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铎书法精品：【琅华馆帖】原碑拓片一套
￥ 4800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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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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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铎
传拓年代顺治十三年 (丙申1656)
纸张白棉纸
装帧其他
尺寸87 × 31 × 0.5 cm
数量20册
货号211112
上书时间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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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琅华馆帖》
自八十年代初任博文先生先后在《中州文物》、《书法》二刊物上介绍《琅华馆帖》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帖给予了关注。自1981年6月11日，日本岗山市书道研究会理事平木明教授，日本70岁高龄老书法家，国家书道研究会会长村上三岛（人称活王铎），先后率领由7名日本书法家组成的“王铎书法河南调查团”两次来洛宁参观研究，对《琅华馆帖》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率先在日本出版了此帖。
《琅华馆帖》是1958年在当时的河南省洛宁县陈吴公社新寨村张鼎延旧宅遗址发现的。帖石为汉白玉条石十二方，长方形，宽0.3m，长0.62──0.98m不等，厚约0.12m。帖石侧置于约2.5m见方，深约0.7m的砖砌方池内，两石间有一青砖相间，似为防止两石相撞而设。石面（横置竖排） 镌刻文字 ，两面刻者八方，单面刻者四方，共十二方，刻字二十面。曾散失民间，据说有两块还作过牛槽槽底。
全帖分一、二两册。一册两千八百余字，二册三千三百余字。有草书、行书、小楷三种书体。其内容绝大部分是王铎和其姻亲张鼎延往来书信和聚谈唱和之作。由张飞卿镌刻。本文想就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帖作以探讨。
一、《琅华馆帖》的内容
我们现在见到的《琅华馆帖》其内容如下：
一册：王铎行书给张论书信二封（任博文《王铎琅华馆帖>介绍》中为一封），行书“《蜀抚葆一年伯平奢安》”诗十首，《礼九峰山》诗七律三首，草书仿古；张鼎延行书《先君四咏》诗一组，《张中丞蜀事小传》一篇；张璇楷书《先祖蜀功》四首；张缙彦楷书《水西战绩》四首。
二册、王铎与张鼎延书信十四封（依内容分别标为：《绝粮帖》、《求书帖》、《桃花帖》、《欢呼帖》、《买画帖》、《豚子帖》《深知帖》、《春华帖》、《地湿帖》、《赐醳帖》、《谈古帖》、《占数帖》、《木护帖》、《卮砚帖》），王铎行书《庚午夜坐德里山村斋》诗五首；小楷《登金门山遇雨》六首，跋一篇；张鼎延小楷《觉斯翁登金门山原韵奉和》六首，《谪居德里喜觉斯亲家远访次韵》五首，行书《金门山纪略》、《望金门绝顶》五首；张琯书诗二首；张璇书诗二首。
可是，王铎《琅华馆帖·跋》却说：“是帖皆与中丞葆一年伯、玉调亲家往还牍也。中间天政婿仅一二小札及游金门山有韵之语。”
据张氏族谱记载，天政即张璇之字。那么，按王铎跋文，《琅华馆帖》内容仅王铎行书与张论书信二封，行书《蜀抚葆一年伯平奢安》诗十首，与张鼎延书信十四封，小楷《登金门山遇雨》六首；张鼎延小楷《觉斯登金门山原韵奉和》六首；张璇书诗二首。
这些内容可能是张鼎延计划镌刻内容，王铎正是根据此计划作跋。可是王铎在跋中并未提及《仿古》部分和《礼九峰山》等七律三首。
《仿古》款文说：“辛卯二月十八日，玉调亲家携卷求书。”《礼九峰山》款文说：“辛卯二月廿七日，为玉调老年翁亲家博正。”这两件作品写成时间略早于《琅华馆帖·跋》，想必是张鼎延携卷求书时，一并求王铎作跋，这些作品也是一起从王铎处取走的，于是，这两件作品便不可能列入镌刻计划。不过，刻入帖内王铎是应该知道的。
由张鼎延、张琯、张缙彦书写的后增补部分，王铎可能并不知道。因为王铎写《琅华馆帖·跋》是在辛卯（即1651）年三月十四日，四月离京，一去不返，次年死于孟津老家。（详见下文“《琅华馆帖·跋》镌刻地点”）
二、《琅华馆帖》的镌刻时间
从《琅华馆帖·跋》的内容看，王铎离京时，《琅华馆帖》开工时间不是很长，因为许多内容尚未确定，但从“遂鈢之”的语气看，此时已经开工了。那么开工时间应在1651年春天前后。如果我们比照王铎的另一部刻帖《拟山园帖》，有可能对此帖工期的推断给予帮助。
《拟山园帖》，1652年王无咎选辑其父王铎生前所书楷、草、行、隶诸体中之优者79幅，近2万字，选优质汉白玉凿成90块长方形石块，托请张飞卿镌刻，历时八年始成。《琅华馆帖》刻石略早于此帖。从以上叙述可知，此帖刻制受《琅华馆帖》影响很大，不但石材，型制相似，刻手也系同一人。如果按《琅华馆帖》刻石十二块，二十面，约六千余字。其工程量大约相当于《拟山园帖》的四分之一左右。其工期也不应太短，应在一年半到两年时间。那么，其刻成时间应在即1652年下半年。下限应不早于《拟山园帖》开工。任博文先生把《琅华馆帖》竣工时间推断为1651年夏恐太早。这样看来，此两帖不论从刻成时间、刻工、型制各方面都可称得上是姊妹篇了。
三、《琅华馆帖》的镌刻地点
任博文先生在《王铎〈琅华馆帖〉简介》中仅对刻石时间作了考证，却未提及其刻石地点。笔者与任博文先生交往中，任先生曾多次谈及《琅华馆帖》发现一事。先生认为，刻帖石料为汉白玉，其尺寸与故宫栏板尺寸相近，个别单面刻的石材还保留有与故宫栏板相似的图案，这些石材极有可能是修复故宫时拆下的栏板。可为什么要把这些石材从北京运回洛宁来呢？先生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笔者认为，《琅华馆帖》极有可能刻于北京。
据刘正成先生考证：“王铎于明弘光元年亦即清顺治二年五月在南京降清；顺治三年正月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顺治四年三月，充殿试读卷官；顺治六年正月，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太保；顺治八年（1651）晋少保；临死那年，即顺治九年（1652）三月，授礼部尚书，同月，王铎已病卒于家，大约并未知道和实际接受这个新职务。看得出来，王铎大部分时间是无事可做。据记载，这七年仕清中，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于顺治八年三月，向皇帝上书尊孔，让新朝统治者'幸学释奠’（《清史·列传七九》，下同），即让皇帝读孔孟之书，修茸曲阜'圣庙’，调衍圣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于文庙；二是于顺治九年四月，（注：根据上文及其他文献，“顺治九年”可能是“顺治八年”误排）受皇帝命祭告西岳华山。祭告华山毕，他一面逃避清军与抗清士民的军事冲突，一面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入川，去游览了渴慕多年的峨眉山。从夏至秋、至冬，蜀道的长途跋涉，受热受寒，染上重病，到是年底方返回老家河南孟津，一病不起，第二年三月便病笃而卒。”《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中刘正成《王铎书法评传》）。
王铎写《琅华馆帖·跋》为辛卯年（即1651）三月十四日，这一时间恰与他向皇帝上书尊孔一事同时，说明此时他正在北京，此文写于北京是毫无疑问的。
据《兵部右侍郎张公神道碑》记载：“世祖皇帝御极之十年，兵部侍郎张公鼎延，夙夜左右，执事有恪，上悯其勤劳，加恩赐金币，驰归故里，公卿祖道于长安门外，都人以为荣，又六年，公以寿终于永宁之故第。”《洛宁县志》（1991年版）也说：“顺治十年（1653年）兵部侍郎张鼎延告老还乡，纂修《永宁县志》8卷。
从这两段文字知道，顺治十年之前，张鼎延也在北京。《琅华馆帖》收《金门山纪略》乃张鼎延所书，款为“顺治八年暮春金门张鼎延识并书“。这与王铎跋文时间也一致，说明二人当时均在北京。
根据以上情况，这部《琅华馆帖》应是由当年的兵部侍郎张鼎延在北京主持镌刻的。
四、琅华馆究系何处
任博文先生在《王铎〈琅华馆帖〉简介》中说：“张鼎延祖居洛宁德里村。踞该村约二里许，相对望之涧河东岸，有一土丘小寨，现名新寨。原有张氏别墅一所，当为琅华馆。”任先生认为，琅华馆即张氏别墅。
记得1995年拜访刘永先生，曾提及此事。据刘永先生说，他曾记得早年在北京见到过王铎奏折后署琅华馆，认为琅华馆应在北京。颜孝宗先生也说：八十年代初在郑州王铎书法展上，曾见一作品题为“于北都琅华馆”字样。可这些都找不到第一手资料。
《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中收有《琅华馆帖册》真绩一件。其跋曰：“辛巳正月书此册，客辄至，经三日始成。
质之循女杨词丈以为如何。孟津王铎书于怀州之东湖草堂。”（“循女”《全集》释为“循如”）
这件作品是写给杨循女的，可王铎题签为《琅华馆帖》。由此至少说明琅华馆绝非张氏别墅。既然张氏所藏刻帖也称《琅华馆帖》，说明琅华馆也决非杨循女的斋馆号。唯一的可能就是王铎的斋号。
其实，《琅华馆帖》中也有张鼎延斋名。二册五王铎“庚午夜坐玉调亲家德里山村斋”，其“山村斋”可能就是张鼎延斋号。
《拟山园帖》有一帖谓：“辛卯二月十六日书于琅华斋中，与长男无党时进表入都，是日男出都之任平水，父痴庐道人年六旬书。”结合这段文字，可以确定琅华馆即王铎在北京之斋号。琅华斋应为琅华馆之别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版物正实了这个观点。
由于《琅华馆帖》出土较晚，流传不广，研究者不多，笔者此文仅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书界同仁关心《琅华馆帖》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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