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讲评《论语》

用历史的观点解读《四书》
陈生玺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著作的合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作品。《论语》《孟子》，秦汉以后都以单行本行世。汉文帝时（前179—前157），《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设博士官，称“传记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大学》《中庸》乃《小戴礼记》中的两篇著作，而《礼》乃五经之一，亦置博士官。所以从汉代开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当时宫廷和士子必须研读之书。到宋代，程颢、程颐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予以整理，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为学进德次序，先《大学》《中庸》，次《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定为学者学习入德之门。朱熹（1130—1200）以毕生精力加以注释，成《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自此确立。元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下令元朝也仿唐宋制度实行科举取士，规定考试题目必在《四书》之中，发挥题意即以朱注为依据，明清两代沿袭此制，六百年相沿未改。所以《四书》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思想影响极大，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不仅上自国子监，下至府州县学以及乡村私塾，凡是读书者人人，就是统治层的皇家，皇帝本人和皇子们也要读。
这部明代《四书》皇家读本，就是万历初年大学士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皇帝朱翊钧讲解《四书》的讲章，经修改后进呈皇帝在宫内阅读，定名为《四书直解》。由于朱翊钧初即皇帝位时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这本讲稿用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今天仍不失为初读《四书》一本较好的辅助材料，我们将它整理出来献给读者。
过去长时间极“左”思潮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歪曲，先定性，后分析，摘其所要者大加挞伐，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今天读《四书》时，首先应该摒弃这种偏见。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曾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这就是说，对古人的著作，应该设身处地了解古人所处之历史环境，同时也把自己融入这种环境之中，以此来理解古人，才能评论他的是非得失。因为我们今天与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是非观念亦不大相同，例如孔子讲君君、臣臣，如今是共和时代，人人都是平等的，若是按照今天的观念去看古代，那不是觉得太可笑而不可理解了吗？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按照《四书》的原意，将《四书》中的一些基本要点简要地介绍给读者，让读者带着历史的观点，按照《四书》作者的原意来理解《四书》，而不是以今天的是非观念来理解《四书》。

【原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张居正讲评】弘，是宽广。毅，是强忍。任，是责任。道字，解做路字。曾子说：“士立身于天地间，要为圣为贤，必须有大涵养，方才做得。故规模广大，心不安于自足，叫做弘，不弘则隘矣。执守坚定，事必期于有终，叫做毅，不毅则馁矣。士岂可以隘焉而不弘，馁焉而不毅哉？所以然者为何？盖以士所负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远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后能胜其重；惟其道之远，必毅而后能致其远，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见其任之重而道之远？盖仁者，人心之全德，兼众理，备万善者也。士乃以之为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则是举天下之善， 尽万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没身而后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则是向前策励再无可驻足之时，其道不亦远乎？”夫其任重而道远如此，此士之所以贵弘毅也。大抵孔门为学，莫要于求仁。而仁之为道，则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惟其全体也，则无一理之不该，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则无 一念之间断，所以不可不毅。这正是曾子平生所学得力处，故其示人亲切如此。

“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明史·张居正传》
康熙皇帝：“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毋取繁衍。联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
——《清史稿·圣祖本纪二》

《论语》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著作。本书原名《四书直解》，是明朝著名政治家、万历年间大学士张居正给皇帝讲解《四书》的讲章。张居正不仅对每一段经典原文都进行了字词解释和逐句串讲，还从经典原文引申到现实政治，对皇帝进行统治术的教育。全书以明代白话文写成，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是很好的国学入门读本。整理者选取该书的《论语》部分，对原文和张居正讲评部分进行新式标点，并补充了注释、译文，以便传统文化爱好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