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与对话

序
收进这个集子里的文字有几个部分。一是接受朋友或报刊记者的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我的“当代文学史”和其他论著的写作情况，也旁及生活经历的方面。以前接受冷霜、贺桂梅、季亚娅、张彦武（燕舞）等的访谈，已经编入《我的阅读史》《材料与注释》和《读作品记》等书中，不再重复收入。
第二是与戴锦华、解志熙、王风、贺桂梅、毛尖、吴晓东、姜涛等先生的对话和通信。征得他们的同意收入这些对话。除与王风就“样板”一词的通信外，其他几篇均由组织对话的学校、报刊、网站整理，并在报刊、网站上发表过。收入本书时，我的部分有少量改动。
第三是访谈、对话之外的几篇短文。
感谢戴锦华、解志熙、王风、贺桂梅、毛尖、吴晓东、姜涛诸位先生，慷慨允许我将他们的文字收进我的集子里。感谢提问、对话者李浴洋、李静、丁雄飞、杨宸、魏沛娜、张丹丹、郑莹、王贺，他们为访谈做了辛苦的准备，忍受读我的那些枯燥文字的痛苦；他们的提问和讨论促进了我的思考，让我获益甚多。
本书的责编仍由黄敏劼担任，继续感谢她认真细致的工作。
洪子诚 　
2020年5月16日

《访谈与对话》收入洪子诚教授近年来的访谈、对话和若干篇随笔性文章。内容涉及对个人生活经历和学术道路的回顾，文学史写作与时代、与学科史问题的关系，文学阅读对情感经验形成的重要性，以及在论文和专著中未充分展开的观察与思考。相对于严谨的研究论文和系统的文学史论著，书中的文字有更强的可读性，蕴含更多的个人经验、趣味和性情。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 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等。

序……3
访 谈……1
“文学史”这个“世纪迷思”的病症——答《深圳商报》魏沛娜问……3
当代人如何写好当代文学史——答《凤凰周刊》张丹丹问……10
有点消极，不怎么浪漫——答《南方人物周刊》郑莹问……20
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答《上海书评》丁雄飞问……33
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答李浴洋、李静问……47
“微弱的叙述”与“不确定”的力量——答杨宸问……68
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问题——答王贺问……85
朝向现实与未来的文学史——答李静问……98
对 话…… 117 
80 年代人们做梦，到了90 年代连梦也找不到 ——与戴锦华的对话......119 
清华园里谈读书 ——与解志熙的对话......142 
与王风就“样板戏”的“样板”一词的通信......163 
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文学经典 ——以阅读为中心的对话......177 
文本?情感结构?跨媒介 ——关于《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一书的对话......203 
访谈、对话之外…… 231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233 
致敬文学经典的翻译家......238 
仍有稳定和值得信赖的事物 ——“与20 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会议上的发言......244 
亲近音乐的方式：《CD 流浪记》......250 
保尔· 艾吕雅的《宵禁》及其他......258?

《访谈与对话》收入洪子诚教授近年来的访谈、对话和若干篇随笔性文章。内容涉及对个人生活经历和学术道路的回顾，文学史写作与时代、与学科史问题的关系，文学阅读对情感经验形成的重要性，以及在论文和专著中未充分展开的观察与思考。相对于严谨的研究论文和系统的文学史论著，书中的文字有更强的可读性，蕴含更多的个人经验、趣味和性情。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 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等。

当代人如何写好当代文学史（节选）
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优势与局限
《凤凰周刊》：你一直在考察中国作协在50—70 年代文学组织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2006 年的一个采访中，你较为宽容和辩证地回应了关于作协权威缩减、期刊的霸权、批评的“学院化”等社会质疑。如今针对当下的文艺界现实，包括作协、期刊、大学三者的关系，文学批评的生态，你是否有新的观察和体会？ 
洪子诚：对作协这样的组织机构的历史功过，今天存在的必要性和作用，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这不是文学团体自身的问题，而需要放在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去思考。我这里只能就事论事谈这个机构的作用。我的观点和2006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现在的中国作协，其实和“十七年”的作协已经有很大不同，至少功能上出现了很大变化，它已经减弱了那种“威权”的性质。
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协的决议具有某种“法律”性质。被开除出作协的作家，就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但现在不同了，作协对文学写作走向的影响，以及评价上的权威性，都远不如五六十年代。不过，现阶段作协仍掌握着政治、物质的很大资源，它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理所当然地继续发挥着，由此产生的弊端和表现的积极因素，都需要具体进行分析。
至于作协、期刊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它们应该是互补的。当然，这段时间，确实出现许多作家、诗人、评论家进入大学的趋势，原因是双方互相发现对方的价值。大学招募著名作家、批评家以提高自身影响力、知名度，也有助于大学拉近与文学写作现场的距离。而大学的学术地位，现在的稳定的、较高的经济收入（对知名作家而言），肯定也很有吸引力。其实，在民国时期，作家、批评家也有许多长期或一度在学校任职的，如胡适、朱光潜、老舍、废名、卞之琳、林庚、冯至、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后，因为重视作家与工农兵生活的密切关系，强调报纸刊物的意识形态重要性，并实行作协专职作家制度，许多重要的作家都分布在文学领导机关或者重要媒体，学院的地位下降。目前出现的作协、媒体和大学地位的变化，这个情况带来的问题还有待观察。
作协、媒体和大学不是对立的，应该有各自伸展的领域。媒体如何确立写作和批评上的权威，而不只是热衷于制造热点；文学生产、阅读、评价是否会只在学院里循环，以致文学文本只是供文学系教授、学生来操作解读技巧的对象——这都是值得关注的。我因为长期在大学里工作，对学院的优势和弊端了解更多。写作、批评缺乏直接生活经验，教条僵化，削弱鲜活的生命力的这种现象，在目前尤其需要警惕。
《凤凰周刊》：你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可能避免了化、二元对立和道德审判。《文学的阅读》中，不少文章直接或间接地谈到身份问题，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在研究中，你对自己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定位？ 
洪子诚：总的来说，我研究的当代文学，研究对象和我的生活经历基本是同步的。这有好处，也有明显的缺陷。好处是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家生活、写作处境和政治文化氛围有亲历者的体验和了解， 这是另一时代的研究者需要花更大气力才能体认的。缺陷则是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同步的生活经验会让你缺乏超越的眼光。对材料的掌握，也会存在问题：许多材料不是在“当代”就能呈现，需要后来者不断发掘。
“当代人”写“当代史”经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意识到“亲历”的那种经验性优势，会加强写作者评述的强度；另一种是在经验、情感与“ 历史”的无法剥离的纠缠中，失去“ 旁观者”的视角，而宁愿采取一种收缩的姿态。不能简单化地判断哪种方法更好、更有价值， 这里各自存在不同的难题。
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回到历史情境之路，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但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悬空之物，但过度地投入和取代，对象也可能在“ 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自然，对具体研究者来说，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面面俱到。由于历史观、性格、阅历、知识等方面的限制，我似乎更愿意采取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微弱的叙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