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 978755987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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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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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嘉鸿|
出版社广西师大
ISBN9787559873163
出版时间2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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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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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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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嘉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学士，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博士后出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思想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哲学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读书》《文化纵横》等学术刊物发表中、英、德文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导论
一、马克思主义之为一种理论和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之为一种理论和实践
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三、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时代
四、国内外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研究和译介
五、本书的研究进路及结构
第一章 改良还是革命
第一节 改良主义的兴起：论争背景
一、第二国际的改良趋势
二、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
三、马克思学说的正统性及其捍卫者
四、论争前的改良主义潜流
第二节 罗莎?卢森堡的首演
第三节 其他批评者：帕尔乌斯、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
一、帕尔乌斯
二、普列汉诺夫
三、考茨基
第四节 围绕伯恩施坦主义的论争
一、辩证法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
二、灾变论及其局限性
三、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概念
四、阶级斗争的政治策略
第二章 疲劳还是斗争
第一节激荡的1905年
第二节 耶拿与曼海姆代表大会(1905—1906)
一、缘起
二、耶拿代表大会始末
三、曼海姆代表大会始末
第三节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
一、主旨及理论特色
二、俄国革命的一般经验
三、俄国经验的适用性问题
四、德国工会和政党的关系
第四节 中派与左派的分手
一、1907—1909德国国内外局势的变化
二、党内保守势力的增长
三、《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
四、考茨基与卢森堡公开论战
第三章 民主还是专政
第一节 论争背景：俄国与德国的国情
第二节 有关政党组织原则的论争
一、《怎么办?》面临的三组竞争关系
二、作为理论源头的马克思学说
三、卢森堡与列宁论争的原委
四、立论依据与各自的政治环境
第三节 有关民族自决的论争
一、波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
二、卢森堡对马克思的理解与继承
三、卢森堡与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论争
四、民族议题与殊异的政治任务
第四节 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争
一、风云际会的1917年革命
二、马克思的相关阐述及意涵
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同界定
四、同一话语与迥然的政治形势
第四章 总结与展望
第一节形势、任务与判断
第二节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8年德国革命
第三节 卢森堡之死
第四节 卢森堡的思想遗产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罗莎?卢森堡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她积极参与的三场理论论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深远影响。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三场论争分别围绕德国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和社会民主党的新任务、德国群众罢工的领导权和储备金问题、俄国实现革命的道路和策略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本书通过对比分析德国革命失败和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关注所论及人物的思想与其面临的形势之间的关系，重新评价卢森堡的思想遗产及其理论价值。
精彩内容
一战成名天下知的渴望：罗莎?卢森堡的首演罗莎?卢森堡1898年5月12日来到柏林，这一年她27岁，普列汉诺夫42岁，考茨基44岁，倍倍尔58岁，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同为48岁。卢森堡以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状态来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而在此之前，她已经参加革命工作近十年了。
卢森堡早在十六七岁时，就参加了波兰的地下组织，为了避免被逮捕的危险，她流亡瑞士并顺利就读于苏黎世大学，以博士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于1897年获得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瑞士期间，她结识了很多当时著名的流亡革命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帕尔乌斯、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Marchlewski)朱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波兰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为躲避沙皇政府追捕而流亡国外。1889年回到罗兹，创建波兰工人联合会，1892年出狱后流亡瑞士，进苏黎世大学学习。1893年，同卢森堡、约吉希斯共同创建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回到华沙，创办《红旗》杂志。1916年加入斯巴达克团，1916被德国政府逮捕。1919年以波兰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创建工作。等，以及对她生命有着重要意义的革命伴侣列奥?约吉希斯(LeoJogiches)。她在读期间和约吉希斯共同创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РабочееДело)，逐渐成为活跃于国际工人运动舞台上的冉冉新星。毕业后的卢森堡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回到波兰狭窄的革命活动空间中，还是去当时欧洲最大、组织最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施展一番拳脚?在德国，上西里西亚地区有很多来自波兰的煤矿工人，“非常法”解禁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宣传方面的人才稀缺，而且此时帕尔乌斯和马尔赫列夫斯基也在德国，也极力劝说她前去。
卢森堡来到德国后被派往上西里西亚帮助文克尔(AugustWinkel)开展选举工作，她所有的工作都得在文克尔的手下开展，没有机会独立负责工作。卢森堡也注意到，在德国，没有人真正关心波兰事务，而她急切地渴望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施展才能，而不是待在“西里西亚荒凉的洞穴”里无人问津。但她也清楚，如果她拒绝去做波兰选民的宣传，那就意味着和执委会作对。此外，摆脱文克尔的掣肘，独立负责柏林、波兹南或上西里西亚的工作，对当时的卢森堡来说仍是不现实的，毕竟她还没有任何进身之阶。她虽然抱怨，但也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并合编辑，同时他也是《莱比锡人民报》的主编。此人是《莱比锡人民报》(LepzigVolkszeitung)的主编，曾将该报从一个地方性期刊打造为全德范围内政治和文学评论类水平最高的出版物之一。肖恩朗克惜才，希望卢森堡能够成为《莱比锡人民报》的固定撰稿人。同样向卢森堡伸出橄榄枝的还有帕尔乌斯，他此时是《萨克森工人报》的主编。帕尔乌斯本人精力充沛，自由洒脱，但缺乏耐心。他敏锐地捕捉到伯恩施坦发表改良文章的有利时机，打算发动一场革命。他于1898年1月28日发表的《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的抛弃》系列文章，打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批判伯恩施坦的第一枪。帕尔乌斯本人也和他的报纸声名鹊起。但是他是那种一旦达成目标便很快失去兴趣的人。对伯恩施坦进行系统性批判并非他所长，再加上他此时和马尔赫列夫斯基正遭到萨克森的驱逐，所以他顺势将交接棒移送给卢森堡。而这对于卢森堡来说，则是天赐良机。因为除却考茨基和梅林两位公认的党内理论权威之外，还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出文采斐然且理论性强的文章，她在《萨克森工人报》和《莱比锡人民报》上的每一篇文章都使她越来越接近党内的核心政治舞台。
1898年10月，即将召开党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由于卢森堡是新人，需要在大会召开之前，发表有分量的文章以获得一份委托书。她在写给约吉希斯的信中说：“如果我关于伯恩施坦的文章获得成功，那就是我最好的委托书，那时我就可以大胆地前往斯图加特。”为此，卢森堡对这篇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高度重视，她在写作中苦思冥想，用尽心力：最要紧的事情是伯恩施坦。尽管我对整篇文章有了很好的想法，但是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我感觉并不好。我写完了出色的大纲，但是有两个难题，第一是有关灾变的问题；第二是要证明资本主义必将解体，这是必需要去证明的，但这也意味着要写就一篇出色而精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文。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我吧!速度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是，如果任何人抢在我之先，那所有的工作都白费力气了；二是，润色文章还需要大量的时间……一旦我知道我要写什么，它就必然会在彼时彼地成形，我能在我的骨子里感知到它，我太渴求它了，我愿意为这篇文章交上半条性命。
终于，卢森堡完成了这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谈谈伯恩施坦的一组文章：社会主义问题》，于1898年9月21日—28日连载于《莱比锡人民报》上。这篇文章被主编肖恩朗克称作“辩证法的杰作”，帕尔乌斯也发电报给她表达他的祝贺，蔡特金更是写信给肖恩朗克热情地称赞说:“勇敢的罗莎，她狠狠地敲了面口袋伯恩施坦一顿，敲得厚厚的粉末满天飞，伯恩施坦学派的假发都一根根从头上竖了起来，因为他们没粉可敷了。”卢森堡在大会召开之前，写了一篇《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她在文章中说：“有一些人害怕在党代表大会上就原则问题展开论争，认为论争有害，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论争是必要的和有利的。重新探讨党的纲领基础将使我们党的队伍在坚持目标、加强胜利信心、提高战斗乐趣方面获得新鲜的、强大的动力。”她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了敦促党的领导将伯恩施坦问题端到会上辩论，不如说是为了她首次在党代会上的亮相而预热。
最终，从上西里西亚两个选区获得委托书的卢森堡来到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她做了两次公开发言。针对伯恩施坦那句被公式化了的“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她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恰恰相反：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卢森堡用标准的辩证法思维论证道：如果眼前的实际斗争——工会斗争、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和争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不是服务于夺取政权的最终目标的话，那将无从厘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属性和阶级属性。
福尔马尔在会上特别讽刺道：“卢森堡小姐看来是表面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装备起来并借此给人以科学的印象。”着眼于开展实际工作的福尔马尔，将卢森堡所说的当前行动应服务于未来目标的话，看作主张暴力行动的布朗基主义，并调侃卢森堡是“新兵竟想教训老兵”。与福尔马尔一道维护伯恩施坦观点的还有爱德华?大卫(EduardDavid)，他说卢森堡谈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却给自己蒙上了一种新的真理的灵光”。 对此，卢森堡回应道：“福尔马尔说我这个运动中的新兵教训老兵。不是那么回事。本来用不着我这样做，因为我坚信，老兵和我都站在一个立场上。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要教训某一个人，而在于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述一种确定的策略。我在德国的运动中还必须先获得一副肩章，这我知道。但是，我愿意站在同敌人作斗争的左翼，而不愿意站在同敌人做妥协的右翼。”这是罗莎?卢森堡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从1898年10月底到11月初，考茨基主张暂停在《新时代》上刊登有关伯恩施坦的论争文章，考虑到文章的篇幅没有办法令伯恩施坦全面地阐释其全部想法，而提出让伯恩施坦写一部系统阐释其观点的著作。此外，在党报上反复就语词进行争执，不仅无法深入，而且这种党内论争的公开化和延续性产生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在阶级敌人面前暴露了党内的不团结、不统一。卢森堡得知此事后，开始做准备工作，一俟伯恩施坦的书问世，届时就可立即发表她的反驳主张。1899年3月，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卢森堡神速地完成了她的第二轮批判——《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并分节刊登在4月4日至4月8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而后，该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对于这本小册子，梅林写信称赞道：“在反击伯恩施坦的人中，您站在最前列。”1899年10月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比前一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更为激烈。倍倍尔为了遏制党内的改良主义倾向，前期做了充分准备，并在会上发表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他将伯恩施坦问题列为专门的议程并起草相关决议，试图对改良主义给出一个官方的裁决和定见。从1898年5月到1899年底，卢森堡的冲锋陷阵也帮助党的执委会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其政治目的。
与伯恩施坦的论争恰逢其时地为卢森堡铺就了从党的边缘迅速走向台前的快车道。她在批判伯恩施坦最猛烈的形势之中，适时地为党的执委会贡献了最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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