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大学创风气之先,成立国内第一个经济学院,招收国内第一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首创中国物价指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学术团队引进国际前沿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实际,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秉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术与现实相结合的理念,积极开展工作,不仅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经世济民之专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经济研究所与其图书资料 一九二六年六月,何廉从耶鲁大学毕业,应聘于南开大学商学院[1]。一九二七年九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初名“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何廉任主任导师。一九二九年十月,张伯苓与何廉赴日本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次会议,正式确立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和太平洋学会的项目合作关系[2]。一九三一年五月,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与文学院经济系合并成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成为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经济学院,何廉任院长,颜惠庆任学院董事会会长。同年夏天,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长期资助,直至一九四六年私立南开大学转为国立大学为止。一九三四年春,经济学院改称南开大学商科研究所经济部,简称经济研究所[3],何廉任所长。一九三六年夏,何廉赴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方显廷[4]代理何廉在南开大学的全部行政职务。全面抗战初期研究所由天津迁昆明,后迁重庆,而设办事处于昆明,何廉兼任所长,方显廷任研究主任。一九四七年春,经济研究所自重庆返回天津,陈序经、鲍觉民先后任所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经济研究所在研究工作方面,关注当时各种专门之经济问题。截至一九四二年,先后刊行专刊五十八种、大学丛书七种、中英文季刊各一种。教学工作方面,招收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各类经济建设之专门人才[5]。 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即自设图书室,在留美学者何廉、方显廷捐献图书[6]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至一九三七年,拥有经济类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典籍两万余卷、中外文杂志六千余种。一九三七年,经济研究所图书资料因被先期运出学校,幸免于日军的战火,被历尽艰辛运至昆明[7],后抵重庆,以支持经济研究所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战后,又被运回天津。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曾回忆:“经研所所长何廉求助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帮助调拨船位,代为运输人员物资,使经研所十余名师生及六十余吨图书得以顺利、安全运抵上海,再得以北运至天津,为南开经济研究所保存学术资源与力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8]至一九四九年初,经济研究所共有中西文图书两万八千余种、六万四千余册。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经济研究所藏图书主体资料移交南开大学图书馆(以下称“南开馆”)。一九五八年河北财经学院[9]创立之初,相关部门希望调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部分资料入该校图书馆,时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冯文潜认为图书资料和专业门类一样,自有其内在逻辑性,不宜拆分,故图书馆藏经济研究所图书仅有少量被调至该校[10]。之后,留存于南开馆的资料经过内部的分类调整[11],不再集中管理统一存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冯承柏馆长任期内,将经济研究所旧藏图书从大库挑出,编专目并建立独立的电子书目数据库。如今,南开馆经济研究所特藏资料中,中文图书七千余种,英文图书八千五百余种,日文图书七百余种。 经济研究所的师生一方面积极学习国际前沿经济学理论与调查统计方法,购买外文书籍、翻译外文著作,同时注意将自己结合实际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国际同行。他们的著述,常常是中外文并行发布,或者因受到同行的重视被翻译成其他语种。以方显廷为例,其编著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九三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黎本佑平的日译本一九三九年就在日本改造社出版了。 二、师资队伍与研究生培养 一九二九年一月,方显廷来南开任教,成为何廉长期的得力助手与教育事业上的伙伴。一九三〇年,方显廷的博士论文英文版出版,书名《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受到英国经济学专家A.雷得复(Arthur Redford,一八九六—一九六一)高度赞扬。一九二九年冬,经济史学家理查德·H·托尼访问南开大学,此后他开始关注方显廷有关华北工业化方面的研究。一九三六年他在《经济史评论》发文评价方显廷的著作《华北乡村织布工业和商人雇佣制度》时称:“他既运用了自己的历史知识,又运用了自己的调查技巧,取得了令他和南开经济学院都感到庆幸的成果。”[12] 在何廉、方显廷的领导与感召下,研究所汇聚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专门人才,各项社会调查与学术研究工作、教师队伍建设与学生培养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西南联大为呈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各种报表呈教育部函》对当时研究所的师生情况有清楚的说明,该函有三个附表,附表一为一九四四年度第一学期经济研究所教员调查表:方显廷,讲授经济理论;陈振汉,讲授经济史;汪沅,讲授统计学;朱炳南,讲授经济思想史。吴大业、叶谦吉、李卓敏,三人因公赴美,陈国平赴美进修。附表二为同时段在学的两个年级的研究生名录,共八人。附表三则报告研究所概况、所长、教员人数(专任、兼任情况,男女性别比例)、研究生人数(年级、男女性别)等信息[13]。从表中信息可以看出,所长之外,专业教师人数和研究生人数基本上是一比一。 就南开馆藏经济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所见之答辩老师签名与答辩阵容,即可窥见二十五年间经济研究所学术实力之一斑[14]。首届(一九三五—一九三七)毕业生论文之地方行政专题评审组教授有张金鉴[15]、沈乃正[16]、张纯明[17]、张锐;土地主题评审组专家有李庆麐[18]、 萧铮(李庆麐代)、李锐、王海波、裘开明(方显廷代)、方显廷、崔敬伯[19];合作主题评审组教授有章元善(于永滋代)、寿勉成[20]、符致逵、方显廷。第三届(一九三九—一九四一)毕业生论文评审情况如下:经济史专题之吴于廑(原名吴保安)毕业论文评审者有万国鼎[21]、陈振汉[22]、方显廷,万国鼎点评;货币银行主题之王正宪论文评审者有杨荫溥、陈国平、李卓敏。第五届(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国际经济主题之宋侠毕业论文评审者有吴大业[23]、朱炳南、伍启元(清华大学教授)、陈振汉。第七届经济理论主题评审有刘大钧参与[24]。还可见参与第十届(一九四七—一九四九)毕业生论文评审的有陈岱孙[25]、徐毓枬[26],参与第十二届(一九四九—一九五一)论文评审的有滕维藻,参与第十三届(一九五〇—一九五二)毕业生论文评审的有傅筑夫、杨曾武、潘源来、易梦虹[27]等先生。另外,参与第五、六、七届毕业生论文评审的还有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专攻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的褚葆一。 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受战乱影响,文、理科相加,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十几年中全国累计有二百多名毕业生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其中,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七十余人,毕业获得学位者六十余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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