911）创建、发展及衰落的曲折历史，对海军购舰、教育、训练、基地建设、经费收支、海军战略等领域，都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清晰展示了近代海军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联系。

作为我国近代海军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本书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立见解，又有对鲜为人知的幕后问题的阐幽发明；既有统摄全局的广阔视野，又有考证细节的精确功夫；既有对近代海军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又有对诸如舰船性能等问题的静态专题分析；既是一部近代海军发展史，又是一幅晚清政治生态图。这部以史立论的著作，对奋战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一线的三军官兵和对海军史、近代史感兴趣的读者而言，都是不容错过的。

在本次增订中，作者特地对清末龙旗做了研究，补入有代表性的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英国海事博物馆珍藏的两面龙旗实物照片，以及北洋海军“靖远”舰官兵合影这样的珍贵旧照，全书插图400余幅。另外，增加“收复东沙，巡阅西沙 ”一节，充实了对广东海军的历史研究，也以此向当年为保卫国家南海权益的先辈和当下奋战在南海一线的军队致敬。

本书详细记录和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在晚清五十年间（1861—1911）创建、发展及衰落的曲折历史，对海军购舰、教育、训练、基地建设、经费收支、海军战略等领域，都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清晰展示了近代海军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联系。

作为我国近代海军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本书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立见解，又有对鲜为人知的幕后问题的阐幽发明；既有统摄全局的广阔视野，又有考证细节的精确功夫；既有对近代海军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又有对诸如舰船性能等问题的静态专题分析；既是一部近代海军发展史，又是一幅晚清政治生态图。这部以史立论的著作，对奋战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一线的三军官兵和对海军史、近代史感兴趣的读者而言，都是不容错过的。

在本次增订中，作者特地对清末龙旗做了研究，补入有代表性的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英国海事博物馆珍藏的两面龙旗实物照片，以及北洋海军“靖远”舰官兵合影这样的珍贵旧照，全书插图400余幅。另外，增加“收复东沙，巡阅西沙 ”一节，充实了对广东海军的历史研究，也以此向当年为保卫国家南海权益的先辈和当下奋战在南海一线的军队致敬。

姜鸣，1957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曾经担任大学教师、机关干部、企业高管、股权基金负责人和高校领导。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991、2002、2014、2021）、（《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994）、《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2017）、《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2006）、《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2015）、《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2020）等。

目录

原序一  沈渭滨

原序二  柏耀平

前言   

增订本前言 

• 海军事业的先声 1861—1874


• 船坚炮利的时代   


• 初创的江南制造局


• 福建船政的诞生


• 天津、广州的造船事业


• 海军人才的摇篮

• 南北并举 1875—1884


• 日本侵台与海防筹议


• 方兴未艾的近代海军


• 官场内斗与琉球、朝鲜的外争


• 炮艇、巡洋舰和铁甲船


• 海防经费的收支


• 继续发展的海军教育


• 马江之战前后 1884—1885


• 战前风波


• 马江之战


• 东南战局与议和


• 海防建设的再次讨论

• 海军衙门的设立 1885—1894


• 史所未有的新机构


• 西苑、颐和园和海军费


• 海军教育的全盛时期


• 由盛转衰的福建船政

• 北洋海军成军 1885—1894


• 购舰活动的继续


• 《北洋海军章程》和北洋海军成军


• 两大海军基地


• 北洋海军中的外籍雇员


• 跛足而行

• 甲午海战及北洋海军的覆灭 1894—1895


• 寂静战场的较量


• 丰岛海战


• 黄海大海战


• 亡羊未能补牢


• 威海卫保卫战


• 龙旗飘零

• 海军发展的第二个浪峰 1895—1911


• 瓜分军港的狂潮


• 再造海军的初步措施


• 三个事件


• 收复东沙，巡阅西沙


• 海军复兴


• 辛亥革命海军易帜

       附录一 光绪前期张佩纶与李鸿章谋划海军之研究

       附录二 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史实再证

       附录三 王家俭的北洋海军研究

       附录四 互联网时代的海军史研究

       附录五 马幼垣和他的海军史研究

       主要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舰船索引

       甲午增补本后记

       2021年版后记

本书详细记录和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在晚清五十年间（1861—1911）创建、发展及衰落的曲折历史，对海军购舰、教育、训练、基地建设、经费收支、海军战略等领域，都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清晰展示了近代海军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联系。

作为我国近代海军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本书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立见解，又有对鲜为人知的幕后问题的阐幽发明；既有统摄全局的广阔视野，又有考证细节的精确功夫；既有对近代海军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又有对诸如舰船性能等问题的静态专题分析；既是一部近代海军发展史，又是一幅晚清政治生态图。这部以史立论的著作，对奋战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一线的三军官兵和对海军史、近代史感兴趣的读者而言，都是不容错过的。

在本次增订中，作者特地对清末龙旗做了研究，补入有代表性的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英国海事博物馆珍藏的两面龙旗实物照片，以及北洋海军“靖远”舰官兵合影这样的珍贵旧照，全书插图400余幅。另外，增加“收复东沙，巡阅西沙 ”一节，充实了对广东海军的历史研究，也以此向当年为保卫国家南海权益的先辈和当下奋战在南海一线的军队致敬。

姜鸣，1957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曾经担任大学教师、机关干部、企业高管、股权基金负责人和高校领导。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991、2002、2014、2021）、（《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994）、《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2017）、《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2006）、《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2015）、《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2020）等。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濒临浩瀚无涯的太平洋，有长达一万八千余千米的大陆海岸线。

早在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已经在沿海地区生活了。为了同江河湖海搏斗，他们发明了舟楫。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专门进行水上作战的部队“舟师”。公元前485年，吴国和齐国在黄海进行了早的海战。

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活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高峰。从 1405年至1433年，宝船队远航三十余国，航迹到达印度洋和大西洋。郑和船队的后一次返航，要比哥伦布抵达美洲早六十年。

中国本土位于温带至暖温带地区。绵亘北方的戈壁荒漠和西伯利亚森林草原，逶迤西陲的青藏高原和天山山地，截断东西的澜沧江、怒江和横断山脉，使得华夏文明同西方文明隔绝开来，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区域。从大海到帕米尔高原，有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舞台可供先民们驰骋，足以抵消人口繁衍和外族入侵带来的种种压力。黄河、长江滋润着中下游平原，哺育出极为发达的农业文明。西太平洋成为天然屏障，既保护中国东部沿海不受外来民族的侵略，也阻碍了我们的祖先向东开拓的步伐。

孔子有一次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不过是偶尔发出的喟叹。在中国古代传统世界观中，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心。宋代有位士大夫说过：“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原王朝和四海邻国的关系就是如此。中原王朝对四海邻国实行王道教化，追求的理想是四野宾服、万方来朝。杜甫曾在诗中吟道：“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表达的正是既要抵御外来侵略，又不要无止境地开疆拓土的有限战略目标。总体说来，这种温顺平和的战略思想，反映了儒学的精髓。海军的发展，是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相联系的。16 世纪的英国探险家罗利说过：“能控制海洋的人便可控制世界贸易，而能控制世界贸易的人，便可控制陆地资源和陆地本身。”英国政治家克伦威尔更直言不讳地说：“炮舰是好的大使。军舰能显示一国的军力及对利益的关切。军舰可以采取主动或有利的行动……没有其他军事力量可以提供这种机动和弹性。”这就把西方国家发展海军的政治、经济目的都说得十分明白。19 世纪更是海洋的时代，尽管当时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尚未达到相当的程度，但通过海洋控制贸易、交通、战略要隘和陆地资源却显得十分重要。然而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国策的清政府几乎没有这种观念。我们重温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可以看到明成祖和明宣宗的指导思想，首先是树立大明帝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威信，宣敷教化于海外，以造成远邦重泽而来、宾服中国的盛世景象；其次是察访明惠帝流亡海外的问题；后才是进行朝贡贸易，为皇室和参加航海的官员获取经济利益。根据这些目标，中国海上力量前所未有地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度和凝聚力。可是，郑和下西洋毕竟只是为封建皇权服务的行动，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一旦皇帝决定取消这一行动，整个航海事业便像昙花一现般很快萎谢。这同西方航海事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势力东来而欣欣向荣、久盛不衰的景象，恰成对照。

总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濒海的大陆民族，在它历史上有过一些航海的壮举，在航海器的研究上，也达到过相当水平。但从整个认识系统看，它对海洋的认识是保守的和有限的。广袤的生存空间，使它不必像岛国民族那样拼命去拓殖海外领土；丰饶的物产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它无多大顾忌，除了奢侈品和香料外，几乎可以不依赖海外贸易；繁多的国内事务，更使它无暇顾及海外；而浩淼的大海，犹如天然鸿沟，有效地阻挡住了外族入侵的可能性。由于中华帝国巨大的空间存在和华夏文化圈的辐射影响，在大多数年代里，海外邻国表示臣服和向化。于是皇帝和臣子们便沾沾自喜、高枕无忧了，他们何必再要去探险海外呢？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长期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奔驰的铁骑。直到明朝，海防才成为国家对外防御的重点。明朝从山东北部辽东都司 ( 今辽东半岛）至广东南部的海南岛，设立了54个卫，127个千户所，并在各险要之处筑城戍守。每千户所有十艘战船，每卫有50艘战船，以期水陆配合，协同作战。明朝的海上之敌，主要是倭寇，后来还有荷兰殖民者。

清袭明制，继续设置水师。但在闭关政策指导下，水师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9 世纪，便完全过时了。而西方的海军却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纵横三大洋，把一个个古老的封建帝国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也用轰鸣的舰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无论从侵略还是从反侵略的角度看，从来没有一个世纪，海军的作用显得如此突出。

近代中国的屈辱从海防的崩溃开始。为修补和缝缀破碎了的防线，便有了创办近代海军的历史活动。所谓近代海军，是指以蒸汽动力舰艇为主体，采用西式训练和作战方法，军官多经国内外海军院校培训，有完善后勤支援系统的新式海上武装力量。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开端。近代海军的缔造者们——奕、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顺应历史的发展，继承“师夷长技”的主张，从1861年起，经过30多年的努力，把海军建设成整个清朝武装力量中初步完成向近代化转变的新军种，在中国近代军事改革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研究者把 1895 年开始的“小站练兵”看作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滥觞，其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只是把军队近代化的重点从海军转移到陆军而已。袁世凯在“新建陆军”中追求的西式编队、西式装备、西式操典、西式教育、西式选拔征募制度和西式战术，海军在更早的时候便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由于海军装备和军港基地的特殊性，因而使得近代化的规模显得更为宏大。

本书所述的近代海军是指清朝海军。它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861～ 1874 年的初创阶段，1875～1884 年的“南北洋并进”阶段，1885～1895年的“北洋独进”阶段和 1895～1911 年的重建阶段。选择1861年作为海军史的开端，是以“李—阿舰队事件”为标志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企图从国外购买军舰组建新式舰队，结果却被李泰国、阿思本等帝国主义分子搅得一塌糊涂，说明中国近代海军在发轫之初便历尽艰难。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清政府先后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和福建船政，显示了近代海军同大工业密不可分。恰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在考察近代海军的发展过程中，笔者始终把近代造船工业的发育作为同时关注的线索，这也正是近代海军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1867年，担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首先提出建立“三洋水师”的方案。1870年，在自制舰船的基础上，福建设立“轮船统领”。从此，按区域组建舰队以完成海军近代化的构想一直成为 19 世纪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主线。只是在如何发展区域海军的认识上，出现了许多激烈的争辩。经过 1874 年的海防大筹议，确立了南北洋同步发展的战略，构成海军发展的第二阶段。中法战争后，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领导全国的海防建设，并确立先练北洋海军的战略，构成近代海军发展为辉煌的阶段。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海军衙门被裁撤。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20世纪初，海军开始了缓慢的复兴，直至辛亥革命易帜。

四个阶段的交接点，是三场对外民族战争，即 1874 年抵御日本侵略台湾的战争、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投入了相当的海军力量。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都有大规模的海战。尤其在中日战争中，出现了迄至当时为止规模的蒸汽军舰主力决战和要塞防御战，从而为中国近代军事史增添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前两场战争刺激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而第三场战争却毁灭了海军菁华。总结这些战争，对于海军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的悲剧在于，洋务派官员们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海军近代化，使得海军在技术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一度成为亚洲为强大的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深植于文化心理深处的海洋观却并没有变化，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

早在 1874 年，郭嵩焘便提出了他的疑惑：“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而……果足恃否，此所不敢知也 !”他尖锐地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这种把海防建设同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观点，整整超越了时代20多年。其他洋务思想家和官员，一下子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实践，也开始考虑海防同国家战略的关系，提出把海防力量的振兴同航海、对外贸易、侨民管理事业结合起来，要从国家战略的宏观高度上来讨论海防。可是，这只是闪烁的流火，瞬即消逝在茫茫的夜空。无论是对于发展国家的海上综合力量，还是加强同侨民的联系以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清政府都没有做过认真考虑，始终把海军建设仅仅看成是保卫本土海岸线及港口要塞的辅助力量。没有建立完整的海防理论，没有深入思考过海军的使命。直至清朝覆灭为止，中国舰队总体上是一支“绿水”舰队。可以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并不需要强大的海军，不需要拥有将利用海洋和保卫国家利益综合于一体的海上力量。因此，发展海军事业必然缺乏内在动力。虽然在一个时期内，鼓吹海防的言论可以遍及朝野，海军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清政府绝不会像德国、日本、美国那样，倾国力去建设海军，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