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

序

    30年代后期，在昆明西南联大，一群文学青年醉心于西方现代主义，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则颇有反感。我们甚至于相约不去上一位教授讲司各特的课。回想起来，这当中七分是追随文学时尚，三分是无知。当时我们不过通过若干选本读了一些浪漫派的抒情诗，觉得它们写得平常，缺乏刺激，而它们在中国的追随者——新月派诗人——不仅不引起我们的尊重，反而由于他们的作品缺乏大的激情和新鲜的语言而更令我们远离浪漫主义。当时我们当中不少人也写诗，而一写就觉得非写艾略特和奥顿那路的诗不可，只有他们才有现代敏感和与之相应的现代手法。

    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历了许多变化，读的诗也多了，看法也变了。

    现代主义仍然是宝贵的诗歌经验，它是现代思想、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它们打先锋，起了突破性的历史作用。但是浪漫主义是一个更大的诗歌现象，在规模上，在影响上，在今天的余波上。现代主义的若干根子，就在浪漫主义之中；浪漫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全部实现，而现代主义作为文学风尚则已成为陈迹了。

    为了说明这一些，有必要对浪漫主义进行再认识。浪漫主义包罗广，内容也复杂，因此需要限制范围，作为步，这里选择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为再认识的具体对象。

    英国浪漫主义的特殊重要性半因它的环境，半因它的表现。论环境：当时英国是个经历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世界上的殖民帝国，在国内它的政府用严刑峻法对付群众运动，而人民的斗争则更趋高涨，终于导致后来的宪章运动和议会改革。从布莱克起始，直到济慈，浪漫诗人们都对这样的环境有深刻感受，形之于诗，作品表现出空前的尖锐性。

    论表现：英国浪漫诗歌时间长，数量大，而且两代重要诗人都有多篇不朽之作，在题材和诗艺上都突破前人，突破国界，成为全欧洲以至全世界的文学和思想影响。英国的近代诗歌理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端的，几位大诗人都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

    由于这些原因，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又不仅仅是英国一国的，而是世界诗歌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它的再认识也是对世界诗歌更多一点了解。

    再认识首先意味着要认识它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兴起和发展，其中有哪些重要诗人，他们写了哪些主要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有什么变化，造成了什么影响，对于今天又有什么意义，等等。

    这就牵涉到本书的写法。

    这是一部断代诗史。诗史是一个文学品种的历史。对于文学史的写法，近来讨论颇多，我也想说明一下自己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写此书的。

    这部断代英国诗史是由中国人写给中国读者看的，因此不同于英美同类著作。它要努力做到的是下列几点：

    1.叙述性——首先要把重要事实交代清楚。为此大量引用原作，加以翻译，让读者通过它们多少知道一点原作的面貌。

    2.阐释性——对于重要诗人的主要作品，几乎逐篇阐释，阐释不限于主题，也谈到诗艺和诗歌语言，而且力求把题材和技巧结合起来谈。

    3.全局观——要在无数细节中寻出一条总的脉络。诗史不是若干诗人的专题研究的简单串联，它对所讨论的诗歌整体应有一个概观，找出它发展的轨迹。

    4.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大题目，针对诗史，这里只谈两点：一、把诗歌放在社会环境中来看。诗人的天才创造是重要的，但又必然有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潮流、国内外大事等不同程度的影响；英国浪漫主义本身就是次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两大革命的产物。二、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实事求是地阐释与评价作品。

    5.文学性——谈的是文学作品，就要着重文学品质。讨论诗歌不能只谈内容，还要讨论诗艺。上面所说的整体发展脉络包括了诗艺本身的发展变化。其次，讨论文学问题的文章本身也应是文学作品。

    这五点任何一点都是不可能轻易做到的，本书只是一种向它们靠拢的努力。但是我又以为，只有做到了它们，才能使我们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有比较鲜明的中国色彩。

    就叙述性而言，西方史学界近年来的做法是分析多于叙述，虽然近又出现了“回到叙述”的呼声。文学史也一样。他们面对本国读者，许多史实和作品几乎人人皆知，无须多事叙述，倒是更需要从新的观点进行分析评论。面对中国读者，则首先要把重要史实和作品向他们交代清楚。何况叙述性在任何文学史都是重要的，西方文学史中经历时间淘汰而存在下来的，多数仍是叙述性、描写性的。而且也没有纯粹的叙述，叙述之中必然包括分析评论，观点和创见是不会被埋没的。

    就阐释性而言，近年来西方文论界对阐释有两种主要看法，互相矛盾。一是认为评论者的阐释不可能道出作者原意，有时连作者本人的说法也未必准确；二是人人有权阐释，作品的后完成在于读者的接受，而读者是一个九头鸟，人各不同，代各不同。我们相信常理的人可以有第三种看法，即阐释是存在的事实，文学史家的职责之一即是阐释。特别是中国人为中国读者写外国文学史，阐释更是不容推卸的责任。他的中国观点也正是通过阐释来表现的。当然，他首先要弄懂作品本身，为此他需要搞清一切与作品有关的事实，包括英美本国人对作品的阐释。但是他会有所取舍，会注意到本国人认为当然、因而不大注意的东西，特别是在艺术评价方面，他会受到历史悠长的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隐秘的、持久的影响，会用它的高标准和平衡感去作出他独特的判断。应该说，正是这种来自各方的评论大大丰厚了对一个作品的认识。作品虽产生于一国，阐释却来自全球，文学的世界性正在这里。

    就全局观而言，多少文学史家作过努力，但又有几人成功？以“人民性”或“现实主义”来贯穿一切，往往是大而无当，公式化，几乎根本否定了文学的文学性。然而提出“国民性”或“国家意识的发展”等等来作为纲领，也未必济事，这样的观念可以无所不包，也就不突出任何东西。此外就是把作家作品按时代大致划分，略谈每个分期的“时代精神”，接着就凭撰写者的个人印象或趣味，对作品发表一些欣赏性的读后感，不涉及思想上、文艺上的重要问题，这样的文学史也许可作优美的小品文来读，但又怎能称得上历史？然而每一种认真的努力又都不是白费的，以上的不同“流派”之中都各有可取之处，所留下的成品也有高出一般的。过去的主要问题似乎是对文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外国人写的别国文学史往往连史实也了解不够，评价更是脱离本国人的生活实际。我们应该更加广泛阅读，不仅读文学作品本身，还要读有关的哲学、科技、政治制度、民间习俗种种有关的著作，甚至参考档案、小报、政府公告、戏院海报、政论小册、单篇歌谣等等，深入文化的内层，这样也许能够更多了解事物之间的关联。同时，又需居高临下地看全局，看总体，而在这一点上外国人由于比较超脱也许更能看得清楚些。中国过去虽无完整的文学史，但是历来对于文学品种的演进，有一种共同的概观，例如汉赋、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在每个品种内部又理得出兴衰变化，虽然限于文体，不失为一种脉络，有利于写诗史、散文史、小说史的。

    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这是任何写历史的人应有的观点，上述全局观的取得就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当代中国学者特别需要用它来研究和判别外国文学史上的各种现象。它会使我们把文学置于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思潮等等所组成的全局的宏观之下，同时又充分认识文学的独特性；它会使我们尽量了解作品的本来意义，不拿今天的认识强加在远时和异域的作者身上，而同时又必然要用今天的新眼光来重新考察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品质。过去由于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限于表面，运用起来也就粗糙、简单；如果今后我们能够加强学习，理解文学现象的复杂和多面性，通过对一个具体对象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来提高运用的能力，我们将会做得更好。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需要发展的，而好的发展办法是将它应用在新的、难的课题上。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参考一下别的国家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新动向，例如美国近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文学性而言，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向来着重文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仅作品本身要有文采，讨论这作品的文章也要有文采。我们的文论大多是优美可读的。《文心雕龙》用典雅的骈文讨论了有关文学创作的一系列问题。杜甫建立了以诗论诗的传统。单拿现代来说，鲁迅为《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是用抒情的笔调写的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方面，而闻一多的《宫体诗的自赎》则是诗人写的诗史片断。他们两人都有志于文学史而未竟其功，但又都树立了用优美的文笔来写文学史的先例。只是到了后来，才出现了那种冗长、刻板的论文，谈文学而本身无文学性可言。西方的文学史原来也是注意本身风格的。德•桑克蒂斯的《意大利文学史》就是既有卓见，又有文采，因而为学术界所重。不过后来也出现了一种极为枯燥、乏味的文学论文，近来更是术语连篇，越来越奥僻难读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史家重振文采，中国特色也就不标自明。需要注意的，倒是不要因为重文采而走到只讲究词藻、华而不实的另一。真正的文采不是舞文弄墨，而是文字后面有新鲜的见解和丰富的想象力，放出的实是思想的光彩。为了写好文学史，应该提倡一种清新、朴素，闪耀着才智，但又能透彻地说清事情和辩明道理的文字。

    以上五点，未必把重要方面都已包括在内，但如果能够贯彻，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不仅会增加中国特色，而且会对世界上文学史的写法作出独特贡献。

    这是就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整体而言，个人的试作则是另一回事了。本书断断续续写了十年，昔日的素志未泯，今天的成品未必尽如意愿，还请广大读者、同行学人多作批评指教，我这小小的“作品”也是要靠读者的“接受”才能后完成的。

王佐良

1987年7月12日

我们常常听到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名字，他们的诗歌广为流传，被吟诵至今。

王佐良将浪漫主义诗歌世界里*代表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为对象，深入浅出地探讨其兴起与发展，重新认识和发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价值，并对该思潮影响下的诗人进行了新的挖掘和定位。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视野宏大，行文“清新、朴素，闪耀着才智，但又能透彻地说清事情和辨明道理”，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世界上文学史的写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彰显了一代大师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治学功底。

王佐良（1916-1995）

浙江上虞人，诗人、翻译家、教育家、英国语言文学专家。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讲师。1947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49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著有《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翻译：思考与试笔》《英诗的境界》等，译有《彭斯诗选》《雷雨》（曹禺著，中译英）等。

序  17

引言 转折点  11

章 新风的吹拂：彭斯  13

第二章 想象力的飞腾:布莱克  28

第三章 抒情歌谣的力量  42

第四章 柯尔律治  65

第五章 华兹华斯  79

第六章 两代人之间：理想的明灭与重燃  136

第七章 新一代的憧憬  148

第八章 拜伦  155

第九章 雪莱  212

第十章 济慈  212

第十一章 司各特；其他诗人  433

第十二章 浪漫主义时期的散文  462

尾声 高潮以后的诗歌局面  501

索引  507

我们常常听到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名字，他们的诗歌广为流传，被吟诵至今。

王佐良将浪漫主义诗歌世界里*代表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为对象，深入浅出地探讨其兴起与发展，重新认识和发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价值，并对该思潮影响下的诗人进行了新的挖掘和定位。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视野宏大，行文“清新、朴素，闪耀着才智，但又能透彻地说清事情和辨明道理”，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世界上文学史的写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彰显了一代大师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治学功底。

王佐良（1916-1995）

浙江上虞人，诗人、翻译家、教育家、英国语言文学专家。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讲师。1947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49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著有《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翻译：思考与试笔》《英诗的境界》等，译有《彭斯诗选》《雷雨》（曹禺著，中译英）等。

第六章 两代人之间：理想的明灭与重燃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所有重要的英国浪漫诗人——除了拜伦是例外都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对想象力的强调。

但是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共同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连拜伦也不例外—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文化的大革命，其动荡的面之广，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启蒙运动替它开了路，孟德斯鸿、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的学说先征服了人心。他们针对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宗教迷信，既提倡理性主义，又崇尚人的个性和真实感情。其结果是两重的解放:解放了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又解放了思想，引起了从国家制度到文学艺术的一系列大变化大革新。

而且启蒙思想所引起的动荡更不必说它的影响远远越出法国的边界。以文艺而论，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欧的几个主要国家就在酝酿着巨变。70年代法国卢梭在用明彻而又有诗意的风格歌颂“自然人”，《新爱洛绮斯》（1761）使得无数青年男女流泪而又更忠于自由恋爱的理想，而他的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可是到处他都给铁链锁着”(《社会契约论》，1762 )——更是一颗炸弹，成为封建王朝惧怕的“颠覆”因素。也是在70年代，而且部分地是由于卢梭的影响，德国出现了狂飙突进运动，同样地崇尚感情，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年轻的歌德写了《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使天下善于钟情的年轻人都感染到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他身世的悲惨。

    以上是文学。在艺术方面，也同样是呈现一个剧烈变革的局面。在建筑上，一方面有表现理性主义的希腊风新古典主义的流行，一方面则又有峨特式浪漫主义风格的重起。在音乐上，莫扎特的交响曲和歌剧已经表现出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而到了贝多芬更是进入浪漫主义的盛世。在绘画上，法国的达维，西班牙的戈雅，英国本身的透纳和康斯退勃尔都在用新的手法画新的题材。也正是在法国大革命激化的18世纪90年代，刻版画为生的布莱克在伦敦一面写诗，一面自绘插图，用简单的线条和纯朴而又鲜明的颜色画着上帝、天使、野兽等等神启式的幻景，在英国绘画史上添加了一个在当时是反传统的新形式。

    总之，“在18世纪之末，（过去艺术的）共同立足点逐渐消失了，我们进入真正的现代，其开始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它结束了过去几百年——如果不是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当然的许多设想”（E. H.冈勃里乞:《艺术的故事》，第13版，伦敦，1978年，第367页）。

    这也就是说，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不是几个诗人灵感的产物，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有一个欧洲的背景和一个历史的上下文。

    但是英国也有其特殊的情况。简单地说：在经济上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得比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早，工业革命的影响首先见于英国，其深入程度也超过欧洲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法、德诗人在18世纪末像布莱克那样沉痛地写像伦敦那样的工业城市的黑暗）。在政治上，1688年地主和商人的妥协带来了在当时是欧洲的政治制度，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正是在这一点上十分羡慕英国（这也是为什么华兹华斯能够借弥尔顿的余荫把英国说成自由的化身）。但是从头起，这个商人和地主联合专政的制度对贫苦人民就是欺骗与镇压并用的，日子一久，它的残酷性更是显露出来。海外贸易的打一张把英国商船和英国武力带到了远的海岛，一个比罗马帝国疆土更广大的大英帝国正在形成，而在英国国内，则工业发展正在把“魔鬼的

磨坊”布满城乡，新的圈地运动又造成了更多的流离失所的“流民”和拦路打劫的强人。

    在文学上，从18世纪中叶起，出现了两种新倾向:一是以珀西、麦克菲逊等人为代表的对古代史诗、民歌的收集与仿作，表达了对远古英雄时代和牧歌情调的神往，也就是用另一方式表达了对丑恶现实的憎恶；在艺术上则造成了一种归真返璞的风气，后来布莱克、柯尔律治等人用的古歌谣体就是从此而来。二是以格雷、斯特恩等人为代表的感伤主义的抬头。这里面不仅有墓园的哀思，还有更真挚更广泛的对人民特别是穷苦农民的同情。作家逐渐更多地接近和观察山园山水，在写作方式上也重性灵，重幻想，在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

    美国革命也给英国的知识界提供了刺激。《独立宣言》（1776）把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变成了实际政治的原则。英国的统治阶级还没有从丢失大片殖民地的切肤之痛里恢复过来，又发现从大西洋彼岸新国家传来的杰弗逊、潘恩等人的言论在关心改革的人们之间流传，从而加深了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

    因此当法国革命在1789年爆发的时候，英国国内一方面是人心思变，热烈欢迎；另一方面则是统治阶级将它看作的威胁，作出了猛烈的反应。英国是反对革命的法国的联盟的主将，它对法国作战长也坚决。相应地，在思想领域里也有激烈的斗争。伯克的《论法国革命》（1790)受到了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1792)的直接批判；威廉•葛德文接着写了《政治正义》(1793)宣传人如按理性生活可以完全废除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主张，他的妻子玛丽•芙尔斯通克拉夫特则在《替妇女权利辩护》(1792)里吹响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号角。葛德文一家同两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有关系:他是雪莱的岳父，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雪莱，还影响了早期的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这样的思想气候里兴起的。

    法国大革命替英国诗歌带来了新的契机。英国诗歌是否抓住了它，利用了它？

    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诗坛特别活跃，成果累累。正是紧接法国革命的爆发，英国所有的流诗人不仅分别写了他们好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合起来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继莎士比亚时期的诗剧之后的的成就。

    没有法国革命的启发与鼓励，也就没有彭斯的《不管那一套》和《爱情与自由》，没有布莱克的《经验之歌》和《法国革命》等的长诗，没有华兹华斯的《序曲》；有了法国革命所触发的个性解放，才使得柯尔律治所珍视的想象力更有可能实现飞跃，才使得柯尔律治自己能够比较顺利地写出《古舟子咏》；有了法国革命背后的卢梭的“自然人”思想，才有适当的气候使得华兹华斯能够比较明确地形成他的自然观，从而使《丁登寺旁》《不朽的兆象》等诗成为可能。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诗人各自的天才和努力，这一切也不可能。思想，观点，甚至具体的题材可以在空气中飞翔，然而捕捉它们，认识它们，提高它们，表达它们，却靠每个诗人自己。英国浪漫诗歌的伟大成就，表明这些诗人有见地、有能力利用了这个历史的机会。

    特别在两个方面，见出了这些诗人的功力。

    是表达的强烈性。他们的好作品都是竭尽全力地、生动透彻地写出了自己感受深的东西，决不温柔敦厚。

    第二是表达的新颖性。他们用了新的形式，或刷新了的旧形式(如十四行)，新的韵律，新的诗歌语言。特别是后一点，突出了英国浪漫诗歌的贡献。这诗歌语言并不像华兹华斯主观上规定的那样是“人们真正用的语言”，而是一种刷新了的、提高了的、纯净而又充满激情的语言，而且重要的诗人各有不同，各有创造。正是因为他们刷新了诗歌语言，他们才能那样细致而又酣畅地表达了新的敏感。

    但是在更深的意义上，代英国浪漫诗人中的主要人物却又表现了他们并不了解——或拒绝了解——法国革命的全部含义。

    法国革命的中心思想，在于要求人的解放，而提出的途径是两个:一是要恢复真性情，因此要回到自然；二是鉴于纯凭感情有流弊，因此要节之以理性。前者重点在卢梭向往的“自然人”，后者在狄德罗、伏尔泰等人关心的&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