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县秧歌 从乡村戏到非遗

本书立足田野现实和文献资料，以组织形式和演出模式为主线，梳理定县秧歌百年来的发展脉络，探究其传承演变的历史动因。在这起起伏伏的百年历程里，定县秧歌犹如一叶轻舟，被知识分子、国家政权、现代化等力量交织的历史洪流裹挟前进。然而，看似身不由己的秧歌，始终野性难驯、自有方向。源于乡野的它，深深扎根在定县的土地上、人心上，潜藏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

本书立足田野现实和文献资料，以组织形式和演出模式为主线，梳理定县秧歌百年来的发展脉络，探究其传承演变的历史动因。在这起起伏伏的百年历程里，定县秧歌犹如一叶轻舟，被知识分子、国家政权、现代化等力量交织的历史洪流裹挟前进。然而，看似身不由己的秧歌，始终野性难驯、自有方向。源于乡野的它，深深扎根在定县的土地上、人心上，潜藏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

谷子瑞，1992年生，河北定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师从岳永逸教授。因为热爱民间文化而开始研究家乡的秧歌戏，又在一场场的秧歌戏里，发现了不一样的秧歌故事。

章　走近定县秧歌

秧歌是歌舞戏多形态并存的民间艺术，戏是定县秧歌的内核。学者眼中、民众心中的定县秧歌相似又不同，相依相异、各美其美。

一、家乡的召唤 

二、学者眼中的定县秧歌

三、多种形态并存的秧歌

四、浅谈民间戏剧研究 

五、民间艺术研究一观 

第二章 定县秧歌的生发土壤 

定县秧歌生于农、长于农，天然带着农耕文明的底色。现代化机器强力推进，农将不农、村或不村，定县秧歌将如何自处？

一、冲积平原上的中山国 

二、农事、信仰与文化 

三、农不农、村不村 

第三章 定县秧歌的演进之路 

车有车道，马有马路。定县秧歌本来在自己的航道上平波缓进，从自娱自乐到“ 挣口饭吃”，突然平教会和抗战两座“ 大山 ”压到身上，负重前行的秧歌会偏离航道吗？

一、从秧歌会到三庆班

二、“洋博士下乡”与“文明戏”进村

三、为抗战服务的秧歌

第四章 “三起三落”的定县秧歌剧团 

民间艺术一旦有了正式的组织机制，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定县秧歌剧团用起起落落的事实告诉我们，答案不仅仅是“会”或“不会”这么简单。

一、辉煌（1952—1960）

二、“半农半艺红花开”（1962—1971）

三、复兴（1978—1988）

第五章 重返民间的定县秧歌 

政府的支持说撤就撤，定县秧歌只能重新投入民众的怀抱。然而，见了“ 大世面”的定县秧歌还能真切拥抱土里刨食的农民吗？

一、被“放养”的二十年

二、剧目的传变与得失 

三、技术世界中的定县秧歌 

附：“台口”实录

第六章 非遗语境下定县秧歌的“再生”之路 

于民间艺术而言，非遗是个机会，能不能抓得住，能不能用得好，各地用差异化实践提交了一份份色彩斑斓的答卷，定县秧歌答得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一、剧团的建立与维系 

二、传承人与传承基地 

三、名目繁多的非遗展演活动 

四、互动中的京津冀

第七章 秧歌小戏，行路不止 

定县秧歌自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能成长为当前的样态，绝非一种力量灌注的结果，那么定县秧歌背后究竟有哪些推手在暗自较量呢？

附录1 定县秧歌大事记 

附录2 定县秧歌传承谱系表 

后 记 

参考文献 

本书立足田野现实和文献资料，以组织形式和演出模式为主线，梳理定县秧歌百年来的发展脉络，探究其传承演变的历史动因。在这起起伏伏的百年历程里，定县秧歌犹如一叶轻舟，被知识分子、国家政权、现代化等力量交织的历史洪流裹挟前进。然而，看似身不由己的秧歌，始终野性难驯、自有方向。源于乡野的它，深深扎根在定县的土地上、人心上，潜藏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

谷子瑞，1992年生，河北定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师从岳永逸教授。因为热爱民间文化而开始研究家乡的秧歌戏，又在一场场的秧歌戏里，发现了不一样的秧歌故事。

回 首 向 来 萧 瑟 处——乡土·非遗·自我

岳 永 逸

一

因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倡导和实践的平民教育运动，定县驰名中国，也有了世界性的意义。正是在这一“洋博士下乡”的乡村建设以及民族自救运动中，定县秧歌进入这些洋博士的视野，且凸显了出来。1933年，作为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中坚，李景汉、张世文一道选编了《定县秧歌选》，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出版。数十年后，深度参与了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美国人甘博（Sidney D. Gamble），出版了定县秧歌的英文版——Chinese village plays from the Ting Hsienregion（Yang Ke Hsüan）。

自此，定县秧歌这种原本在乡野生发、传衍的小戏，不再仅仅是民间、乡土、方言与日常的，它与知识精英、城市、民族国家、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审美、遗产、治理术、跨文化交际和世界等，都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因为平教会诸君的关系，作为《定县秧歌选》主要的信息源，秧歌艺人刘洛福1931年前往北平登台献艺，并灌制了唱片。作为乡村戏，定县秧歌既是平民教育的媒介，也因之成为始终被赞誉有加的成果、经典。在当地的抗战动员、社会主义新人塑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重整、红白喜事及庙会节庆等日常生活和当下的非遗运动中，定县秧歌这一被发现、动员以及主动请缨的乡土文艺，都不同程度地延续了其功能性效用，发挥着其或有形或无形的工具理性。

近百年来，正因为与演－观者日常生产生活、个体生命历程、社会运动、历史演进、地方文化建设、国家大政方针和科技革新之间的复杂互动，定县秧歌始终在学界有着热度。除李同民、李景汉、张世文、甘博、赵卫邦等奠基性的著述之外，朱迪丝（Johnson Judith）、欧达伟（R. David Arkush）、董晓萍、江棘等他者对定县秧歌都有可圈可点的著述：或偏重剧本，或偏重艺术，或偏重乡民的伦理道德观，或偏重女性在秧歌内外的在场。虽然风格各异，与定县秧歌的演-观者有着不同程度甚至有意的“间离”，但这些主要依托定县秧歌剧文、剧情的著述却多少都基于或长或短、深浅不一的田野调查。

正是在田野调查这个意义上，作为定县本地人，年轻学者谷子瑞这本更偏重活生生的人的《定县秧歌》，显然有着其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

子瑞对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百年小史的梳理，在赋予定县秧歌以脉动——生命迹象的同时，还给我们呈现了他者难以捕捉到的定县秧歌演进的隐蔽语本（hidden transcript）和其左冲右突的倔强。

在乡村戏这一历时性层面，定县秧歌有着下述繁杂、参差的风景：出于客位视角，李景汉等“海归”对定县秧歌的“净化”；随之，熊佛西对定县秧歌的舍弃，用话剧等外来的“文明戏”代替秧歌等土产的平教运动实践；平教运动对定县秧歌效度有限的功利性使用这一精英传统和由之衍生且扑朔迷离的定县秧歌的“伪民间性”，以及诸多研究认真罗列的剧目的纰漏、瑕疵，研究者认真自圆其说的释读以及误读，等等。在当下也即非遗层面，因为非遗运动和定县秧歌的非遗化而评定的传承人与此前艺人，尤其是与名角之间的不搭与分野——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认定，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观者－民众的认可。这导致与艺人有一定重合度的定县秧歌的非遗传承人成为多义与歧义的“复数”。这些多少“水土不服”、勉力“嫁接”而成的传承人，势必对前在的艺人群体及其小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撕裂、重组。这种外力导致的分化自然影响到非遗化的定县秧歌的新生态。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世界的非遗保护中，这一令人警醒的发现都有着相当的普遍性。

子瑞多少有些将作为乡村戏和作为非遗的定县秧歌视为两极，对立了起来。在其辨析中，前者越发浪漫主义，素朴、拙野却温馨可人；后者则明显现实主义，理性、精明却庸常悲壮。乡村戏的定县秧歌成为其评判非遗的定县秧歌的前提、基础与参照。毫无疑问，哪怕是信息传递没有当下便通、快捷，当年李景汉等他者对艺人刘洛福的倚重与发现，尤其是将之“外派”北平的展演，对定县这个地域社会、对作为乡村戏的定县秧歌界有着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产生的浪花、波纹，应该远胜于今天自上而下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对定县秧歌的影响。换言之，将乡村戏艺人－名角、非遗传承人二者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语境中进行结构性的整体比较，相关结论可能更加持平公允，至少会发现二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水火不容、昔是今非的矛盾体。

非遗前（过去）、非遗化（现在）和后非遗（将来）之三段论，早已经成为国内外海量非遗著述的经典范式。这些阶段分明且似乎精准的“八股”勾画，一方面受制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时间观，另一方面则沉浸、演绎着发展就是好的之幻象。在这种经典化的“八股”范式中，过去，不是不堪回首、忍辱偷生，就是辉煌灿烂、余味无穷，抑或是艰难曲折；现在，虽然岌岌可危，却枯木逢春，且将很快欣欣向荣；未来，尽管任重道远，却前景可期，光明一片。其实，每个非遗项目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历程和演化轨迹。当传承者的主体性得以发挥时，一个非遗项目就会有因应时变、世变的调适能力，进而可能传衍下去。不接地气的外力的强行干预，心急火燎地打强心针，通常适得其反，甚或仅仅是回光返照而无力回天。如此一来，非遗前、非遗化和后非遗这一看似动态的谱系，实则是静态与静力学的马甲，有着刻舟求剑的憨直、愚顽。

这种愚妄、偏执，多少剔除了时间对于特定个体、群体而言无时无地均在的主观性与主体性，将原本互现、作为一个连续体的时间物理化。被对象化，插入界桩的时间，成为一个个裂块或者一个个无限小的时间点。如此，作为符码，与这些时间块或时间点对应的人群、社会与文化，尽管可以任意涂抹、编织，却是隔山打牛，无法触碰本质。在《烧毁的诺顿》（ Burnt Norton）开首，艾略特（T. S. Eliot）写道：“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

从乡村戏到非遗的命名，表明子瑞对定县秧歌有着时间连续体和“主观现在”（subjective present）抑或说“延展的现在”之意识。可是，在对比艺人和传承人时，她还是不自觉地陷入了时间裂块的缝隙，在两极间腾挪跳跃。对子瑞的这一质疑，多少有些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在新生的“非遗学”的语境下，它实属可能次生的，可遇而不可求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非遗考古学”范畴。然而，在乡野与乡土一道野生野长而今天被命名为非遗的东西，通常是源头难明、谱系不清、空缺甚多而不可考的。至今，对定县秧歌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都重要莫名的刘洛福，其生卒年一直不详，更不用说定县秧歌起源这一永恒的“迷思”（myth）。这一悖论，或者说“非遗考古学”这一伪命题，使得各国众多非遗项目的历史成为不断自我建构、完善的“发明的历史”。在这一世界性的潮流中，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地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政治治理术、群体内部精英的优位主义、工业文明、信息技术文明等，都纷纷鞍前马后，染指其中。

子瑞多少朦胧地意识到社会静力学、革命诗学和文化单线进化论的威胁与危险性。她丝毫没有发明历史的企图，而是认真地发现历史。她的调研、书写有考掘的意味，却没有要写定县秧歌“知识考古”的野心。事实上，其踏查和梳理，已经成功地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热描”出了定县秧歌在乡村戏和非遗等不同阶段的复杂性、异质性和内在演进的连续性。在字里行间，她反复提醒我们，其看似否定性的辨析，并不是要否定平教运动、五十年代戏改、八十年代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工程、非遗运动等对定县秧歌横刀立马、扬名立万的良性影响。她仅仅是根据自己的行走、观察、阅读、理解和思考，指出这些外力对定县秧歌影响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其对相关否定性的揭示，反而正是要赋予这些运动以真实性、合理性，以及定县秧歌在演进中必然有的浓淡不一的“非乡土性”。其实，乡土性和非乡土性巨大张力编织而成的生态场，才是当下命名为非遗（工业非遗多少有些例外）的那些文化遗产生发、存身、传衍的真实远近布景。

正因为有着学术研究的持平之心和对故土的赤子之心，子瑞在历时、共时和观－演者心意等多个层面，都强调红白喜事、庙庆等“露天剧场”与省城京城、央视等高大上的“优位时空”的同等重要性。无论是因何种外力的正面影响抑或是负面冲击，子瑞始终强调定县秧歌的生命力在艺人这个群体本身，在定县这块热土，在作为观者的民众的主动抉择。进而，她著作中基本未出现的与庙庆－“台口”同等重要的演出场所——红白喜事－“小事”，成了定县秧歌蹒跚前行的根本。

与“唱台口”一道，“挡小事”不但赋予了秧歌艺人以生计，使观者人生仪礼有了神圣的庆典意味和热闹的氛围，在丰富当地人日常生活并使人生圆满、完美的同时，还为后起的非遗化的定县秧歌培养了基本的观演群体。即使在非遗化之后，台口、小事这些完全因乡野小民而生的敞亮的“空的空间”（the empty space）、质朴剧场（poortheatre），依旧是定县秧歌为根本的传衍时空与场域。领导、评委、导演以及传承人占主导地位的会演、大赛以及送戏下乡的听令演出——有形无形也是全景监视的闭合舞台，虽然是非遗化定县秧歌的面子，却大抵是乱人眼而花里胡哨的点缀，实乃相关人群必须完成的工作和自娱自乐。然而，子瑞发现，正是这一制度性的点缀，使得因生计和传承而一体性的秧歌传承人－演者不得不面对多元化的“主家”。这些当下的“主家”包括红白喜事的主家、红白喜事中“管事的”、庙主、政府官员、评审专家、记者、导演、高级别的传承人以及企业家，等等。

值得称贺的是，非遗这顶先声夺人的帽子没有遮蔽要写定县秧歌的子瑞的双眼。直接逼视定县秧歌本身的她，反而写出了作为定县秧歌的非遗的由来与真相。子瑞告诉我们：对定县秧歌而言，哪怕是早早步入精英眼帘、走出国门，哪怕非我莫属地成为首批非遗，其生命力依旧在乡野，在包裹城市并与之绵长互动的乡土。当乡野被雅化为城镇，当乡土始终被视为城镇的对立面而被强力挤压与侵蚀，被命名为非遗的定县秧歌就面临离乡、离土、离民，及至被“家国情怀”等大词“霸凌”、失语失声而上气不接下气的窘迫和艰难。它既无望唯非遗马首是瞻、全身而进、华丽转身，也难以偃旗息鼓、全身而退、寿终正寝。

事实上，悬置抑或说悬浮（轻盈得沉重，沉重得轻盈；欲坠不坠，欲飞不飞），是诸多厚重却空洞的非遗报告和雄文中称颂的非遗的真相。要振兴、弘扬多数原本与乡土一体却宛在水中央的非遗，道阻且长。

三

其实，写这本不瘟不火也不担心惹人恼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真心诚意向定县秧歌和故乡致敬的小书，子瑞并不容易。与她的定县秧歌和故土定县一道，子瑞本身也经历了化蛹为蝶的升华和心灵的净化。这种升华、净化，不是渐行渐远的背井离乡，而是对乡野的回归、亲近，直至水乳交融。

2016年子瑞刚上研究生那阵儿，听到我说定县秧歌、平教会、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李景汉、甘博、宋文川、韩飘高这些语词时，作为定县人的她明显茫然，眼睛空空如也。这块土地上各色人等的起起落落、生生死死、飘飘荡荡，于青春的她并无多少印迹与意义，更不用说刻骨铭心的体验。她俨然生活在真空。长年朝夕置身的故土，仅是一个来去匆匆的驿站，无涉身心。一切，缥缈而唏嘘！可是，对故土漠然而陌生的她很快就进入角色，并将她对自己的成长、对故土的热爱熔铸到了对定县秧歌的调查、观察与省思之中。台前幕后、老少爷儿们、姑嫂妯娌、家长里短、声声秧歌、纤纤丝竹、传说故事、一草一木和冬寒夏热的四季转换等，都迅速浸透着她的每一个感官、每一种触觉。这些肌肤相亲而深呼吸、吐纳的“瞬间化效应”（instantaneous effect），熔铸、会通了她一个又一个的“意识的厚瞬间”（thick moment of consciousness）。身外的故乡、秧歌不但化为感官、知觉，也私化为其如影随形且终生挥之不去的主体性之本质。

在此意义上，她倾注心力而成的这本《定县秧歌》就是她这个定县人个体的，是大写的“我”的。将这本素朴的小书视为子瑞厚重的成年礼，视为她率真树立给故土和定县秧歌的丰碑，应属情理之中。

虽然在读研之前对定县秧歌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在调查中跟着秧歌剧团三弦师父学三弦，但定县秧歌却对子瑞这个生命个体有着不言而喻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种纪念碑性无关一个可能在艺人之间流传的秧歌手抄文本，无关定县秧歌的非遗名头，而是直接指向定县秧歌本身。诸如苏东坡创定县秧歌传说之于不同受众的接受美学；定县秧歌上演的小事、台口、礼堂和央视等时空；定县秧歌的剧目、文本、角色行当、唱腔、舞台布景、锅烟子与油彩；刘洛福、宋文川的红火传奇；非遗传承人的尴尬与勉力；合伙搭班分钱的斗智斗勇，台前幕后不乏暖意的钩心斗角；意在培养秧歌传承人的昙花一现且连景观性都荡然无存的戏校；冬日里与剧团一道游走在乡野阡陌时扑面而来的阵阵寒意……

不论什么级别，如果一项非遗外在于个体，于个体生命了无意义，那么它也只能在馆舍中化石般虚无地存在，徒劳也徒然。在此意义上，不同行政级别的非遗，不但是乡土的，更应该是个体的，哪怕仅仅是个体自我的镜像与投影。其实，文学、艺术与所谓的学术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难免让我想到善于写乡风民情、生老病死之常相的萧红，想到经常放逐并追问自我而一直在路上、无始无终的何贝莉。《生死场》《呼兰河传》都是悲情而绝望的。萧红的文字有吞噬一切的魔力，读者经常会身不由己地被其文字抛到洪荒之外，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却没了归路。在《无始无终：转山》中，何贝莉始终都在藏地的圣山圣境中目的明确地拷问自己的灵与肉。以女性的柔弱、坚毅与果敢，以人性的刚健、怜悯和宽容，何贝莉同时扮演了猎手与猎物的双重角色。灵山就在天边、眼前，脚下的路却没有尽头，甚至不知通往何方。

同为乡土以及非遗的暮歌，子瑞悲情而不煽情，更没有一度红火的非虚构写作那种不伦不类的矫情。反而，子瑞不时言说着希望与可能，字缝间不乏一丝丝闪闪烁烁的光。面对欣欣向荣同时也庸常甚或惨淡的现实，仿佛何贝莉的转山，子瑞、定县秧歌和故土三位一体的“自我”的朝圣的脚步不免滞重，执拗的眼神难免疲困。可喜的是，她坚持了下来，与百年来定县秧歌的观－演者一道，阶段性地转完了自己的山，让世人看到了少了光晕却一样让人动容的定县秧歌，让远方的他者更明了定县这片静默的大地与热土。

我想，经过了成人礼的子瑞一直在喃喃自语：“渺小与伟大同在。乡土在、故土在，人心在、人性在，一切皆有可能！”

料峭春风吹酒醒。无论阴晴、真假，非遗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定县秧歌永远都会是一个问题！

2021年8月12日

作者丝毫没有发明历史的企图，而是认真地发现历史。她将对故土的热爱熔铸到了对定县秧歌的调查、观察与省思之中，不时言说着希望与可能，字缝间不乏一丝丝闪闪烁烁的光。在田野调查这个意义上，这本更偏重活生生的人的《定县秧歌》，显然有着其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岳永逸

当作者将对定县秧歌百年发展史的回溯从乡村戏截定于非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