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精装本）（足本、详注、点评）一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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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蒲松龄，评 著，赵伯陶 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81179
出版时间2023-08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页数3156页
定价420元
上书时间202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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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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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前插图顺序：
第一册：1画皮，2婴宁，3聂小倩，4阎罗
第二册：1罗剎海市，2促织，3小猎犬，4骂鸭
第三册：1小翠，2宦娘，3夜明，4红毛毡
第四册：1席方平，2素秋，3黄英，4晚霞
《聊斋志异》古典文言小说的代表作。作者蒲松龄是一位充满现实关怀的文学家，“聊斋”故事构思奇特，情节曲折，人物生动，既包蕴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又与当时的社会民情密切联系，文笔简练，情韵悠长，富有隽永的乡土气息。《聊斋志异》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的文言小说推向了高峰。
本书为《聊斋志异》足本详注、评点之作，以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为底本，另加校勘，断句标点也多所更正。蒲松龄创作这些小说可谓用心良苦，详注是帮助当代读者读懂《聊斋志异》的便捷桥梁。本书注释，小到字词训诂、人名、地名，大到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无不竭尽所能，予以准确、详尽的注释。评点是注释的补充或延伸，视野开阔，很好地揭示了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还简要点评的当代学者的研究情况。注释、评点是本书突出的两大特色，内容非常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参考。
作者简介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清代初期注明文学家，他以撰著狐、鬼为主要题材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闻名于世。另有诗文集，今人合编为《蒲松龄集》。
赵伯陶，1948年8月生，北京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编审。著有《聊斋志异详注新评》《聊斋志异新证》《明文选》《王士禛诗选》《七史选举志校注》《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三国志选注译》《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徐霞客游记》《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义理与考据》《远岫集》等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与书评等近200篇。
目录
目录
序袁世硕
前言赵伯陶
高序高珩
唐序唐梦赉
聊斋自志蒲松龄
卷一
考城隍
附录
海大鱼
龙
爱才
蛰蛇
后记
精彩书摘
绿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1〕，读书醴泉寺〔2〕。夜方披诵〔3〕，忽一女子在窗外赞曰：“于相公勤读哉！”因念深山何处得女子？方疑思间，女已推扉笑入，曰：“勤读哉！”于惊起，视之，绿衣长裙，婉妙无比〔4〕。于知非人，固诘里居。女曰：“君视妾当非能咋噬者〔5〕，何劳穷问？”于心好之，遂与寝处。罗襦既解〔6〕，腰细殆不盈掬〔7〕。更筹方尽〔8〕，翩然遂去。由此无夕不至。
一夕共酌，谈吐间妙解音律〔9〕。于曰：“卿声娇细，倘度一曲〔10〕，必能消魂〔11〕。”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请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闻。君必欲之，请便献丑，但只微声示意可耳。”遂以莲钩轻点足床〔12〕，歌云：“树上乌臼鸟〔13〕，赚奴中夜散〔14〕。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声细如蝇，裁可辨认〔15〕。而静听之，宛转滑烈〔16〕，动耳摇心〔17〕。歌已，启门窥曰：“防窗外有人。”绕屋周视，乃入。生曰：“卿何疑惧之深？笑曰：“谚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谓矣。”既而就寝，惕然不喜〔18〕，曰：“生平之分〔19〕，殆止此乎〔20〕？”于急问之，女曰：“妾心动，妾禄尽矣〔21〕。”于慰之曰：“心动眼〔22〕，盖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怿〔23〕，复相绸缪〔24〕。
更漏既歇〔25〕，披衣下榻。方将启关〔26〕，徘徊复返，曰：“不知何故，惿心怯〔27〕。乞送我出门。”于果起，送诸门外。女曰：“君伫望我，我逾垣去，君方归。”于曰：“诺。”视女转过房廊，寂不复见。方欲归寝，闻女号救甚急。于奔往，四顾无迹，声在檐间。举首细视，则一蛛大如弹，抟捉一物〔28〕，哀鸣声嘶。于破网挑下，去其缚缠，则一绿蜂，奄然将毙矣〔29〕。捉归室中，置案头，停苏移时〔30〕，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绝。
【注释】
〔1〕益都：明清县名，属青州府，治所在今山东省青州市。
〔2〕醴泉寺：位于今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南长白山中，始建于南北朝后期，唐中宗时，寺僧仁万重建寺院，东山一泉涌出，中宗赐名“醴泉”，寺即由此得名。《大清一统志》卷一二七：“醴泉寺在邹平县西南三十里，有志公碑，宋范仲淹尝读书寺中。”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一《张鲲诗》：“邹平长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画粥处，四山环合，一溪带潆，溪上有范公祠。”
〔3〕披诵：展卷诵读。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五《史十一》：“相与披诵，极口赞赏。”
〔4〕婉妙：美好。
〔5〕咋噬（zé shì泽式）：咬嚼吞吃。
〔6〕罗襦（rú儒）既解：谓解毕绸制短衣。语本《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罗襦襟解，微闻芗泽。”
〔7〕盈掬：又作“盈匊”，两手合捧曰匊。《诗·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匊。”毛传：“两手曰匊。”这里谓两手拇指与食指所合成的大小。
〔8〕更筹：古代夜间报更用的计时竹签。这里指时间。南朝梁庾肩吾《奉和春夜应令》诗：“烧香知夜漏，刻烛验更筹。”
〔9〕妙解音律：谓精通音乐的律吕、宫调等。
〔10〕度一曲：未按曲谱歌唱一曲。
〔11〕消魂：同“销魂”，谓灵魂离开肉体，形容极其欢乐。宋秦观《满庭芳》词：“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
〔12〕莲钩：谓旧时妇女所缠的小足。足床：坐榻。本书卷七《阿纤》：“少顷，以足床来，置地上，促客坐。”
〔13〕乌臼鸟：鸟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九《禽三·伯劳》附录“鸠”引罗愿曰：“即祝鸠也，江东谓之乌臼……小于乌，能逐乌。三月即鸣，今俗谓之驾犂，农人以为候。五更辄鸣，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故滇人呼为榨油耶，亦曰铁鹦鹉。能喙鹰鹘、乌鸦，乃隼属也。南人呼为凤凰皂隶，汴人呼为夏鸡。古有催明之鸟名唤起者，盖即此也。其鸟大如燕，黑色，长尾有歧，头上戴胜。所巢之处，其类不得再巢，必相斗不已。”南朝乐府民歌《读曲歌》：“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余冠英《乐府诗选》注：“乌臼，就是鸦舅，候鸟名，形似老鸦而小，北方俗名黎雀，天黎明时就啼唤。”
〔14〕赚（zuàn攥）：哄骗。中夜散：谓因乌臼啼早而与郎由聚集而别离。中夜，半夜。三国魏曹植《美女行》：“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15〕裁：略微。
〔16〕滑烈：形容声音圆转清亮。
〔17〕摇心：谓心神不定。汉焦赣《易林·屯之小畜》：“夹河为婚，期至无船，摇心失望，不见所欢。”
〔18〕惕然：惶恐貌。
〔19〕分（fèn奋）：缘分。
〔20〕殆：大概。
〔21〕禄尽：谓气运将终，即濒临死亡。语本《左传·庄公四年》：“（楚武王）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
〔22〕（shùn顺）：眼皮跳动。汉蔡邕《广连珠》：“臣闻目耳鸣，近夫小戒也；狐鸣犬嗥，家人小也。犹忌慎动作，封镇书符，以防其祸。是故天地示异，灾变横起，则人主恒恐惧而修政。”
〔23〕怿（yì义）：喜悦。
〔24〕绸缪（móu谋）：形容男女缠绵难解的欢好。
〔25〕更漏既歇：谓天已晓。更漏，漏壶，为古代用滴漏计时的计时器，夜间凭漏刻传更，故称。
〔26〕启关：打开大门。关，门闩。
〔27〕惿（tí xī提西）：害怕。，《集韵·齐韵》：“，惿，心怯也。”
〔28〕抟（zhuàn篆）：卷之使紧。《周礼·考工记·鲍人》：“卷而抟之，欲其无迆也。”汉郑玄注引郑司农曰：“抟，读为‘一如瑱’之‘’，谓卷抟韦革也。”
〔29〕奄（yān淹）然：气息微弱貌。《旧唐书》卷一八二《秦彦传》：“死者十六七，纵存者鬼形鸟面，气息奄然。”
〔30〕移时：经过一段时间。
【简评】
一篇《莲花公主》书写人蜂之恋似乎意犹未尽，于是蒲松龄就有了这篇《绿衣女》的继续畅想。小说中绿衣女两次赞美于璟“勤读哉”之语，既属于其毛遂自荐的先声，又寄托了读书人高自位置的隐衷，其实全为作者一次白日梦的浮现。“腰细殆不盈掬”的形体描写与“声细如蝇”的语音比拟，无疑是扣紧“蜂”的特征下笔，所歌四句显然又是作者模仿六朝乐府的结果，皆凸显了这篇小说乃精心结撰的产物。“乌臼鸟”意象在表现古代男女缠绵恋情中具有特殊功能，如《乌夜啼》：“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去。”又如《读曲歌》：“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南朝民歌的养分孕育了小说中的拟作，令人回味无穷。绿衣女似有所畏惧的楚楚可怜之情，符合旧时男子对于心目中女子稍显病态的审美期待，这也是激发出其无限温柔之遐想与“英雄救美”之幻想的媒介。南唐后主李煜生长于温柔富贵的帝王之家，何所忌惮？其《菩萨蛮》词云：“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偏偏热衷于对“偷情”的细致刻画，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达两情之缱绻。绿衣女“偷生鬼子常畏人”的自我调侃，也是这种性心理的传达。清但明伦评此篇云：“写色写声，写形写神，俱从蜂曲曲绘出。结处一笔点明，复以投墨作字，振翼穿窗，作不尽之语。短篇中具赋物之妙。”白日梦中的欢会难以久长，但所留下的念想却获得了永恒！
前言/序言
序
我与伯陶先生为文字交。他积多年研讨，作出一部《聊斋志异详注新评》，行将出版，邀余作序。恭敬不如从命，虽老迈笔涩，还是勉力再作一篇未必能为之增光的短文。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无疑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系统文言小说登峰造极的宏著，不独在中国持久地拥有众多读者，而且很早便走出国门，饮誉世界文学之林。
蒲松龄一生读书、教学、著书，从弱冠之年便开始热衷记奇闻异事，作起小说来，曾经受到友好的劝诫和不友好的讥讽，认为谈鬼说狐不是正经文章，于世无益，可怜无补费精神，妨碍了科举前程。他作此等小说是投进了自己的生命的，在花妖狐魅的奇情异彩的故事里，寄托着一位科举失意的穷书生的人生苦乐，他的悲哀、梦幻、思索和伤时忧世的心肠。他饱读经史，体悟到了文学的超现实功利的价值和生命力。所以，他虽然在一次乡试落榜后对友人发出过“狐鬼事业属他人”的感叹，意思是自己不该做这等小说了，但他还是执著地继续年复一年的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辍笔，前后长达四十馀年。
......
伯陶注释《聊斋》，眼界开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即便不甚关乎作品大体者，都不轻易放过。如辨《金姑父》篇的“东莞”应为“东关驿”，《夜叉国》中的“交州”应依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沅俗》所言“沅江”应为“元江”，《尸变》中的“搭帐衣”实为“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不仅与文本叙写的情况相吻合，对读者也有增长历史文化知识的意义。出于这种思路，伯陶作“简评”也冲破了一般就小说所叙故事情节揭示其意思意义的模式，注重探明各自的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西有关文献，引生出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如《土化兔》篇不足五十字，记清初战功卓著、官封靖逆侯的张勇镇守兰州时，猎获之兔“中有半身或两股尚为土质”，“一时秦中争传土能化兔”。片言只语，纯属志怪异事，因而不为选评家重视。“新评”由张勇原为明朝副将，降清后追击李自成馀部，为抗击吴三桂进军云南，十分卖力，参照古代“土之怪曰坟羊”（即尚未完全化成羊）之说，认为这是“清初读书人不满于张勇卖身投靠新朝的行径，而造作‘土化兔’的‘闲话’”，讽刺他是“两截人”。这就发明了这个传说生成的历史底蕴了。“新评”最有新意的是对《绩女》的解析。这篇古老的仙女下凡模式的故事不再是穷苦单身汉的白日梦，绩女降临一位寡妇家，表现的是其色身引起的人间寡妇的性感，名士费生神魂倾动生发性爱幻想。“新评”就费生《南乡子》词意，博引古代诗赋咏女子纤足语句和西方《性心理学》“足恋”说，认为这篇小说反映的是作者的性心理。“清但明伦认为‘通篇主意，只示色身、堕情障六言尽之’，显然无勇气揭开小说所蒙上的道学面纱，洞见作者的真实性幻想。”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简评”确实是揭开了小说所蒙上的道学面纱，洞见了作者真实性幻想，宜乎称之为“新评”。
袁世硕
前言
中国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六朝志怪、志人之短章，唐人传奇，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为其发展史中三个显著的标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概括《聊斋志异》之艺术特点有“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评价，数十年来几成不刊之论，从中可见蒲松龄集文言小说创作之集大成的历史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文言、白话，小说地位皆不高，远居于诗文创作之下。蒲松龄的郢中社友张笃庆，与蒲松龄皆曾受到山东学政施闰章的赏识，他四十五岁即为拔贡，获取顺天府乡试应考的资格，这一点略强于蒲松龄；但两人于科举皆淹蹇不遇，潦倒终身，则毫无二致。不过一介书生张笃庆却能于当时以诗名世，以致《清史列传》卷七〇、《清史稿》卷四八四皆以之入《文苑传》，蒲松龄则难与其并列。同蒲松龄有过交往的王士禛为继钱谦益之后的诗坛领袖，以倡诗歌神韵著称，官至刑部尚书，在当时无论名望、地位，蒲松龄皆难以望其项背，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文学史观念的进步，小说的地位不断提高，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逐渐声名远播并终于大放异彩，不仅风行海内，而且走出国门，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在中国文学史中，王士禛远不如蒲松龄的地位崇高，早为世所公认；至于张笃庆，诸多文学史著述竟然皆难觅其踪影了。这一历史的反差，恐怕也是蒲松龄生前所始料未及的。
一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或称柳泉居士，淄川县（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其父蒲槃，尝习举子业，以博学多识享誉乡里，后因家计问题弃儒从商。蒲松龄自幼从父习读《四书》、《五经》，欲由科举跻身仕途，十九岁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进学（俗称考取秀才）。原欲顺风顺水以搏一第之荣，不意从此蹭蹬场屋，屡战屡败，始终未能通过山东乡试，直至七十一岁方援例经考试成为岁贡生，有了做学官的资格，然而已垂垂老矣。
......
二
若综合不同版本加以计算，《聊斋志异》总共收录多少篇作品？一般多以四百九十馀篇或将近五百篇模糊言之，这是因为个别篇目或有不同版本分合不一的情形所致。马振方先生《聊斋志异评赏大成·前言》（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有云：“以篇目计算，《聊斋志异》包含作品四百九十四篇。此外，一目多文涨出十篇，篇末故事类附则四十一篇（不含引录他人作品），‘异史氏曰’记述生活故事九篇。全书计有各类作品五百五十四篇。”又说：“《聊斋》还有一定数量的议论文字，这就是部分篇末的‘异史氏曰’。全书计有‘异史氏曰’一百九十四则，虽不全是议论，还是以议论为主调。”以上统计最为明晰。
......
耐得住常年苜蓿生涯者往往属于性格内向的人，蒲松龄无疑具有这样的性格。他用儒家理念约束自己的实际人生，却又不妨在内心畅想中完成虚幻世界中的自我重构。尽管有时他也不免于词或俚曲中有一些“放浪形骸之外”的言语，但总的说来其为人处世却是以为人师表的自我约束为外在形象的。这种内在充盈的人生境界是导致他孜孜于科举却又安于贫贱的重要原因。卷一《王六郎》体现了儒家仁义思想，小说中尚“善”并辅以富贵不忘贫贱的价值取向，正是处于下位者的文人自尊、自强、自恋的道德依归。如卷二《张诚》，卷五《二商》，卷七《湘裙》，卷八《曾友于》等篇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属于作者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士林文化品格。卷三《阿霞》、《青梅》，卷四《封三娘》，卷七《素秋》等篇，都有对女子慧眼识寒士于穷厄中的向往，对于命运，作者并不乏等待的勇气。卷二《连城》，卷七《乔女》、《瑞云》等篇透过男女之情反映知己的宝贵，折射出传统文人的落寞心态。卷五《胡四娘》刻画女主人公的隐忍大度栩栩如生，又何尝不是作者企盼日后奋志青云的潜意识流露呢！至于卷五《邵女》篇对“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的赞赏，卷七《珊瑚》篇对人生逆来顺受的肯定，卷三《妾击贼》篇对甘于卑贱者的颂扬，固然与旧时代文人心目中对理想女性的心理期待相关，反映了士林文化中的男子中心主义；然而如果细绎小说内涵，又何尝不是蒲松龄对命运无奈的体现呢！相信命运却又不甘心于无所作为的平庸，于是就有了对“痴心”的张扬。卷二《阿宝》，卷五《青娥》，卷七《书痴》，卷八《香玉》、《王桂庵》、《寄生》等篇，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痴”的力量，其中《阿宝》之“异史氏曰”如此立论：“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性有所癖，情有独钟，正是士林文化的重要品格，惟其如此，才造就了旧时代文人沉迷于书城学海并自得其乐的兴趣和勇气。
三
卷三《毛狐》“异史氏曰”有云：“余每谓：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为河汉也。”蒲松龄常将青云有路与佳人在室视为满足人生的两大愿望，在旧时文人心目中，这两种愿望往往有代偿作用，并且以后者代偿前者最为普遍，唐诗、宋词这类例证不胜枚举。《红楼梦》第一回，失意中的贾雨村偶然见甄家丫环回首望了他一眼，便想入非非，引为“风尘知己”，甲戌本“脂评”有云：“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此评切中肯綮。《聊斋》中的类似描写更仆难数。卷三《青梅》中当丫环的狐女青梅能识张生于困顿潦倒中，也无非是文人自恋心理在男女情怀中的投影。该篇“异史氏曰”：“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袴，此造物所必争也。”此与前引《毛狐》之“异史氏曰”小有龃龉，恰可印证作者自恋心理的牢不可破。卷二《连琐》：“君子固风雅士，妾乃多所畏避。”卷六《张鸿渐》：“幸是风雅士，不妨相留。”卷八《香玉》：“君汹汹似强寇，令人恐怖；不知君乃骚雅士，无妨相见。”《聊斋》中的书生受到女主人公的青睐，就是作者愿望的达成，大有风流自赏的成分在内。其他如卷三《姊妹易嫁》，卷四《莲花公主》、《封三娘》、《细侯》，卷八《织成》等篇，都有女性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属于士林阶层的读书人无限仰慕的蕴涵，这与千载之上战国楚屈原“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九歌·少司命》）的心态是一致的。
文人自恋的情结而外，在男女恋情的渲染中辅以儒家“慎独”精神的某种自律，也体现出《聊斋》的士林文化品格。卷一《聂小倩》中书生宁采臣有言：“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卷三《青梅》中张生之语：“昏夜之行，自好者不为。”卷二《红玉》中的女主人公竟也以儒家礼教为戒：“妾与君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逾墙钻隙，何能白首？”卷三《辛十四娘》“异史氏曰”：“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丧吾身。”卷四《小谢》“异史氏曰”：“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事千古而一见，唯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这些出自作者之口的议论也许更能凸显蒲松龄对于儒家礼教的认真态度。
......
《聊斋》所反映出的性心理无疑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卷二《莲香》、卷四《小谢》、卷六《嫦娥》、卷八《香玉》等篇中的男主人公无一例外全是一位书生，女方则或一鬼一狐，或两女鬼，或一仙一狐，或二花妖，皆共恋一位才子，演出无尽缠绵的一段情事。卷四《西湖主》幻想男子有一身两享仙凡之奉的荣华，卷八《房文淑》更属美女眷恋书生的自我陶醉。《聊斋》中的瑰丽想象虽不符合生活的逻辑，却又时时受到作者头脑中儒家仁善思想的制约，才不致令情节演成心猿意马式的荒诞。此外，作者笔下常换位于女子眼中设置自身形象，于是就有了令男女地位暂时获得平等的利他性倾向，这无疑又使《聊斋》中的许多恋情篇章获得了超越时代的隽永魅力。蒲松龄三十二岁写有《为友人写梦八十韵》五排一首，绮语纷纭，王士禛有评云：“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赵蔚芝《聊斋诗集笺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探讨《聊斋》的恋情篇章，亦当作如是观。
《聊斋》写男女恋情大多隔膜于社会，与婚姻实际也有相当距离，这是其文化品格有别于“三言”、“二拍”的一大特征。“三言”、“二拍”固然也有士林文化因素，但主要以市井文化品格为主，因而在男女之情的表现上多暴露出情与理的冲突，与时代脉搏相应；《聊斋》则以士林文化品格为主，其对男女之情的表现偏重于类似“意淫”的精神层面，并与其强烈的自恋心理相融合，为自我写心，有超越社会和历史的特殊美感。若与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比较，体裁相异姑且不论，两者的文化品格也迥然不同。才子佳人小说也多属青云无路的封建下层文人白日梦式幻想的结晶，但其结撰显然有受到书贾与市井细民好恶的商业性制约，从而染上浓重的市井文化色彩，功名遂心后又享洞房花烛之乐的几乎千篇一律的结局，不无媚俗的虚假感。蒲松龄常年生活于乡村，并坐馆于乡绅之家，与市井中的落魄文人有别；他更不像写出染有浓重个性解放色彩的《牡丹亭》的前辈作家汤显祖那样，与泰州学派传人有一定师承关系。蒲松龄以《聊斋》抒发“孤愤”，有相当浓烈的自娱成分，并于自娱中寻求某种精神的寄托，这就更与士林文化品格相一致了。王茂福先生《〈聊斋志异〉两性关系评判标准探赜》（载《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4期）认为：“与《牡丹亭》对礼教自觉而明确的批评相比，《聊斋》中‘情’的标准明显表现出一种游离、超脱于礼教的倾向。”又说：“尽管《聊斋》写情的作品多出于作者性压抑的幻想，有不少如《双灯》之类不够厚重甚而轻佻的艳遇描写，并且具有极明显的男子中心主义倾向，但它们毕竟变‘二姓之好’为‘二性之好’，也同样是古代作家对现实社会制度、礼俗束缚男女爱情的现状不满意、不满足的反映，同样代表着人类以感情来联系两性的美好理想与愿望，因而应予充分肯定。”所论甚是。
士林文化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固然属于历史的范畴，但由于它有强调精神与理想的一面，从而不无对诗意人生的心理祈向。《聊斋志异》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获得了其超越时代的感人魅力！
四
清刘堮《聊斋志异用高南阜韵》诗有云：“古人著书当建树，个里金针未易悟。几人读书能眼明，解道聊斋用情处。”清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亦云：“是书遍天下无人不爱好之，然领会各有深浅……作者难，评者亦不易。”从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来看《聊斋志异》，古人有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清王夫之《薑斋诗话·诗绎》）之论。读者无数，自难一一统计其所“得”，但仍大致可先用社会接受与个体接受区以别之。
社会接受多体现于研究性质的成果，它并非个体接受简单的综合或概括，而是社会有选择性地对形成文本的诸多个体接受的认同，它受制于社会环境，并与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代风尚密切相关。以近现代而论，出版社与期刊编辑对之有关键的决定作用，一经公诸世，就反过来对个体接受有了导向意义。阅读《聊斋》，清人与现代人之社会接受自然不会相同，即使在现代社会，社会接受也会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出现差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中国大陆地区一般多以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歌颂理想爱情与批判科举弊端阐释《聊斋》，其中阶级分析内容占有主导地位，这在当时的诸多文学史与教科书中皆有反映，此不赘言。伴随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以及思想的解放，《聊斋》的社会接受也趋于多元化，发展至今，学界已经不再局限纠缠于对上述三大主题的诠释，而有了全新的视角与内容。黄晶女士《“异史氏”的“心灵史”——论〈聊斋志异〉中的压抑与幻想》（载《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1期）有云：“相对于纯真爱情，在《聊斋》中展现得更多的是现实生活的压抑、各种欲望的纠缠、与欲望合而为一的‘野心’，以及男性作为压迫者和统治者的权力。因此，以《聊斋》为插入点来探讨蒲松龄乃至传统文人心态是很有价值也是有待深入的问题。本文并非要否定《聊斋》，也不是要苛求蒲松龄具有超越时代社会的‘进步思想’，只是认为到了今天，应当对它的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其价值正在于反映了传统社会下层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部‘心灵史’来读，也许会读出许多不同的意味来。”这一“八〇后”青年对于《聊斋》的探讨，代表了新一代学人的社会接受视角，不无新见，足以证明后生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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