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六十年（节选）　 王蒙
　　我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从一九五三年秋动笔，至今已经六十年了。
　　《青春万岁》六十年，回忆起来，也还有趣。
　　我对我们那一代人有个自出心裁的说法：我们赶上点儿啦！就是说在我们的少年到青年时期，赶上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翻天覆地，我们恰好活到了历史的关键点上。
　　而在一九五三年，十九岁的我已经感觉到，胜利的高潮，红旗与秧歌、腰鼓的高潮不可能成为日常与永远。那么我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把这一段历史时期，把少年——青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心史记录下来。
　　我是悄悄地写作的，怕人家说我不安心本职工作，也怕写砸了丢人。写得很辛苦。一年后完成初稿，我请我的妹妹王鸣和我的同事朱文慧帮我抄了一遍，又请我父亲王锦第帮助，拿给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作家、南皮县同乡潘之汀先生（我称他潘叔叔）看看。一个月后他来信说我“有了不起的才华”，他已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审读。
　　潘先生的信令我如发高烧。但底下是漫长的等待。为了等到中青社对此文稿的处理意见，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急不得恼不得，催不得问不得，哭不得笑不得。终于，一九五五年秋天，我接到电话，说是小说最后请了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评论家萧殷审读，约我到赵堂子胡同萧老师家里一谈。萧殷老师指出此书稿有很好的基础，作者有好的艺术感觉，问题在于小说缺少一根主线，需要从结构上下功夫打磨。
　　一九五六年初，我获得了“创作假”，就这三个字已经让我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了。我还获得了参加定于一九五六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青年作者会议的通知。梦想正在成真，各路绿灯正在亮将起来。
　　参加青年作者会议的一个收获是得到了结识我心仪已久的邵燕祥诗人的机会。我把我起草的《青春万岁》的序诗给他看，他帮我做了一些修改，其中重要的是增添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络，编织你们”句。
　　一九五七年，上海《文汇报》选载《青春万岁》约七万字。中国青年出版社也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并打出了清样。
　　一九五七年七月全国“反右”运动开始，此书被冻结。
　　一九六一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口号下，中国各方面的政策有所松动。首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同志派人找我，打问《青春万岁》的书稿情况。不久中青社的著名编辑黄伊也找过来了，我并与当时中青社负责人边春光见了面。他们请了《文艺报》的负责人、著名评论家冯牧审读书稿。冯牧认为书稿无问题，只是里面过多地提到苏联，可以减少一点。如此这般，中青社将书稿报到主管的上级团中央，请团中央的一位书记审读。书记的主要意见是，书中未写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结合，是个缺憾。
　　然后是“文革”，我以为《青春万岁》已经宣告死亡，死于难产。倒是我本人，去了新疆，与维吾尔兄弟民族的农民结合得如鱼得水，不亦乐乎。
　　感动人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工团长、友人姚承勋读了此书的清样，他用绸布面做了封套，将清样装订得很漂亮，并宣布：此书已经由他出版，印数一册。时在一九七三或七四年左右。可惜的是这个“姚版”书没有保存好，找不到了。
　　“四人帮”垮台后，一九七八年，在北京，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韦君宜同志见面。君宜同志关心我的平反问题、调回北京问题，同时坚决提出，《青春万岁》可以立马着手出版。她还建议请萧殷写个序，说明一下这是当年旧作。因萧老师当时身体不好，由我自己写了个后记。在乌鲁木齐迎接新年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光明日报》，原来是该报副刊刊登了我的后记。呜乎痛哉，於戏快哉，从一九五三年到斯时的一九七九年，是二十六年；从打出清样的一九五七年算，是二十二年；从一九六二年宣告此稿难产死亡到斯时，是十七年。终于得见天日了，此张《光明日报》的到来大出意料，哭哭笑笑，夫复何言？
　　一九七九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青春万岁》，定价六角八分，首印十七万册。三十三年来，各种版本的《青春万岁》重印没有停止过。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7年因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错划为右派，1963年起在新疆生活工作十六年，1979年调回北京。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王蒙的写作以文学为主，兼及思想文化、社会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阐释等领域，六十多年来出版、发表作品近两千万字。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为王蒙十九岁时创作，是其进入文坛的代表作品。《青春万岁》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描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群天真烂漫的北京女中学生的学习、生活，赞美了她们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的青春热情，同时也探讨了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