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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的正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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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濂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75712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31323272

上书时间2024-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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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周濂,1974年生于浙江。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杰出青年学者。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著有《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与幸福》《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正义的可能》等,主编《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三卷》。

目录
第一章  政治正当性的概念结构
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第一次提出
为什么需要政治正当性?
何谓政治正当性?
两次正当性危机
三重理论结构
四个结构性因素及本书基本结构

第二章  正当性与证成性:道德评价国家的两条进路?
阿伦特论正当性与证成性
概念上区分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可能
概念史上的论据
洛克传统中的正当性与证成性
补充说明: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关系
区分正当性与证成性的理论后果
小结

第三章  政治正当性/证成性:概念框架下的政治义务
义务与责任之辨
何谓政治义务?
政治义务的自愿主义因素
个人自我决断的重要性

第四章  政治义务的公平游戏解释
相互性原则
公平游戏理论的主要特点
公平游戏理论的困难
公共利益能够被主动接受吗?

第五章  政治义务的认可理论
恪守许诺的道德义务从何而来?
虚假的认可和真正的认可
洛克认可理论的问题
投票行为与默示认可
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存在逻辑关联吗?
政治义务理论的限度
小结

第六章  再论正当性与证成性:洛克主义与康德主义之别
正义、正当性与证成性
罗尔斯论政治正当性
西蒙斯批评康德与罗尔斯
范式转换——从洛克主义到康德主义?
成员资格vs公民资格
程序正当性vs实质性正义
民主制国家能实现最大程度的正当性与证成性吗?

第七章  通过审议走向共识
正当性与合法性
立宪主义与民主
审议民主与民主正当性
沟通理性具有独立性与优先性吗?
沟通行动的可能后果:了解、理解与共识
作为沟通行动补足概念的生活世界
语用学但不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第八章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是什么使得权力或强力成为道德上对的”是2000多年来政治哲学不断追问的问题。
聚焦现代政治的讨论域,结合汉娜·阿伦特、约翰·西蒙斯、哈贝马斯及罗尔斯的观点,作者首先从概念分析的角度区分了正当性与证成性:正当性是一种“回溯性”的概念,它关注的是权力的来源和谱系,也就是从“发生的进路”去评价权力;而作为“前瞻性”概念的证成性,关注的是权力的效用和达成的目的,也即从“目的的进路”去评价权力,确立了道德评价国家的两条进路。
从政治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区分出发,作者进一步在政治义务与政治责任之间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概念地图:国家正当性与公民的政治义务具有概念上的关联性,而国家证成性则与公民的政治责任相关联。
由此,通过对概念关系的梳理标定了正当性在当代政治哲学概念地图上的位置,利于廓清被语言迷雾遮蔽的现实,帮助我们获得直面现实复杂事态的理论勇气。

精彩内容
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第一次提出在回答“何为正当性”之前,首先需要追问“为什么需要正当性?”这个问题。
公元前416年夏,雅典人发动对米洛斯岛的远征。斯时,雅典的海上霸业已成,雅典同盟的成员遍及基克拉底斯群岛,只有雅典人死敌——拉栖代梦人的后裔米洛斯人和另一个岛屿的居民仍然拒绝臣服雅典。雅典同盟的远征军由38艘舰船、3100名重装步兵、300名弓箭手和20名骑兵射手组成。
在大军压境、战争一触即发之际,雅典人派遣使者与米洛斯人谈判,于是便有了这段经典的对话:米洛斯人:“……如果我们证明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拒不向你们投降,那么结果就是战争;反之,如果我们听从你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沦为奴隶。”雅典人:“……我们双方都知道,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正义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米洛斯人:“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你们强迫我们置正义的原则于不顾,而只是从利益关系着眼……”据信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次关于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的公开辩论。雅典人单刀直入、明白无误地给米洛斯人提供了两个选择:或者屈服于雅典的统治,或者选择毁灭。而米洛斯人也不甘受辱,不但拒绝接受雅典的统治,并且严辞指斥雅典人的逻辑:正义的原则不等于利益计算,武力并不能使权力成为道德上对的。
对话注定不欢而散。米洛斯人最后的答复决绝而悲壮:“雅典人,我们的决定与以前陈述的一样。我们不愿使我们生养安息已达700年之久的城邦立即丧失自由。”酷暑转瞬即过,凛冬来临之际,强大的雅典同盟终于毫无悬念地将米洛斯从古希腊的版图上彻底抹去。雅典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座岛屿,但米洛斯人提出的问题却并未消失:雅典统治的正当性问题——也即“是什么使得权力或强力成为道德上对的?”——却一直困扰着希腊哲人,并成为此后2000多年政治哲学不断追问的问题。
为什么需要政治正当性?
在回答“何为正当性”之前,首先需要追问“为什么需要正当性?”这个问题。
就像雅典人并不在乎米洛斯人反驳他们的正义观念,权力似乎也并不天然要求成为道德上对的。事实上,与权力存在内在关联的概念是服从(compliance)。所谓“服从”,按照当代社会学家罗德里克·马丁(RoderickMartin)的观点,就是指“由权力引起的态度和行为”,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依照他人的命令(直接的或间接的)所做出的不考虑自己利益的行动”。马丁认为,围绕着权力这个中心概念存在四个相关的术语,其中服从是权力关系的核心特征,而其他三个概念如强制(coercion)、权威(authority)和影响(influence)则是指权力的三种不同基础,也就是说,服从的产生既可能是因为强迫的结果,也可能是基于权威或者影响。
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从命令-服从的角度入手分析权力和政治现象一直是主流观点,其中尤以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影响最为深远。在韦伯看来,“人对于人的支配(herrschaft)”乃是人类命定的存在方式,任何试图摆脱这一局面的理论构想都难逃乌托邦的指责。韦伯这样定义“支配”:“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根据这个定义,“支配或者权威可能会基于非常不同的服从动机:由最单纯的习惯性服从,到最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韦伯认为,作为支配的基础,单靠习惯、个人利害、纯感情或理想等动机来结合仍不够坚实,除了以上这些基础,通常还需要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正当性的信念。正如彼得·拉斯曼(PeterLassman)所说,韦伯把正当性的问题作为解释支配关系的中心议题,他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即任何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任何形式的支配都需要证成自己以及寻找正当性。而那种靠暴力威胁、监视或者谎言来维持社会稳定的政体不仅会消耗更多的资源,而且必定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
正当性是一个应用范围很广的概念,在政治领域中,除却权力与服从,正当性以及不正当性(illegitimacy)还可以用来评价以下这些现象:(1)个体与国家和其他社会体系(组织或者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与民族和其他身份认同群体的关系;(2)社会运动,尤其是抗议运动;(3)社会变动以及新的规范、态度、实践和制度形式的发展与传播;(4)对异类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定义;(5)对人权和既有规范的过分侵犯。
本书的主旨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上,具体地说将处理国家、政府以及法这三个对象。自霍布斯、洛克以降,国家的正当性与政府的正当性就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契约论传统所讨论的主题,而法的正当性虽然在现代政治社会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直到20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随着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发表才成为政治哲学讨论的中心之一。在我看来,从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到法的正当性,论题的转变代表了政治哲学乃至政治社会的深刻转变,不过这些问题将留待后文再做处理。
当雅典人告诉米洛斯人,“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这其中的讯息再明白不过:无论弱者认可与否,都必须接受乃至忍受强者的意志,弱者的意志表达在这里没有任何位置。不过,虽然强迫或者影响可以达到使他人服从的目的,但是在暴力夺取政权或者完成占领之后,出于社会稳定以及统治效率等因素的考虑,统治者会尽力寻找道德理由去论证自己的统治并试图说服被统治者,让后者接受并相信统治秩序是非强制的乃至在道德上是有根据的,唯其如此,统治秩序才能名正言顺、长治久安。马丁指出,只有基于“权威”的服从才和“正当性”存在实质性的关系,因为只有权威才拥有“期望和要求服从”的“权利”(right)而非“权力”(power)。对此,卢梭说得更加明白,“即使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权力转化为权利以及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由此可见,在政治领域中,只要存在支配-服从关系就会有正当化的诉求。并且无论我们如何构想正当性的具体内容,正当性都是对支配关系所做的某种道德证成。这种道德证成并非可有可无,它可以通过使支配者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利、被支配者负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从而确保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换言之,“正当性”不只是标贴在支配-服从关系上面的一枚“道德勋章”,它有着直接的理论效果和现实效果:既让支配者拥有统治权利,又让被支配者负有政治义务。不过,我们需要立即提请注意的是,对支配-服从关系所做的道德评价有多种方式,正当性只是其中之一,并且政治正当性也并不一定等同乃至垄断与“政治义务”和“支配权利”有关的所有论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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