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全3册）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精装 全新塑封）
唐宋八大家名篇尽显，古文三百篇诸体完备。中华书局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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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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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明涛，诸雨辰，韩莉 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60451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158元
上书时间2023-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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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考公”必读书。
1707年被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清代名臣张伯行创立“东南第一学府”鳌峰书院，1709年编成刊刻《唐宋八大家文钞》用于教授福建九府一州品学兼优的秀才、监生和童生。至1905年废除科举，鳌峰书院共培养出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就出自鳌峰书院。
《唐宋八大家文钞》每位作家选文前均有“文引”概述总结其文章特点；也有从正史中节选的作家“本传”介绍其生平事迹；每篇文章后都有张伯行和茅坤等名家的评语，从文章立意及行文结构分析其特点，指点读者如何写作、分析文章。
2．涵盖中学所涉及唐宋八大家的主要篇目。如韩愈的《师说》《马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等等。
3．“唐宋古文三百篇”。
《唐宋八大家文钞》与《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珠联璧合，撷取中国诗文TOP时期的精华。《唐宋八大家文钞》19卷，共317篇。具体到每一位作家的篇卷分配是：韩愈3卷60篇，柳宗元1卷18篇，欧阳修2卷38篇，苏洵1卷2篇，苏轼1卷27篇，苏辙2卷27篇，曾巩7卷128篇，王安石2卷17篇。曾巩的文章和为人备受宋代理学家朱熹推崇，致力复兴理学的张伯行推崇曾巩文章内容的“醇正”，认为其阐释的义理广大精微，而文章形式上又质朴简洁，便于初学者模仿写作。
4．选文既有“仰望星空”之作，又有“脚踏实地”之篇。《唐宋八大家文钞》既涵括了八位古文名家“仰望星空”的哲理散文，如韩愈的《论佛骨表》《原道》《原毁》、柳宗元的《朋党论》、苏轼的《留侯论》《贾谊论》等等，同时也选编了苏轼的科举考试范文《刑赏忠厚之至》及数篇古代“申论”，尤其是选录了唐宋八大家日常人情往来常用文体的范文，如同僚、师长、朋友、亲人之间的书信、祭文、书启等常用文体。全书在致力“考公”的同时，注重经世致用。
内容简介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在散文创作史上极有成就的八位作家的并称。唐代韩愈和柳宗元主张推行古道，反对六朝以来辞藻堆砌、大量用典、讲究对偶排比的浮艳骈文，力导古文运动，以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对中国散文传统进行了一次调拨。到了宋代，欧阳修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在他的影响下，宋代的王安石、曾巩、三苏推演这条路线，以各自的创作实践，使散文重新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
清代张伯行所明代茅坤编写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基础上，择善而从，删选合宜的篇目及相关评语，其中选录韩愈(韩文公)文三卷60篇，柳宗元(柳柳州)文一卷18篇，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二卷38篇，苏洵(苏文公)文一卷2篇，苏轼(苏文忠公)文一卷27篇，苏辙(苏文定公)文二卷27篇，曾巩(曾文定公)文七卷128篇，王安石(王文公)文二卷17篇，共计十九卷317篇。是具有一家之见的较好的编选本。
此次以正谊堂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为底本，参校相关作家别集，进行题解、注释、翻译，收入“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作者简介
编选者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皇帝亲自举荐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并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雍正皇帝擢其为礼部尚书，并赐他“礼乐名臣”的匾额，因此张伯行被誉为“天下清官第一”。
张伯行著作宏富，有《正谊堂集》十二卷、《续近思录》《广近思录》《学规类编》《性理正宗》等传于世。
精彩书评
1．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清代名臣张伯行的清正人生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8-11-29 07:54
（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律监察委员会网站）
2．
习近平讲述的故事丨清官张伯行（新华网客户端2021年4月21日）
目录
总目
上册
前言 1
原序 1
卷之一 韩文公文 7
卷之二 韩文公文 112
卷之三 韩文公文 203
卷之四 柳柳州文 348
卷之五 欧阳文忠公文 468
卷之六 欧阳文忠公文 578
中册
卷之七 苏文公文 699
卷之八 苏文忠公文 714
卷之九 苏文定公文 873
卷之十 苏文定公文 997
卷之十一 曾文定公文 1107
卷之十二 曾文定公文 1203
卷之十三 曾文定公文 1283
下册
卷之十四 曾文定公文 1365
卷之十五 曾文定公文 1471
卷之十六 曾文定公文 1591
卷之十七 曾文定公文 1674
卷之十八 王文公文 1781
卷之十九 王文公文 1891
精彩书摘
醉翁亭记
【题解】
本文作于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时知滁州，开始自号“醉翁”。
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失败，作为同道的欧阳修因被与他有私仇的杨日严等诬陷与外甥女有私情而被贬滁州，欧阳修在次年写作了此文，很明显有寻求自我慰藉、自我解脱的意味。
文章着重突出一个“乐”字，先写山水之乐，进而写游览之乐、宾客之乐，乃至鸟兽之乐，这一切都是欧阳修本人通过“与民同乐”所获得的快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后欧阳修偶然带出一笔“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在不经意间还是流露出了他心中的苦闷，这种真情的自然流露也是大可玩味的。此外，清人袁枚曾在《随园诗话》中指出：《醉翁亭记》中连用了二十一个“也”字，这显示出了一种自然的节奏与音乐效果，加强了抒情的韵味，这种文章写法也历来为人所称道。
据记载，《醉翁亭记》写就之后，“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朱弁《曲洧旧闻》），沈遵为之作《醉翁操》曲、苏轼为《醉翁操》填词，成为一种人格境界的象征广为流传。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①。望之蔚然而深秀者②，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③，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注释】
①林壑：山林涧谷。壑，山谷。
②蔚然：草木茂盛的样子。深秀：幽深秀丽。
③翼然：鸟儿张开双翼的样子。
【译文】
环绕滁州的都是山。西南的几座山峰，山林涧谷尤其秀美。远远望去草木茂盛而幽深秀丽的是瑯琊山。在山间行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水声潺潺，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而出的是酿泉。峰回路转，有一座像飞鸟展开双翼一样坐落在泉水边的亭子，是醉翁亭。建造亭子的人是谁呢？是山里叫智仙的僧人。谁给亭子起的名字呢？是自称醉翁的太守。太守和客人来这里饮酒，喝了一点儿就已经醉了，而且年岁又最高，所以自号为醉翁。醉翁的意趣不在于酒，而在于山水之间。沉浸于山水间的欢乐，由心中所得而寄寓在酒中。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①，云归而岩穴暝②，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注释】
①霏：云雾之气。
②暝：昏暗。
【译文】
太阳出来林间的云雾散去，云雾归来山岩的洞穴昏暗，晦暗与光明的变化，是山间早晚的自然现象。野花绽开散发出幽香，挺拔的树木繁茂而洒下大片树荫，风霜高洁，泉水落下使石头显露出来，这是山间的四季变化。早晨到这里了，晚上再回去，四季的景物不同，而欢乐也是无穷的。
至于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①，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②；山肴野蔌③，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④，非丝非竹⑤；射者中⑥，弈者胜；觥筹交错⑦，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⑧，太守醉也。
【注释】
①伛偻（yǔ lǚ）：弯腰曲背。此指老人。提携：牵引，牵扶。此指需拉着抱着的小孩。
②洌：清醇。
③野蔌（sù）：野菜。
④酣：酒宴畅快尽兴。
⑤丝、竹：弦乐器与管乐器，一般泛指音乐。
⑥射：一说为投壶，即以箭投入酒壶中为比赛决胜，输者罚酒。一说为射覆，酒令的一种，即以字句隐物为谜让人猜。
⑦觥筹：酒杯与酒筹。酒筹是用来计算饮酒数量的标记，一般为竹签。
⑧颓然：倒卧的样子。
【译文】
至于那些背着东西的人在路途中歌唱，行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招呼着，后面的人应和着，弯腰曲背的老人、被拉着抱着的孩子，往来不绝，是滁州人在这里游览的景象。在小溪边钓鱼，溪水深而鱼很肥美；用酿泉的泉水酿酒，泉水清香而酒很甘洌；山间的野味野菜，杂乱地陈列在面前，是太守在宴享宾客。畅快的酒宴之乐，并没有什么丝竹音乐；射覆的人能猜中，下棋的人能取胜；酒杯与酒筹交错摆放，人们时而站起、时而坐下，大声喧哗，各位宾客都很欢乐。容颜苍老、满头白发，倒卧在其间的，是太守喝醉了。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①，鸟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②。
【注释】
①翳：遮蔽。
②庐陵：今江西吉安。
【译文】
不久夕阳将要下山，人影散乱，是太守归去而宾客相从。树林里浓荫隐蔽，鸟类飞上飞下地鸣叫，游人离去而禽鸟很欢乐。然而禽鸟知道山林的欢乐而不知道人们的欢乐，人们知道跟从太守游玩的欢乐而不知道太守以人们的欢乐为欢乐。醉了能一同欢乐，醒来能记述成文的是太守。太守是谁？是庐陵人欧阳修。
【评点】
茅鹿门曰：文中之画。○昔人读此文，谓如游幽泉邃石①，入一层才见一层，路不穷，兴亦不穷，读已令人神骨翛然长往矣②。此是文章中洞天也③。
张孝先曰：文之妙，鹿门评尽之。朱子言欧公文字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见文字最要修改，故附录之。
【注释】
①邃（suì）：深远。
②翛（xiāo）然：超脱而无拘无束的样子。
③洞天：道教称神仙的居处，意谓洞中别有天地。借指引人入胜的境地。
【译文】
茅坤说：如文中之画。○前人读这篇文章，说就像游览幽泉邃石，深入一层才见到一层，路不穷，兴致也不穷，读来令人精神超脱。这是文章中的洞天福地。
张伯行说：文章的妙处，茅坤的评点已经说尽。朱熹说欧阳修文章也多是经过修改达到精妙的。过去有人买到他《醉翁亭记》的初稿，最初说滁州四面都有山，写了几十个字，最后改定，只说“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而已。可见文章一定要修改，因此附录在这里。
前言/序言
前言
中国作为一个诗文大国，历代不乏优秀的诗文选本。有些优秀的诗文选本一经问世，便家弦户诵，甚至洛阳纸贵。关于这一现象，鲁迅先生在《集外集·选本》中曾论述道：“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这段话里，鲁迅先生敏锐地拈出了影响选本这一文献形态传播的三个关键因素：作家（作品）、选家（选本）和读者。在三者之间，选家处于核心地位。选家通过选本，将作家的作品推介给读者，同时，选家也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别择、品鉴，向读者传达自己的审美兴味及美学主张。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写道：“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可见，选本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手段，直接通过作品，并辅以适当的评点，更为直观地向读者传达选家的美学主张，从而能够更快地打动读者。
从读者的角度来讲，面对浩若烟海的诗文作品，如果没有时间，抑或没有能力进行广泛的阅读，借助选家的选本，读者能够高效地达到自己的阅读目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鲁迅先生前面提到的，在读者看来，操持作品别择的选家是否具有一定的“名位”，是关乎选本是否流行的核心要素。因为“名位”意味着选家不凡的鉴别眼光，好比文物一经大师鉴定，尽管身价倍增，但买家却心甘情愿掏钱购买一样。这样的例子很多：远的如南朝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稍近的如明代茅坤编选的一百四十四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代张伯行编选的十九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
一
“唐宋八大家”包括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韩愈（768—825），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官至吏部侍郎。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官终柳州刺史。从韩、柳二人的生卒年可以看出，二人生活的时代高度重合，皆为中唐贞元、元和时人。韩愈之兄韩会与柳宗元之父柳镇交谊甚深，韩愈与柳宗元可谓世交。二人相交以义、相商于道，尽管文风不同，论道有别，且分属不同政治集团，却能相互敬重，全交情于始终。
八大家中北宋占有六家，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六家中的核心人物。欧阳修自宋仁宗年间登上政坛、文坛，其后三十余年，围绕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文学集团，其中，嘉祐二年（1057）是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欧阳修知贡举，曾巩（1019—1083）、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2）皆是这一年登进士第。王安石（1021—1086）尽管早在庆历二年（1042）就已进士及第，却在庆历四年（1044），由曾巩引荐给欧阳修，并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遂成为欧门中人。苏洵（1009—1066）于嘉祐元年（1056）偕二子来京，参加第二年的科考，并在张方平的引荐下拜访了欧阳修。苏洵与欧阳修年龄相仿，欧阳修前此已经听闻过苏洵的文名，此番相见，大加赞赏。其后，由于苏轼、苏辙连中高第，三苏文名声震京师。
“唐宋八大家文”，也即韩愈所说的“古文”。在唐以前的《文选》时期，文学创作一直以诗赋、骈文为主流。自中唐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并创作“古文”以来，至北宋，在欧阳修的带动、影响之下，“古文”创作逐渐成为文坛主流，涌现出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一批古文大家。《文选》时期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文笔之争，逐渐让位给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诗文之分”。至南宋，基于丰富的古文创作实践，作为指导古文创作的理论—“古文之学”应运而生。古文之学兴起的一个最为直观的体现便是优秀的、有广泛影响的古文选本的大量出现。
唐、宋在政权上是两个朝代，在古文创作上却是一个时期，因为两者在古文创作的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文脉相通，都属于古文创作的鼎盛时期。将唐、宋古文揽入一个选本的做法，始于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选文六十余篇，尽管规模不大，却收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等八家文章，基本奠定了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的格局，俞樾在《九九消夏录·八先生集》中称其为“八大家之滥觞”。元末明初，朱右编了十六卷本《唐宋六先生文衡》，六先生，实为八先生，也即韩、柳、欧、曾、王、三苏，因有六个姓氏，故称“六先生”。《唐宋六先生文衡》流传不广，今已不存。但俞樾在《九九消夏录·八先生集》中亦称之为“八大家之滥觞”。至明嘉靖年间，经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的再发现、再整理，唐宋八大家的选本体系才最终固定下来。
诗文选本在科举考试兴起之前，尤其是书籍的复制、传播还没有商业化之前，其编纂目的更多是在发挥其文学批评作用，比如《文章流别集》《文选》等，皆是其类。隋唐以来，科举制度逐渐成为朝廷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参加科举的士子们（习称“举子”）逐年增加。据贾志扬《宋代科举》研究，举子人数从北宋中叶（十一世纪初）的两三万人，增加到北宋末（十二世纪初）的近八万人，而到南宋后期（十三世纪中期），更猛增到四十万人，这标志着“科举社会”出现了。随着科举社会的出现，指导举子们应试的书籍也多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雕版印刷业的繁盛。南宋魏天应编纂的《论学绳尺》就是一部指向性非常明确的选本。共十卷，收文一百五十六篇，作者大部分为科场折桂者，可称得上是南宋一百余年科场优秀试卷的汇编。
除了选择科场范文提供给举子们学习模拟，人们也从前人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可供学习揣摩的作品资源。明罗万藻《此观堂集·韩临之制艺序（代）》说：“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遂以为家，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别为一界。”古文而有法可循，应自唐宋古文始。作为现存最早的评点类古文选本，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所选文章皆是唐宋古文名家经典篇章，其评点的关注点也主要放在文章的结构形式、用笔技巧上，对具体的内容并不关注，显然也有指导举子如何应试的实用目的。可见，古文选本从兴起之初，就与科举取士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及至明代初年，官方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的八股取士制度。八股文僵化的程式，大大约束了举子们的创造力，也悖逆了唐宋以来日渐成熟的古文传统。举子们尽管平素鄙弃八股，但是，作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举子们又不得不潜心揣摩八股文的写法。他们发现，唐宋古文竟然与八股文在写法上存在一定的关联。这一点在明代归有光身上就看得非常清楚，号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为文潜心学习《史记》《汉书》，成为古文大家，同时，他也是写作八股的高手。他在《与沈敬甫》中云：“春闱之文，读之，诚自谓不愧，但徒为市中浮薄子所讪笑，以是不出也。”“春闱之文”也即八股文，可见，归有光私下对自己的八股文水平是很自信的。清代的张伯行早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据张伯行的两个儿子张师栻、张师载为其编写的年谱《张清恪公年谱》卷上记载：“（康熙）二年癸卯，公年十有三，始作文。四子五经以次读毕，乃习为时艺，甫试笔，即敷畅有条理，先生长者咸异之。公尝自言：‘初学文时，随俗诵习时选墨程，屡试辄斥。乃从先王父言，取前辈八大家文习之，果获售。’公为文思如泉涌，下笔立就，稍有未慊，即自改窜，尝云：‘文愈改愈佳。’故有一题而数易稿者，统计前后所作四书文数千首。”据此可知，张伯行早年仅仅诵习时选，也即八股文选，无法考中，于是听从祖父的建议，改为诵习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最后得以考取功名。
如果说归有光的古文写作与时文写作间或交互影响还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那么张伯行先学古文，再研习时文应举，已经成为明清举子们代代相传的诀窍了。他们将古文的笔法融入八股文的写作之中，以提高八股文的文体品位。茅坤在《文诀五条训缙儿辈》中这样告诫后辈为文之法：“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汝辈不能知，恐亦不能遽学。个中风味，须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将吾所为文打得一片凑泊处，则格自高古典雅。”艾南英《金正希稿序》也说：“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举子们有这样的需求，选家就会想办法满足这些读者需求。为此，茅坤、储欣等人选编唐宋古文选本，并在其评点中努力打通古文与八股文的写作技法，并有意用八股文的题义章法来评点古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御选唐宋文醇》条评价茅坤、储欣的古文选本：“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储欣虽以便于举业讥坤，而核其所论，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于古文，自明以来历历可数。坤与欣即古文以讲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论。然论八比而沿溯古文为八比之正脉，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八比，即八股，四库馆臣并没有苛责茅坤和储欣，反而将八股文与古文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了：八股文源于古文，然古文之法并非拘于八股之法。至如王闿运《论文法—答陈完夫问》说：“八家之名始于八比，其所宗者韩也。其实乃起承转合之法耳。”将八大家之名与八股相联系就显得非常牵强了。
综上所述，明清间，唐宋八大家选本广为流传，与其深度参与科举考试的工具价值密不可分，这是最为直接的，也是最容易被后世研究者有意或者无意忽略掉的历史逻辑。
......
四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在朋友周铁樵处看到张伯行正谊堂所刊书十数种，遍寻全刻而不得。同治五年（1866）六月，左宗棠参与平定太平军后，出任福建巡抚。来到张伯行的旧治，左宗棠亟寻正谊堂所刊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的版片，已经饱受虫蛀。左宗棠于是筹措资金，开设正谊堂书局，就所存本先行开雕印刷，所阙部分则多方寻访续刻。据《鳌峰书院纪略》记载，当时《唐宋八大家文钞》已经遗失。预其事者听闻陈寿祺家有藏本，遂前往借阅，终不可得，随后将其列入寻访目录之中。同治八年（1869），终于访到此书。由于左宗棠已经带兵挺进西北平叛，此时主政福建的是夏筱涛，遂由夏筱涛续刊《唐宋八大家文钞》。正谊堂原刻本八大家各家自为一帙，自同治八年刻本开始，八大家才合刻为一帙。
与明清间众多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相比，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算是篇幅较小的，可以说是精心之选。《朱子语类·论文上》中记载朱熹曾谈论唐宋古文选本的篇幅问题：“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但采他好处以为议论，足矣。”朱熹选文主张宁少勿滥，精选精评，如此读者方能精读精练，鉴赏写作手段自然高妙不凡。张伯行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来操持选文的。也许是受“诗三百”的影响，晚清、近代以来，普及性的文学读本也存在一个“三百系列”，如《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等，而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可以算作“唐宋古文三百篇”了。
由于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收录了八大家的代表作品，且篇幅适中，便于阅读、传播，遂成为八大家作品普及读本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选本。本次整理以同治八年（1869）正谊堂书局刊本为底本，并参校八大家各家别集，文字不同之处，择善而从，限于体例和篇幅，一般不出校记。文本尽可能保留正谊堂本的原貌，除正文外，也保留了便于读者深入理解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原序、文引、本传、评点，不负“全本”之称。注译部分除借鉴吸收前贤时彦已有研究成果外，在人物、事迹等考订方面，及文章主旨的阐释方面，皆不乏新见。整部书由吕明涛、诸雨辰、韩莉三人合作完成，具体分工如下：吕明涛负责韩愈、曾巩部分，计十卷；诸雨辰负责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部分，计五卷；韩莉负责苏辙、王安石部分，计四卷。本次整理难免还存在一些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宋凤娣、周旻、张敏秉持中华书局一贯的专业精神，费心良多，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吕明涛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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