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经典作品一百首系列：宋词一百首（精装）

自隋以来，西北各少数民族音乐和西域各国音乐大量传入中原，民间音乐也得到搜集和整理，产生了“杂胡夷里巷之曲”的“燕乐”。唐代成熟的都市文化、追求享乐消费的社会风气，导致了以娱宾遣兴为目的的曲子词的流行，吸引了文人参与创作。

李白词二首《菩萨蛮》《忆秦娥》是公认早的文人词。到中唐，大批的文人开始词体创作，产生了张志和《渔歌子》、白居易《忆江南》、皇甫松《浪淘沙》等大量杰作，然皆属于小令。晚唐温庭筠专注于词体创作，所作《菩萨蛮》《更漏子》诸词，意象密集，多用装点字面，特重感性显现。温词重境界的构造，于是形成“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词论》）的面貌。王国维总结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

词话》）

五代赵崇祚选晚唐、西蜀词为《花间集》。花间词人将温庭筠词风作为传统词风肯定下来，形成流派，开婉约词风气之先，使“词为艳科”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南唐词人以忧患意识入词，产生了词史上空前启后的大家——南唐二主（李璟、李煜）与冯延巳。后主李煜以白描的手法、长短错综的词调，抒写对亡国的深哀剧痛和对宇宙、人生的感喟，如《虞美人》《乌夜啼》《浪淘沙》诸作，可谓“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周济），从内容到手法上都突破了传统，提高了词体的格调和地位。

宋王朝的统一，结束了中国自唐安史之乱以来两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南北各地涌现了以杭州、汴京为首的一批大都会，反映市民阶层生活情调的声乐蓬蓬勃勃，使词体得到了长足发展。北宋初期晏殊、欧阳修等人，主要从事于小令的创作，词调与风格都接近南唐。而晏殊词情中有思，词风圆融；欧阳修词豪宕沉挚，有太白遗风；范仲淹《渔家傲》以边塞题材入词，略引豪放之开端；晏几道词多恋旧伤逝，颇具悲金悼玉之情，多寓华屋山丘、人生无凭的感怆，上承后主而较有词采。

经过张先等人继先启后的过渡，到了柳永，开始大力从事慢词的创作，如《雨霖铃》《八声甘州》《望海潮》诸作。柳永把赋法引进词中，在句法上运用领字，从内容和形式上给宋词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有力扭转了词坛风气，对当世影响极大，号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从此，词调日渐增多，慢词一变而为宋词主要的一种体裁，词亦由诗的附庸一变而为“大国”。

苏轼的功绩主要在于题材内容的扩大——不仅写儿女离别、男女相思，更在词中抒发个人的宽广胸襟、表现日常生活，举凡咏史、怀古、说理、谈禅无不可入。他“以诗为词”，使词体突破“艳科”的樊篱，从而大大拓展了疆域、提高了境界。至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等豪放、清旷之作，开启了与婉约相对立的词风。

周邦彦上继柳永而抛弃了其通俗性、直接性，代之以包蕴密致的浑厚风格，在音律上更加精审而规范，在技巧上更加考究而深细。如《瑞龙吟》《兰陵王》《风流子》诸词，莫不精于音律，以赋为词，语言典丽，讲究法度，似乎穷尽了词这种样式可能有的种种状态，周邦彦故被誉为“词中之老杜”（王国维）。

女词人李清照亦工音律，倡言“词别是一家”。如《一剪梅》《醉花阴》等，无不情境深挚、造语清新；而南渡后所作《声声慢》《永遇乐》等，则融国破家亡与身世飘零之感于一体，出以白描手法，声情并茂，在后主的基础上更有发展。

宋室南渡前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和战之争”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主和势力一直占据上风，而主战势力亦从未偃旗息鼓。爱国主义成为时代文艺思潮，慷慨言志与感喟伤时成为词的两大主题，豪放词风遂得到发展的契机。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幹、张孝祥等，大都亲历靖康之变，志在恢复，故能上承苏轼，下开辛派词风。

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他生在北方，青年时代即投身抗金复国的斗争，南下后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绊，壮志难酬，只得将满腔热忱与孤愤，发而为词。他在苏轼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词的表现内容，继承其豪放风格，开拓出雄奇阔大的词境。辛弃疾饱览群籍，腹笥极广，熔铸经史，“以文为词”，“以论为词”。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篇，莫不深于寄托、长于用典，虽称豪放，却不失词体之本色。在他的影响下，南宋词坛形成一个豪放词派，即辛派，重要作家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宋金对峙成为定局，恢复之声渐渐衰微，代辛派而起的是以姜夔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姜夔上承周邦彦、柳永，精心追琢，其词意境清空、音律严整、曲多自度，如《暗香》《疏影》等，有较高艺术成就。

总而言之，词体大体产生于唐，流行于五代，极盛于宋。故本书虽称《宋词一百首》，却是从宋人尊为“百代词曲之祖”的李白词选起，实选唐五代词十首，宋词九十八首，共得一百零八首。对于作品之异文，参照权威版本，择善而从，不另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