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库 初中第一集 口琴练习法......【原 武进县县长“薛迪功先生赠”.封面钤印“武进私立柏桢中学”……薛与瞿秋白是表兄弟，其长子薛大元在重庆开设的小杂货铺，即为《红岩》里多次描写的重庆沙坪坝书店的前身……度娘 薛迪功，可知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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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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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郁郁星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1947-1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181页
货号家2
上书时间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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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迪功与瞿秋白是表兄弟
常州，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才俊辈出，其中有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和恽代英等人，201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烈士就义80周年。
瞿秋白全家最后的栖身之处在常州城西瞿氏宗祠（如今的瞿秋白纪念馆），瞿氏宗祠临近子城河，过了觅渡桥往南走，再过西大街（今延陵西路），西首名为早科坊的南北向马路，北连西大街，南接西沄里，早科坊北端43号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一幢二楼的小洋房，由三个庭院、一个花园组成，树木茂盛，古幽深静，院墙背阴处潮湿，布满青苔，爬满缕缕藤萝。这个薛宅主人叫薛迪功，清末重臣盛宣怀的外孙。
薛迪功，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佛山镇（今佛山市）的一个世宦之家。他的祖父薛杏初是广东省电报局局长，祖母是常州人盛宣怀的胞妹。父亲薛宜立游宦于湖北。薛迪功5岁时祖父去世，父亲又在官场受挫，从此家道中落。6岁时，祖母携全家迁居常州。薛迪功小学毕业后，由姑母介绍到漕桥的中药店做学徒，16岁满师后在中药店当店员。他刻苦自学，用心研读新学旧学的书，20岁时由姑母介绍到漕桥小学教书。一年后回到县城，经冠英小学校长张应曾聘任为教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7年3月20日，3个年轻的秘密国民党党员首先打开武进县（今常州市）南城门，迎接北伐军入城，他们是22岁的恽长安（恽逸群）、28岁的杨锡类和34岁的薛迪功。北伐军入城后，恽逸群担任国民党青年部部长兼商人部部长，杨锡类出任县公安局局长，薛迪功是县党部党报主任兼《中山日报》主笔。薛迪功撰写社论，宣传国民革命，反对军阀，并刊登恽逸群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调查材料。薛迪功每天用笔名“敌攻”写一则《静观》，以嬉笑怒骂的笔法，短则三言两语，多则十几句，讽刺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丑态，深受读者欢迎，他被人称为“薛大炮”。
大革命失败后，恽逸群、杨锡类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恽逸群担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社长，兼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务），薛迪功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倾向国民党。1928年经朱佛公介绍，薛迪功担任江苏省水陆公安队教导团政治指导员兼政治教官。一年多以后回到常州，他曾当过中学教员，并在常州、长沙、贵阳、重庆和上海等地办实业。他还担任县党部监察委员、县参议员和江苏省政府参事等虚职，没有薪俸，也没有权力。经历了风风雨雨，薛迪功越来越认识到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专制，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转而同情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主张更接近三民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薛迪功利用自己的身份，支持和保护了常州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为常州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薛迪功58年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变幻莫测的历史岁月，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长期以来，薛迪功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薛迪功与瞿秋白是表兄弟，两人相差6岁，先后就读冠英小学（今觅渡桥小学），薛迪功曾与瞿秋白兄弟几个登上护城河堤，观看舟楫渔人，他总认为瞿秋白的天分很高，聪颖过人。对于瞿秋白的困难家境，薛迪功深表同情，多次回家央求父母对瞿家伸出援手。1916年春节年初五，瞿秋白母亲因困境所迫服毒自尽。薛迪功随父母过桥到瞿氏宗祠吊丧，见到从无锡乡下小学赶回家的瞿秋白，他一身黑袍，穿着黑布鞋，和妹妹、弟弟一起守丧，善良的薛迪功忍不住流泪，最后还是薛家出面筹措了瞿母的丧葬费用。临分手时，瞿秋白送给薛迪功几本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以鲁迅弃医学文的例子劝告他，要走向社会，求得思想进步。
1934年初瞿秋白奉命赴中央苏区之前，乔装打扮，悄悄地回到常州，敲开早科坊43号薛宅大门，薛迪功惊讶不已。他俩在一起品茗，喝酒，聊天，不谈政治，只谈历史，尤其是孩提时的往事，让他俩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短暂的几小时后，瞿秋白匆匆离去，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常州探望。十几岁的薛大元（薛迪功次子）亲眼所见这个难忘情景，深深地铭刻在心上，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牺牲，几天后各家报纸都报道了此消息。时任武进县教育会会长等职务的薛迪功放下报纸，心情沉重，黯然神色，长叹不已，流下伤心的泪水。
《红岩》里的沙坪坝书店前身
薛迪功的次子薛大元，1938年抗战救亡时期，薛大元在长沙加入共产党，曾在《贵州日报》当记者。到重庆后，表舅公吴稚晖介绍他到国民党中央部门工作，从此他长期在隐蔽战线上搞统战和情报工作，曾在缅甸仰光担任《国民日报》主笔兼总编辑。解放初，薛大元进入北京的华北大学，后转入人民大学俄文系，他曾任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教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等职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接着被捕判刑，在安徽矿山和农场服苦役，度过了20多年不堪回首的岁月。“文革”后拨乱反正，薛大元终于被平反，恢复党籍在中共六安县（市）委统战部和政协担任领导工作，他退下来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著名长篇小说《红岩》多次描写重庆沙坪坝的书店，其书店前身原型正是薛大元在重庆开设的小杂货店，他与周恩来是单线联系，与重庆地下党不发生横向联系。为此，薛大元的哥哥薛大钧（薛孔）特地写了考证之文。
沙坪坝书店经理为甫志高（原名蒲华辅），店员陈松林，后有特务黎纪纲伪装革命由甫志高任用为店员，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许云峰（齐晓轩）来到书店时，发现黎纪纲此人有问题。次日，黎纪纲入城未归，许云峰即命陈松林立即转移，当特务来书店捕捉时，陈松林已脱险。
该书店的前身为1944年开设的小杂货店弥弥商店，店主为中共地下党员薛大元。事前（1943年2月），薛大元与话剧演员苏菱（本名魏羽）结为假夫妻，携3岁女儿咪咪（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自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脱险到兰州，同行的有已在迪化被捕的演员赵丹之妻叶露茜及3岁的儿子苗子，导演王为一之妻俞佩珊及3岁女儿娜笳，舞台工作者朱今明之妻陈英，中国早期漫画家、上海漫画月刊创办人鲁少飞等人。
同年6月，薛大元与苏菱和女儿咪咪3人准备去重庆，上飞机之前的20分钟在机场被捕，交付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处审判。时在重庆的薛大元父亲薛迪功（重庆公交创始人之一）担任中胜汽车公司经理，该公司在兰州办事处经理张雪鹍及西北公路局副局长沈圻闻讯后，立即告知薛迪功，薛迪功恳托其表舅吴稚晖，营救薛大元出狱。
薛大元到渝后，即与苏菱结为夫妻，为谋生计，即由其父薛迪功出资，并由其父之友杨焕新在沙坝坪代为购买一处木质结构楼房，开设弥弥商店。
1944年5月，薛大元由吴稚晖介绍到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作为主任秘书马元放的助理。这时薛大元因在被捕后失去中共党籍，但到海外部还不到一个月，即有人找他参加一个以英文“UNION”为代号的中共外围组织活动，以国民党之党政军人员作为统战对象，多次在弥弥商店集会。
1945年1月，薛大元由李达教授（中共一大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中共一大的工作人员）引见于周恩来，其后去弥弥商店与薛大元单线联系的有胡绳（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林默涵（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毛子良等中共党员及日本反战同盟的畑山，还有李达的儿子李心天（后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与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中国医学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女高音歌唱家黄凛（为著名声乐教育家黄友葵在重庆国立音专的学生，1960年录制《请茶歌》的唱片，传遍全国）等人。
弥弥商店为半开门面，楼梯狭窄，楼上为3平方米的小灶间，仅可放一小床，由薛大元寡居的伯母田玉居住，其旁为薛大元夫妇与女儿咪咪的卧室。灶间壁上有一小窗洞，往外看有一个小土阜，可以放羊。薛大元灵机一动，将墙壁毁去一小部分，改装成仅可容一人出入的小门，再在木门上涂上薄泥，伪装成墙壁。万一有意外，即可开了此门从小土阜下逃离，外人不得知。《红岩》中的陈松林逃离书店，就是从楼上灶间的这个小门逃出，直奔磁器口。
1946年薛大元一家离开重庆时，把沙坪坝的房屋捐献给地下党组织，由毛子良经手处理。其后薛大元去了香港、印尼，又去缅甸，他并不知道后来有甫志高在弥弥商店原址开设书店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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