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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瑛著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ISBN9787505153295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9.8元
货号4333054
上书时间2024-12-23
刘玉瑛,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社部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首批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北京市属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专家顾问组专家,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评审专家。
著有《读懂新征程200关键词》《做智慧领导》《年轻干部如何锤炼超强忍耐力》《干部要守住“五关”》《干部要进步,须过组织考察的“五关”》《优秀共产党员是这样炼成的》等多部图书;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6次获得中共中央党校教学科研一等奖。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智慧的源泉,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读书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对于年轻干部提高自身素质、成长进步、做好领导工作特别重要。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因此,年轻干部要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继承发扬崇尚读书的传统
中华民族向以崇尚读书而著称,把读书当作最高尚的事情。“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今书。”“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说的都是读书的价值所在。崇尚读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纵观党的历史,读书学习一直推动着党前进的步伐,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起着关键而重要的先导、指导作用。
(一)中华民族向以崇尚读书而著称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读书的优良传统。数千年来,流传着许许多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名言佳句与故事。“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 卖掉房屋旁边的三亩地,添置成窗户下面的一架子书。《书斋即事》一诗的作者杜荀鹤把对书的迷恋和喜好简洁而又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寒夜伏案读书忘却了睡眠,熏烘锦被的香已化为灰烬,温暖居室的小炉,也烟消火灭。《寒夜》一诗的作者袁枚深夜苦读的形象跃然纸上。 许多家训都告诫儿孙们要读书。“积财千万,无过读书。”积累千万的财富,也不如读书有用,这是《颜氏家训·勉学》中的箴言。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即便子孙头脑愚笨,也必须读书学习。这是《钱氏家训》对子孙们的教诲。钱氏家族自钱家先祖吴越国王钱镠开始,其人才就不断涌现。远古的不说,就是现当代,便有钱其琛、钱学森、钱三强、钱锺书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政治家、科学家、文艺家。
钱氏家族为什么长盛不衰,人才辈出?《钱氏家训》功不可没,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就说过:“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如今使用的许多成语,都跟古人读书故事相关。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映月读书,等等。虽然这些读书者不乏是为了科举而读书,但其刻苦读书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二)崇尚读书也是党的光荣传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针对当时一些党的干部理论素质不高的问题,提出高度重视理论学习,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党的干部的头脑。
1929年11月,古田会议前夕,中共中央“九月来信”送达闽赣苏区,毛泽东写了回信,在信的最后指出,“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并希望中央给红四军提供一些理论书籍。毛泽东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毛泽东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阅读过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他在晚年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论《资治通鉴》时说,这部书他读过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二十四史》也是毛泽东喜爱的历史巨著。1952年,毛泽东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这部4000万字的史书,毛泽东几乎一字不落地读完,而且还用红蓝铅笔在书上留下了大量符号和批语。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五人被称为“延安五老”。“延安五老”年龄虽“老”,但他们的读书态度、读书精神不老。
董必武是党的一大代表。他一生与书籍为伴,即使是在长征路上、在出差途中、在晚年,仍然读书不辍。1965年3月,他作有《八十初度》一诗。他在诗中写道:“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此身不惯闲无着,外语重翻读九评。”这是他不懈读书的生动写照。林伯渠的一生,也是始终把读书学习放在首位。关于读书,他认为:“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这是将读书视为修养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剂良药。
谢觉哉也堪称读书治学的楷模。他在87岁的时候总结说:“我从7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80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他
认为,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谢觉哉晚年时,因为脑血管栓塞导致半身瘫痪,右手动不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读书。不能久坐看书,他就让人买来一个放乐谱的铁架子,把书放在架子上,头靠着椅子,用左手艰难地翻阅。夫人王定国劝他好好休息,别费神看书了,现在看书也用不上。谢觉哉回答:“怎么用不上?有人来问,我可以讲。自己看得深一点,对人讲得就会透一点。”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徐特立是毛泽东和田汉等的老师。他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97年,20岁的徐特立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将每年教书所得的收入作为生活开支,其他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逐年变卖用来买书,就在“十年破产读书计划”的第八年,他家里的经济提前濒于破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72岁的徐特立制订了20年的学习工作计划,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民族史等。
吴玉章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他还曾经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7年。他在30岁的时候曾经写有一篇自嘲文:“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无专长,好语文而文不成熟!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虽有会意,却从未忘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故!年已三十,家业均无。样样皆通,样样稀松。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勿怠勿荒!”
这篇短文的意思是说,我志大才疏,胸有大志而手笨!爱好学问,但却没有特别擅长的,喜欢语文但是写出的文章却不成熟!喜欢读书却只求懂得个大概意思,不求深刻了解。虽然读书也有会心得意之处,但从来没有忘记吃饭(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有“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之语,吴玉章在此化用)。我没有西汉枚皋写作的敏捷速度,却有西汉司马相如的迟缓(《西京杂记》卷三:“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长卿,是司马相如的字)。这都是我不够虚心、钻研不深的原因。我年已30岁,没家没业。样样皆通,样样稀松。早年的时光虽然已经消逝,但如果珍惜现在的时光,发愤图强,晚年并不晚。必须痛改前非,竭力挽救自己!一定戒骄戒躁,不懈怠、不荒芜学业!吴玉章的这篇短文,与其说是自嘲文,不如说是自勉文。毛泽东赞誉吴玉章:“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表明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2014年2月,他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还列出了自己读的“书单”:“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
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随后,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列出了第二份阅读“书单”:“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
习近平总书记读书之多,令人赞叹!1969年初,还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川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小山村插队。2013 年,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到农村插队后, 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
(三)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梦想从学习开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言。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学什么”的问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在建党初期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毛泽东“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录下了毛泽东的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学什么”的问题,但“怎样学”又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人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因此,毛泽东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就是改造我们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主张,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
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为“怎么学”找到了方向和方法。正因为“改造了我们的学习”,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党依靠读书学习走到今天,也注定会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把“增强学习本领”列为全党要增强的八大本领之首,要求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为什么把“增强学习本领”列为全党要增强的八大本领之首?因为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才能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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