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列传（简体字本·全10册）原箱 一版一印
比《清史稿》更详尽的清代人物传记专书，讲述三千多篇清代人生故事。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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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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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钟翰 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56829
出版时间2022-05
版次1
印刷时间2022-05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7218页
定价680元
上书时间202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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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传记书，以《清史稿》和《清史列传》收录最为齐全。其中《清史列传》所收传记往往比《清史稿》更为详尽，史料价值很高。
中华书局出版的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是这部重要史籍的唯一整理本，清代文史研究必备。
内容简介
《清史列传》80卷，是一部清代人物传记专书。
本书不著撰稿人。分为宗室王公、大臣、忠义、儒林、文苑、循吏、贰臣、逆臣8个门类，记录了自清开国功臣费英东、额亦都起，直至清末李鸿章等为止的2894篇传记，另有附传多人。
清代的传记书，以《清史稿》和《清史列传》收录最为齐全。但《清史稿》的多数传记叙事简略且多舛错；《清史列传》所收传记，大体出自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一般要详尽得多，在某些方面还可补充、纠正《清实录》中的缺失，史料价值很高。
本次在1987年王钟翰点校本《清史列传》基础上改为简体横排，同时对原书一些编校失误加以修订，并将书后人名索引由四角号码改为音序排列，方便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王钟翰（1913-2007），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在哈佛燕京学社深造，历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终身教授。参与《清史稿》等大型典籍校点工作。
精彩书摘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散馆，授检讨。二十三年三月，大考二等，以侍讲升用。六月，充四川乡试正考官。七月，补侍讲。十二月，充文渊阁校理。二十四年，转侍读。二十五年三月，充会试同考官。五月，迁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转左庶子。旋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六年，充文渊阁直阁事。二十七年五月，大考二等，遇缺题奏。六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八年，稽察中书科事务。二十九年正月，升礼部右侍郎。八月，署兵部左侍郎。
三十年正月，宣宗成皇帝升遐，文宗显皇帝御极，国藩遵旨集议郊配庙祔礼，疏曰：“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庙祔二条，令臣工详议具奏。臣等谨于二十七日集议，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钻仰高深，苟窥见万分之一，亦当各献其说，备圣主之博采。窃以为遗命无庸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所谓无庸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间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上为祢庙，本非七庙亲尽可比；而谕功德之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岂其弓剑未忘，而烝尝遽别？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况以天子之尊，敢废升祔之典？此其万难遵从者也。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从者二，何也？古圣制礼，亦本事实。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灾，立颁帑项，年年赈贷，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无一日之暇逸，无须臾之不敬，纯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实，而欲辞升配之文，则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此其不敢从者一也。历考列圣升配，惟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周季琬奏请外，此皆继统之圣人，特旨举行，良由上孚昊眷，下惬民情，毫无疑义也。行之既久，遂为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况乎成宪昭昭，曷敢逾越？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怀谦让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之旧制。此其不敢从者二也。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者三，何也？坛壝规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缮修，一砖一石，皆考律吕之正义，按九五之阳数，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庙配位，各设青幄，当初幄制阔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一〕今则每幄之内仅容豆笾，七幄之外几乏馀地。我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或议增广乎坛壝，或议裁狭乎幄制，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暂为目前之计，不必久远之图。岂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古来祀典，兴废不常，或无其祭而举之，或有其礼而罢之，史册所书，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后开元十一年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宗并配，后嘉祐七年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于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后亦罢其礼。祀典改议，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有援唐宋罢祀之例，〔二〕妄行陈奏者，不可不豫为之防，故朱谕有曰：‘非天子不议礼。’以为一经断定，则巍然七幄与天长存。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罢祀之议更何自而兴？所以禁后世者愈严，则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计虑之周，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有尊重之虚文，无谋事之远虑，此其不敢违者二也。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命云：‘愿于遵化州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当时臣工皆谓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馀里，不合祔葬之例。我圣祖仁皇帝不敢违遗命，而又不敢违成例，故于孝陵旁近建暂安奉殿，三十馀年，未敢竟安地宫，至雍正初始敬谨蒇事。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云：‘庙号无庸称祖。’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故虽乾隆中之丰功大烈，而庙号未得祖称，载在会典，先后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覆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臣窃计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之歉；遽奉升配既有违命之歉，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经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圣父制礼，而圣子行之，必有默契于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者。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皇上他日郊祀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或者怵然难安，则礼臣无所辞其咎。”奏入，上韪之。
三月，应诏陈言，疏曰：“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臣愚以为欲令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从事于学术，又必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登极后，勤于学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召见廷臣，辄与往复讨论。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成就之。皇上春秋鼎盛，正符圣祖讲学之年。臣请俟二十七月后，举逐日进讲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转移之道也。内阁、六部、翰林院为人才荟萃之地，内而卿相，外而督抚，率出于此，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堂官。所谓培养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成案也。雍正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犹去稂莠，保举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时常到署，犹农夫日在田间，乃熟穑事。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员半不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廿年不得补缺，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人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而堂官多直内廷，本难分身入署，又或兼摄两部、管理数处，纵有才德俱优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顾，又乌能达天子之知？以数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愚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二三堂官不入内廷者，令日日到署，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优劣灿呈，即长官浅深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圣主之胸中。彼属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养之方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可见，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三〕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亦许专折言事。乃十馀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无一言及主德隆替，无一折弹大臣过失，一时风气，不解其所以然。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如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宣宗，〔四〕皆优旨嘉纳。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鹏劾李光地。后四人皆为名臣，至今传为美谈。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皇上御极之初，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然犹有过虑者，诚见皇上求言甚切，诸臣纷纷入奏，或条陈庶政，颇多雷同；或弹劾大臣，惧长攻讦。臣愚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斁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有益，不见有损。今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若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此考察之法也。”奏入，谕称其剀切明辨切中事情，命百日后举行日讲，国藩旋条陈日讲事宜，下部议，格不行。六月，署工部左侍郎。
咸丰元年五月，署刑部右侍郎。十月，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二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六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旋丁母忧回籍。时广西会匪洪秀全倡乱，窜湖南，围长沙，不克；窜湖北武昌，陷之，连陷沿江郡县，江南大震。十一月，上特命国藩会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搜剿土匪。时塔齐布尚以都司署抚标参将，国藩奏称其奋勇耐劳，深得民心，并云：“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请旨奖叙，专令督队剿贼。”会贼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县相继沦陷。上以国藩所练乡勇得力，剿匪著有成效，谕令驰赴湖北剿贼。国藩以为贼所以恣意往来者，由长江无官军扼御故也。乃驻衡州造战舰，练水军，劝捐助饷。
四年二月，奏请将原任湖北巡抚杨健从祀乡贤，下部议处。寻议降二级调用，复督师东下。三月，与贼接战岳州。四月，又战靖港，皆不利，得旨革职，仍准专折奏事。时国藩已遣守备杨载福、知县彭玉麟与塔齐布合击贼于湘潭，大破之，复其城。贼退踞岳州，七月，国藩攻克之，毁其舟。贼浮舟上犯，再破之，遂与塔齐布，水陆追击，自城陵矶二百馀里，剿洗净尽。赏三品顶戴。九月，复武昌、汉阳，尽焚里河贼舟，赏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旋以国藩力辞赏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巡抚。国藩建三路进兵策，奏言：“江汉肃清，贼之回巢抗拒者，多集兴国、蕲州、广济诸属，自巴河至九江节节皆有贼船，拟塔齐布由南路进攻兴国、大冶，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进攻蕲州、广济。臣由江路直下，与陆军相辅为进止。”如所请行。
国藩扬帆而下，连战胜贼，蕲州贼来犯，再破之，会塔齐布复兴国、大冶。时贼以田家镇为巢穴，蕲州为声援，自州至镇四十馀里，沿岸筑土城，设炮位，对江轰击，横铁锁江上以阻舟师，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贼驻守，舟楫往来如织。国藩计欲破田镇，当先夺南岸。十月，宁绍台道罗泽南大破贼半壁山，克之。国藩部署诸将，分战船四队：一队扼贼上犯；二队备炉翦、椎斧，前断铁锁，贼炮船护救；三队围击之，沉二艘，贼不敢近。须臾，镕液锁断，贼惊顾失色，率舟遁；四队驶而下，追及于邬穴，东南风大作，贼舟不能行，官军围而焚之，百里内外火光烛天，陆军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镇、富池口营垒，蕲州贼遁。是役也，毙贼数万，毁其舟五千，遂与塔齐布复广济、黄梅、孔垅口、小池驿，上游江面肃清，进围九江。十二月，上以国藩调度有方，赏穿黄马褂，并赏狐腿黄马褂、白玉搬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各一。
国藩遣水军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饷道。五年，贼窜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袭焚国藩战舰，战失利。越数日，大风复坏舟数十。国藩乃以其馀遣署湖南按察使李孟群、知府彭玉麟及湖北布政使胡林翼所带陆军回援武、汉，亲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军，连破贼姑塘、都昌，进攻湖口，大败之。七月，湖南提督塔齐布卒，国藩驰往九江，兼统其军。八月，水军复湖口。九月，补兵部右侍郎。国藩以九江不下，师久无功，自请严议。谕曰：“曾国藩督带水师，屡著战功。自到九江后，虽未能迅即克复，而鄱湖贼匪已就肃清。所有自请严议之处，着加恩宽免。”六年，贼酋石达开窜江西，郡县多陷。国藩驰赴省城，遣道员彭玉麟统内湖水师退驻吴城，以固湖防。同知李元度回剿抚州，以保广信。诸将分扼要地，先后复进贤、建昌、东乡、丰城、饶州，连破抚州樟树镇、罗溪、瓦山、吴城之贼。会同湖北援师知县刘腾鸿、同知曾国华等大破贼瑞州，复靖安、安义、上高，自江西达两湖之路，赖以无梗。七年正月，复安福、新淦、武宁、瑞昌、德安、奉新，军声大振。不一岁，石逆败遁，江西获安，国藩力也。
（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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