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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水金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20720601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2元
货号29635987
上书时间2024-11-21
殷周鼎革,不过是一个落后的“蕞尔小邦”打败了一个先进的发达王朝,周武王也只是一个阴谋逆袭上位的军事暴发户。新建周邦的社会治理与东部地区的民族管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掩藏在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不光彩的政权获取方式所造成的舆论压力,也是周人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如何杜塞天下悠悠之口,消除世人的不满与不屑,如何笼络殷商优秀人士效命于周邦,无不关系到新造王朝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繁荣。为此,西周初年的谋国者,在制度设计与社会治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举措与思想策略,迅速迎来了“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盛世”。 |
程水金,男,字行甫,又字二行,别号颜乐斋主,武汉新洲人。现任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编辑委员;江西省阳明学会常务副会长。 |
【目录】 前 言 弑君与革命:一个争议不断的历史话题 附 录 《逸周书》二篇校注绎文 序 一 《逸周书·商誓解》校注绎文 二 《逸周书·度邑解》校注绎文 跋 主要参考书目 编末赘语 |
殷周鼎革,不过是一个落后的“蕞尔小邦”打败了一个先进的发达王朝,周武王也只是一个阴谋逆袭上位的军事暴发户。新建周邦的社会治理与东部地区的民族管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掩藏在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不光彩的政权获取方式所造成的舆论压力,也是周人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如何杜塞天下悠悠之口,消除世人的不满与不屑,如何笼络殷商优秀人士效命于周邦,无不关系到新造王朝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繁荣。为此,西周初年的谋国者,在制度设计与社会治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举措与思想策略,迅速迎来了“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盛世”。 |
程水金,男,字行甫,又字二行,别号颜乐斋主,武汉新洲人。现任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编辑委员;江西省阳明学会常务副会长。 |
【精彩文摘】 至于商纣王“大蒐于黎”,何以导致“东夷之叛”,这确乎是殷周史上的千古之谜。既无传世文献可征,亦无地下材料可据,其详情一概不得而知。但古今之史,在一定程度上总会于某种特定时空出现某些惊人的相似。根据《左传》昭公四年楚大夫椒举讽谏楚灵王的历史事实及其上下语境,通过类比思维,不难得出某种接近于事实的逻辑推论。此所谓事无所证,当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诸理也。 椒举的谏辞,是将“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与“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以及“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等有关史事相提并论的。从所开列的这些因盟会与大蒐而生反叛的历史事象中,椒举总结了一条历史的因果律:“皆示诸侯汰也,诸侯所以弃命也”。当然,这也是针对楚灵王“示诸侯侈”的愚蠢行为所作的讽谏之辞。所谓“侈汰”,即今语“过分张扬”之意。考楚灵王即公子围,乃楚共王庶子,弑其君兄楚康王之子麇(即郏敖)而抢夺了王位。其人志得意满,不免骄慢奢汰,上位之初,即强邀中原十四个国家的君主以及淮夷诸酋会于申(今河南唐河县西北)以耀武于诸侯。由于楚灵王上位之前即见恶于诸侯,此次会盟,“曹、邾辞以难,(鲁)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皆借故不来参会。而郑伯也是事先强留于楚而只好被迫“先待于申”。且在盟会期,“宋大子佐后至”,楚灵王傲慢无礼,“田于武城久而弗见”;又因徐子为“吴出”,疑其有贰心,将徐子就地拘押。这就是楚灵王所以“皆示诸侯汰也”之具体事实,亦即椒举所谓“诸侯所以弃命也”之根本原因。 由楚灵王之所为与椒举之所讽,我们不难设想: 第一,商纣王“大蒐于黎”的田猎活动,规模盛大,人徒孔殷,自不必说。而且也一定邀请了殷属所有同盟方国前来参与会猎,借庆祝武丁以来几代商王梦寐以求的历史性伟大胜利以扬威于小大诸邦。且如郭沫若所推断,其时地处淮徐的东夷之人既为殷人的同盟,被商纣王列名邀请前来参加“大蒐”之礼,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由于商纣王新得历代久攻不下的黎方,又以周邦与殷人为“两姓之好”的甥舅关系,不免被周人的殷勤假象所迷惑,也被眼前虚幻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丧失了判断力,因而不免对周人表现出格外的亲近,也对那些较疏远的方国有所怠慢,甚至可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些轻蔑与无礼,以至发生了类似于楚灵王对待宋太子佐以及徐方之君的粗暴行为,也未必不可能。《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韩非子·十过》说“纣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无礼也”,皆可为证。 第三,由于参与“大蒐”活动之人徒众多,种落复杂,那些得胜的骄兵悍将,在田猎活动中,不免表现出目中无人的豪横作派;或者竟有周人与夷人之间为争禽而发生了某种群体性的行为冲突,乃至误伤了人命,而商纣王的处理方式因偏袒周人而激怒了东夷,从而导致了东夷之人“弃命”背盟,举兵反叛,于是开启了商人大规模征伐东夷的战事,也并非是无端的猜测。历史往往因某个偶然事件而引起大规模的“蝴蝶效应”从而改变了发展方向,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两个具有民族情绪的小愤青所刺杀,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而改变了世界格局;这是发生在与我们相距不远的“所闻世”而非“所传闻世”的近代史实。 第四,如果按照徐中舒“阴谋论”的思维方式进行大胆假设的话,在“商纣为黎之蒐”的前前后后,都是由周人一手策划而导演的历史闹剧,也并非全然不可能。“戡黎”之举,既可以铲除殷人的宿敌,大获殷人的信任,也可以借此扩大周人的势力范围,此一举两得之事,惯于“帅殷之叛国以事纣”的周人更是乐此不疲。而且鼓动商纣王“大蒐于黎”,既可以骄其气、惑其志,亦可从中制造混乱,寻找机遇。因而其时即使不是东夷之人“弃命”背盟,也会有别的部落因小忿不释而起兵反叛。准此,东夷之叛,与其依徐中舒说是周人的暗中唆使,不如说是周人别有用心的挑激。这种政治伎俩,在每个时代都经常上演,丝毫不足为奇。陈胜、吴广为起大事而以小故挑激押送戍卒的秦人军尉(“忿恚尉”),从而一举掀动了山东六国的反秦浪潮,即其显例。而个中秘密,只有那位头脑清醒的殷人祖伊才是真正的有识之士,他自始至终全然洞悉周人“戡黎”的动机与阴谋,以及在商纣“大蒐于黎”背后所隐藏的暗流与危机。只是他不应该不合时宜地赶在商纣王豪气勃发而风头正健的时间节点上来泼冷水。由此可见,与其说祖伊是因周人“戡黎”而“恐”,还不如说更是因商纣“蒐黎”而“惧”;否则《史记·周本纪》所载周文王一系列的“伐国”行动,哪一步不是周人伐商的前奏,而祖伊何至唯独恐惧于“西伯戡黎”?反之,周人克伐“殷之叛国”多矣,又何独至于“戡黎”而有“耆夜”如此兴奋之举?虽然出土文献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既然有此出土之物,便不能忽视其当初的存在。当然,这一论断,还必须以清华简的真实可靠为前提。不过,即使清华简的真实性可疑,也不至影响我们这里的推断。 综上所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其个中原委,大抵如此。虽然这些推论与徐中舒的设想相较,仍然不免“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但毕竟朝历史真相迈进了“五十步”。书阙有间,历史断层无从接续,亦末如之何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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