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营 「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 · 郝江东签名+钤印+日期 · 限量编号精装毛边本（限量200）香港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來自中下層的「革命」 : 二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軌（1945-1949）》（16开精装，一版一印）

從蘇聯中下層機構「意外塑造」的角度，重新解釋蘇聯戰後初期對華政策的變化。

特使出動，透露蘇軍行動佈局。

冷戰陰影，影響蘇聯對外政策；

重大決策，來自中下層意外塑造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揭示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探讨苏联对华政策在1949年2月发生转轨的原因。苏联对华政策在1949年2月基本完成了转轨，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外交决策体制中那些负责对华事务的中下层机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以往研究通常聚焦于苏联最高决策者的决定和行为，本书研究发现，所谓最高层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他在这些中下层机构所建构的对华关係格局的基础上做出最终决定。正是这些中下层机构长期“拒蒋迎共”塑造的对华关係格局，促使最高层在1949年初着手调整对华政策时更容易也更愿意继续推进或利用这种格局，以达成苏联在中国的现实利益。

作者简介

郝江东

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交史、中苏关係史、东北抗联史。主持幷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在《中共党史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出版著作包括《战略 策略 技巧——多种外交形态透视》（第二作者）、《外层空间与国际关係》（第二作者）、《著名外交家语言鉴赏》（副主编）等。

目录

摘要 2

Abstract 4

第一章 绪论 17

一、问题的提出 17

二、文献综述 18

三、核心观点 37

四、创新与研究意义 44

第二章 大国协调与秩序重建 47

第一节 远东秩序与对华政策形成 47

第二节 “两面下注” 60

第三节 从“暖水湾”到“暖水港” 75

第三章 “拒蒋迎共” 85

第一节 未料的“登陆”波澜 86

第二节 经济谈判：“战利品”的纠葛 109

第三节 终于划清的界限 124

第四章 “铁幕”下的抉择 134

第一节 苏联对马歇尔调停态度的变化 135

第二节 从意识形态到现实利益 155

第三节 旅大“接收”闹剧 168

第五章 转轨时刻 183

第一节 东北问题与斯大林重新“东转” 184

第二节 突破“地方层面”的中苏互动 192

第三节 转轨的实现 201

结 语 213

参考文献 219

收回

序言

牛军

　　郝江东博士的著作《来自中下层的“革命”：论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转轨（1945－1949）》（以下简称《来自中下层的“革命”》）终于出版了。我作为郝江东在北京大学国际关係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像以往一样，首先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

　　本著作是郝江东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修改而成。在我看来，本书的出版既反映出郝江东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付出的辛苦努力和取得的明显进步，也会成为他未来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与郝江东和其他我指导过的博士生一样，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就是博士论文。我不断告诉博士研究生这些经验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他们能挺过写论文的煎熬，也希望他们能从老师们的经历中有所借鉴、对导师的言行和要求有所理解与谅解。毕竟，从确定题目到收集历史档案、参加学术交流，再到最后通过答辩，博士生们除了付出非常辛苦的努力，还要经受很大的精神压力。现在看到郝江东和他的同门同学们陆续走上教学研究岗位，并能不断取得新成果、作出新贡献，我作为导师很愿意与他们分享各种收穫和快乐。

　　我在为之前的学生们出版著作写序时就表达过，我把写序言当作自己尽师生之谊的一个机会。我在指导包括郝江东在内的博士生们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启发。直到现在，我还不断从他们那里获得很多帮助，并且越来越意识到，将来在获取信息和新发现的历史档案、了解学术动向等方面，将对他们产生更加严重的依赖。不过，除了表达祝贺和尽师生情谊，我接受郝江东的邀请写作这篇序言，也是希望藉此谈谈《来自中下层的“革命”》在学术上的贡献所在，毕竟我自己也认真思考过这个选题的价值，并与郝江东有过多次交流以便理解他的思路。

　　《来自中下层的“革命”》一书的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9年初的苏联对华政策。这当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郝江东的确通过他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并提供了新的解读，我认为其内容对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是有重要启发的。近些年来，我的论文和讲座通常会用“再思考”作为题目，意即对以往本人或同仁研究过的课题作新的探讨。这首先是因为近些年来大量新的历史档案不断被挖掘出来，有些史实需要进一步订正或补充。其次，或许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解读相关历史过程，包括深入挖掘其中的含义，从而丰富对历史的认识。做这类研究涉及到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需要儘可能多地学习、掌握和运用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方法等。这样做会大大有助于强化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并可使研究成果更加深化和精细化。《来自中下层的“革命”》在这方面可看作范例，这首先表现在作者明确地将研究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关注点从最高决策者斯大林，转向了苏联外交决策体制中那些负责对华事务的中下层机构；通过研究论证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决策机制并非铁板一块，常常呈现出一种複杂与随机的状态”，那些负责对华事务的苏联中下层机构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所谓斯大林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他在这些中下层机构所建构的对华关係格局的基础上作出了最终决定”。从本书叙述中可以看到，战后初期莫斯科决策层并没有持续地重视中国问题，这也成为导致这个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呈现出矛盾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若不充分、细緻地探讨和揭示苏联决策机制的特点及其与苏联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之间的关联，对战后到1949年初苏联对华政策发生转轨这个历史过程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研究视角的改变为观察和分析拓展出了新的空间。读者首先可以作合理设想，对于苏联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然大国，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根本就不可能每时每刻并同等地关注和重视这个国家在每个方向上面临的每一重要事态，儘管这类领导者有时的确具有超人的精力和能力，而斯大林的确又是这样的历史人物。那种基于对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决策体制和最高领导人必定主导一切的笃信和由此导致的一般性观察和理解等，通常会使研究者将观察视角过度聚焦于最高决策者，将该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同最高领导人的看法和选择直接挂鈎，似乎找到若干有关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档案（包括机密的），就足以解释那些纷繁複杂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係。有时情况的确如此，不过这绝不能代替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诸多複杂的因果关係仍然不是因此可以不证自明的。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一项政策及政策执行者的行为等，都是模糊不清的，即使可以看到来自最高层的决定也会是如此。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最高决策者并没有确切指示的情况下，有些局部地区的政策至少看上去还是有条理、有逻辑的。《来自中下层的“革命”》的重要价值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尝试提供对苏联战后初期对华政策的新叙述和新解释，而作者对战后初期苏联对东北政策的分析的确证明了本书的核心观点，从而也突显了以往研究的粗疏之处，即没有揭示出苏联对华政策的複杂性甚至其表现出的某种混乱也根源于苏联外交决策体系的基本特点这个基本事实。

　　作者指出，战后初期，在诸多地区事务的演变过程中，“莫斯科决策层对问题的了解常常落后于当地形势的发展”；至于在中国问题上，这种滞后的部分原因恰恰是，“截至1948年底，莫斯科决策层并没有给予中国问题持续、充分的关注”。正是由于斯大林没有特别和持续地关注对华政策，决策体系中的其他角色便掌握了表演的空间，由此造成苏联决策体系中的“中下层机构在面对複杂形势时经常缺乏统一、持续与及时的指示，在理解自身责任时拥有较大的空间，採取的行为通常具有随机性”。

　　战后初期各方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博弈特点等，对于理解作者的上述判断是很有帮助的。《来自中下层的“革命”》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苏联处理对华关係决策系统的複杂性。根据该书的叙述，至少要确切观察和把握几个方面的因素，才能理解苏联对华决策机制的複杂性，包括决策中枢莫斯科、驻重庆的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东北苏军统帅部，等等。如果更细緻地观察，在莫斯科的系统除了斯大林本人，还有外交部和苏军总参谋部等；前者直接对应的是驻重庆的苏联使馆，后者则直接指挥着在东北的苏军司令部。需要详细描述和解读的是，这麽複杂的结构是否在每时每刻都在协调行动？包括即使假设斯大林能够随时给予指示，外交部和总参谋部是否都能及时、准确地给予同样的理解并加以贯彻呢？《来自中下层的“革命”》显然提供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不同的。

　　如果换个角度进一步观察，作为苏联政策的被施予者，中国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等在东北地区的决策同样都有複杂的内部结构问题。从国民政府方面看，在重庆的权力中心是蒋介石，周围的机构还有外交部（部内还存在複杂的人事变动和纠葛）、军队指挥机构和驻华美军司令部。国民政府在东北还设立了专门的“行辕”，其中还有负责与苏军交涉的专门官员和指挥军队的司令官等。国民政府在重庆保持同莫斯科的交往，东北行辕则同东北苏军和苏外交部派驻东北的专门官员打交道，等等。中共方面的情况甚至更複杂。中共中央在延安指挥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局，在东北地区则很快设立了统筹领导东北地方斗争的东北局，在重庆还有周恩来领导的谈判代表团。中共与苏联的直接交往，最初就是进入东北的军队，后来是东北局等机构与驻东北苏军之间的联繫；国共谈判恢复前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与苏联驻华使馆之间保持联繫；根据《来自中下层的“革命”》的描述，他们之间的交往最初次数不多，而且内容泛泛，苏方代表更多时候是用外交辞令来敷衍中共代表表达的关切。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使馆人员的态度明显改变，这无疑反映了苏联有关政策的变化。

　　上述方方面面的每一方都很複杂，但也不过是一幅拼图的一片，只有将它们合理地拼接在一起，才能看出东北地区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构全貌。重要的是，进行这种更为系统的叙述，是在向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挑战，而那种只依据有关最高决策层的历史文件叙述的因果关係链条显然过于简单了，无法对如此丰富而複杂的事态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对于莫斯科的最高决策者和庞大的决策系统来说，应对上述如此错综複杂的局面本来就很不容易，更何况斯大林本人的主要关注并不在东方。如果排列一个年表，或可大致呈现莫斯科真正的关注所在和斯大林到底用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应付中国急剧变化的形势。例如，根据《来自中下层的“革命”》的考察，苏联在1945年12月就向延安派出联络人员，但是中共中央并不能通过他们同莫斯科直接沟通在东北地区的政策和行动，中共领导人仍然需要通过东北局和重庆代表团来获得有关苏联政策的动向，而那些信息有时是相互矛盾的。

　　显然，如果不深入考察和理解围绕东北地区多方互动的结构性问题，便无法说明苏联政策何以呈现出如此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及其对其他各方的影响，包括对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处国共失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等等。作者利用发掘的新资料，通过叙述这个变化过程，揭示了苏联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当时进行中的国共谈判的影响，从而对以往相关的研究成果作出重要补充。不过还是要说明，书中的确有大量基于新历史档案的描述，当然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毕竟，穷尽各种细节对于历史研究是永远不可实现的要求，这也是历史文学的作品往往更吸引读者的一个原因，因为作者可以不受历史研究规范的约束，用自己不经证明的想像来填充那些空白。

　　基于以往的有关分析，《来自中下层的“革命”》进一步深入考察了斯大林“将东北问题置于地方层面解决的策略”，并指出正是这个策略客观上加强了“负责对华事务的苏联中下层机构对中苏关係互动的影响”。这个研究视角和判断推动作者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去收集有关的苏联档案并有相当可观的收穫。当年的苏联外交官曾经回忆，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出现了“在上层是一种性质，在中层和下层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古怪情况 。作者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证明，在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点的苏联决策体系中，当时莫斯科决策层对中国事务的“忽视”，以及斯大林本人将东北问题“地方化”的策略等因素，是导致那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战后初期国共美苏“三国四方”的複杂互动中，许多“苏方”决策与行为并非“上层”决策者（即莫斯科决策层）主动启动的进程，而是负责对华事务的中下层职业外交机构或其他涉外机构根据他们的观念和理解“意外塑造”出来的结果。

　　以往的研究大致证明，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更多地体现了俄罗斯传统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等观念的影响。冷战的爆发难免赋予苏联对华政策更複杂的含义，而将对华政策置于冷战体系中加以思考和处理，对于苏联领导人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来自中下层的“革命”》对1946－1947年苏联对华政策的叙述是另一个很有新意的部分。以往的研究成果对这个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着墨不多，不论是描述还是分析，差不多都是空白的。这本书利用新发现的历史资料，提供了新的解释，即1946年春季开始日益激化的美苏对抗和由此导致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明显转变，并没有立刻反映到莫斯科的对华政策上，但对负责对华事务的中下层机构造成了衝击。换句话说，冷战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影响过程是自下而上的。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基于对苏联式决策体系的体验，它是有合理性的，其理由对于经过专业学习的中国读者来说，不需要太多解释。

　　《来自中下层的“革命”》认为，莫斯科在对苏联利益与安全攸关的欧洲局势日益紧张时，最初并不打算在远东地区挑起新争端。问题是冷战对立导致苏联中下层机构在处理对华事务时的态度发生重要变化。这一方面体现在那些机构在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中，对国民政府的定性和话语系统大大改变；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不断强化反对国民政府的立场以及明显深化同中共在东北地方层面上的战略性互动。作者以中苏围绕东北经济问题的谈判为重要案例，说明苏联同国民政府关係恶化的複杂原因，以及这种恶化如何在冷战背景下变成了美苏斗争的组成部分，并因此成为东北苏军决心更有力地支持和援助中共的重要推动力。在这种互动中，即使没有冷战，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係会更好一些吗？解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冷战在中苏关係中到底起了什麽作用，是有意义的。毕竟，早在杜鲁门主义出笼之前，东北苏军就开始更积极地支持中共军队，利用他们破坏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

　　根据《来自中下层的“革命”》的叙述，在马歇尔使华后取得第一个成果即1946年1月10日推动国共达成《停战协议》之际，东北苏军代表就告诉国民政府代表，苏军部队将无法按时撤军，而且不会阻止中共军队在东北北部地区的行动。1月16日，苏军还拒绝国民政府接收九台矿区，同时严禁东北国民党军队调动，警告后者在东北的“任何武力行动，须先通知苏方”。1月31日，苏军代表同中共本溪代表签署协议，决定将南满“苏家屯以南到营口、安东，东至通化，包括一千馀万人口的重工业区”交由中共部队接收。第二天，苏军正式通告国民政府以供煤不足为由，拒绝国民党军队使用中长铁路。2月23日，驻东北苏军代表甚至敦促中共“再增强东北干部，大批增调主力部队到东北”。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东北苏军的行动是导致停战协定在东北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问题是他们的这些行动与莫斯科的政策是一致的吗？如果比较作者对该时期莫斯科对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至少可以确定，东北苏军的上述行动与莫斯科的指令是不协调的。正如作者指出的，斯大林固然没有料到中苏围绕东北经济谈判会产生如此纠葛，但并没打算因此改变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然而，驻东北苏军这时不仅帮助中共在东北迅速发展，致使后者的实力不断扩充并在东北逐渐拥有了需要维护的现实利益。东北苏军的行动最终塑造了他们与中共之间的“战略性关係”，这对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为1949年初苏联对华政策转轨“埋下了伏笔”。

　　比较国共双方这一时期对苏联的政策也是很有价值的，毕竟中苏各方的互动也是推动苏联对华政策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首先，探讨苏联那些负责对华事务的中下层机构的作用时，必须重视来自中共一方的主动性。作者认为，中共的成功之道在于凭藉意识形态与历史因素的天然有利条件，在抢先进入东北后“赢得了苏军的好感”，而他们积极推动与当地苏军的合作是导致东北局势演变的关键动力。反观国民政府，其最大失误就是将此间苏联对华政策的决策机制视为“铁板一块”。虽然负责对苏交涉的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也认识到，“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但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要决策者仍将驻东北苏军的行为完全等同于莫斯科的意图，处理对苏关係的基本思路是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利用“大国政治博弈对莫斯科决策层施加压力”，结果恶化了中苏关係氛围，强化了“负责对华事务的苏联中下层机构”的基本立场。

　　冷战爆发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影响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点，《来自中下层的“革命”》在这方面不会是例外。苏联政策在冷战爆发的背景下发生的变化，对马歇尔调处的成败和持续进行中的国共谈判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美苏关係的恶化同国共关係的恶化之间存在因果关係等等，已经被学术界证明了。《来自中下层的“革命”》利用新发现的俄罗斯档案，更有力地证明了在冷战爆发的背景下，苏联直接针对马歇尔调处所採取的行动，特别是给予中共方面的支持。这首先表现在苏联驻华使馆对马歇尔调处日益公开地表达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其次是向中共方面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外交支持。第三是在中国东北地区，苏军撤出后，苏联地方机构与中共当地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日益密切，并“越来越具有实质性意义”，双方于1946年春形成的“战略性关係不断得到巩固”。作者认为，苏联的行动改变了国共力量“在东北战场乃至全国内战中的根本走势，还打乱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设想，让美国失去了增加在华影响的机会”。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中共中央在这个阶段开始主动发展同莫斯科的联繫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来自中下层的“革命”》的叙述，1945年底1946年初，斯大林向延安重新派出了联络员（即苏军少将奥尔洛夫医生），并通过这一情报渠道直接指示中共中央接受马歇尔调处，下决心停止内战。但这种联络渠道的恢复同样为中共中央直接影响莫斯科的政策提供了方便。中共领导人在指示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主动接近苏联驻华官员的同时，也通过驻延安苏联联络员直接给斯大林写信，详细汇报了中共中央这一阶段的战略方针、策略选择、军事实力等问题，“甚至还就极为机密的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人事问题与自己的健康问题作了汇报”。当然，从莫斯科到苏联大使馆，对中共中央主动靠拢的行动反应消极。直到1947年春夏，当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莫斯科与延安建立的直接联络渠道显示出独特的重要性。当斯大林开始关注并有意于对华政策“转轨”之时，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直接与毛泽东联络，并了解、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和行动。

　　这个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受到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係持续恶化的衝击。冷战的爆发使诸多国家或政治势力都面临“选边站”的局面。苏军撤出东北后，莫斯科一度延续了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斯大林释放了一系列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係的信号。问题是此时国民政府更愿意、也很相信能得到来自美国的援助，基本原因就是学界已经多次陈述过的那些，其结果也不难推断。《来自中下层的“革命”》根据新挖掘的俄罗斯档案，明确指出了莫斯科对国民政府政策转变的时间大约在1946年7月间。7月25日，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首次明确表达了对马歇尔调处工作的不满。作者认为这标志着苏联对马歇尔调处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之际。之后不久，即8月10日，马歇尔发表声明承认调停失败。究竟该如何确定这一连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係对中共中央战略的直接影响等等，还是有很大想像空间的。例如作者对这个时期苏联方面提供的战略和军事情报等对中共中央战略与策略影响的论述，不论是史料还是判断，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这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基于《来自中下层的“革命”》设定的视角，作者继续深入阐述了苏联驻东北地方机构继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们的行动有时是超越莫斯科授权的，并因此受到来自莫斯科的批评和节制。作者以旅顺大连地区苏联行政当局为例，叙述了他们一方面继续阻挠国民政府的接收行动，这最终导致国民政府方面对中苏关係几乎绝望；另一方面，他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