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营 杨奎松签名+钤印 · 台湾东大版《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修訂二版）》（精裝）

内容简介

　　一场“政变”，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走向！

　　从中俄两国官方史料直接还原西安事变始末！

　　【剿共事业的最后一哩路？】

　　1934年开始，国民政府发动一系列战争，将中共势力从南方一路驱逐至陝甘地区。到了1936年12月，中央军、东北军步步推进，共产党被彻底消灭，看似已是时间问题。然而张学良却在此时选择发动政变，解救共产党。

　　但张学良何时开始“与共妥协”，互通消息？西安事变究竟是早有预谋，还是临时起意？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裡如何有惊无险地度过？张学良、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等人，乃至南京政府、中共或者苏联等各方势力，涉足其间的人事物各有打算，或绝处逢生、历劫归来，或一落千丈、后会无期……

　　西安事变不仅是关键转捩点，其始末因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无可迴避的事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再也无法走完剿共的最后一哩路，张学良再也回不去大雪纷飞的东北，中国的命运也从此改变，彻底走上全然不同的道路。

　　【中俄官方档案中的西安事变】

　　过去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与理解，多受制于当事人的回忆录及有限的公开资料，难以摆脱出自意识形态的批判，或是带有特定立场的主观意见。本书大量使用中、俄等国官方档案，并参照其他一手资料，补充以前缺失的视角，为读者呈现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一方面揭露在时局衝突下张学良的挣扎与抉择，也对西安事变的直接起因作出解释。

　　【该如何评价张学良？】

　　西安事变的发生震惊中外，作为西安事变裡绝对的关键人物，有人说张学良是叛徒，有人嘲笑他天真，也有人称他是革命志士、民族英雄。这位东北军的领导者，为何会由剿共转为与共产党联手？身为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为何会与中共搭上关係？他何时下定决心“逼蒋抗日”，终至演变成西安事变？历史只能从结果论成败，透过本书梳理西安事变的脉络，或能对张学良所背负的各种评价有更清楚的认识。

作者简介

杨奎松

　　一九五三年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做工八年。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一九八二年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忍不住的“关怀”：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等。

目录

增订二版序

主编者序

蒋序

自序

第一章 由战争走向妥协

第一节 西征北上

第二节 陝北称雄

第三节 洛川谅解

第四节 延安拨雾

第二章 西北大联合计划

第一节 反蒋酝酿

第二节 入党初衷

第三节 八面来风

第四节 引弦待发

第三章 打通国际路线

第一节 “逼蒋抗日”？

第二节 艰难交涉

第三节 兵败黄河

第四节 暗度陈仓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节 山雨欲来

第二节 破釜沉舟

第三节 战耶和耶？

第四节 孰进孰退？

第五章 从“革命”到“兵谏”

第一节 皆大欢喜

第二节 风云突变

第三节 福兮祸兮？

第四节 柳暗花明

后记

参考书目

收回

序

修订二版序

　　时隔近三十年后出版社还能够再印这本书，我既感意外，也颇觉庆幸。因为这说明，儘管书出后台湾 国史馆、党史会大量开放相关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更提供蒋介石日记手稿供研究者阅览，各种新资料和新研究层出不穷，本书并没有受到衝击。

　　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史料研究，正所谓“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因为作为“证据”的关键史料的取得，每每受到主客观因素的种种局限。而且越是近现代，由于教育日渐普及，资讯手段愈益发达，一方面各种公私史料浩如烟海，另一方面政治上、法律上的限制，也包括私权利的影响，都极大地影响著历史研究者寻找、发掘史料的进程。仅以西安事变研究为例，抛开意识形态和党派立场的困扰不论，相信熟悉这方面研究进展的读者都很清楚，单纯就一些关键性的史实论证而言，距今越近的研究成果明显要比那些距今较远的研究成果，来得准确得多。很明显，事情过去得愈久，当事人及其家属故去的时间愈长，相关史料的敏感度相对也就愈低，学者发掘、利用、研究的条件相对也愈好些。

　　但反过来其实也一样。历史距今愈远，重要史料散失、损毁，甚至被人为造假的危险也愈大。这也是上个世纪末以来现当代史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呼吁开放档案和“抢救”史料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本书来，也恰恰就是搭上了中国大陆、台湾和俄罗斯，几乎同时开放档案的“顺风车”。而我之所以没有把研究重心放在西安事变本身上，只是侧重考察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係”的来龙去脉，主要也正是因为当年对我而言，能够捷足先登地看到中共的档案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档案，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千载一时之机。

　　我是在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初期，即一九八四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制订“档案法”，准备以三十年为期逐年依次解密档案的历史背景下，得以进入中共中央档案馆，断断续续花了几年时间在那裡查档案。主要查阅的就是中共长征到陝北后，对国民党，特别是对张学良等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相关档案史料。

　　由于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当时的政策方针几乎完全是在莫斯科，亦即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形成和变动的，因此，只看中共保存的相关档案是不够的。恰在这时苏联解体了，一九九三年俄罗斯通过档案法，同样宣布以三十年为期，逐年开放历史档案。我马上抓住这一机会，前往莫斯科，进到前苏共中央档案馆（时称“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查阅了西安事变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往来电报及其他相关文献。

　　由上可知，正是这两个难得的机遇成就了我的这项研究。因此，我也非常感念在我查档的过程中，特别是那些在我争取得到进入这两个档案馆的资格的过程中，给予了我种种帮助的前辈们和朋友们。

　　最后还想要补充说明三点情况。

　　一是一九九五年这本书出版后，我又有机会多次来到台湾，查阅了国史馆、党史会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的许多相关档案。二〇〇六年后也多次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了蒋介石日记手稿。虽然，新发现的史料不无可以进一步充实本书细节之处，但考虑到就张学良与中共关係这一主题来说，本书的任务事实上已经完成，大可不必为锦上添花去变动版面，故此次只对个别文字进行了修订。

　　二是在本书出版两年后，中共中央档案馆就编辑出版了一本很有价值的档案资料集，即《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那裡面披露的历史文献不少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虽然几乎所有关键性的文献我都已经在书中引用到了，但有个别当年没有标明出处，或标出的是俄国档案馆的档案号。由于这次再版不拟变动版面，故在这裡仅略做一说明而已。

　　三是本书出版当年，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撰出版了《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之后二〇〇〇年和二〇一七年，邓伍文、张友坤等又进一步编撰出版了《西京 兵 变与前共产党人》和《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人暨西安事变记事》等著作。这些回忆和研究文章提供了不少中共（主要是当年的“前共产党人”）在东北军中从事统战工作的历史情况。有关心中共当年在张学良东北军这方面活动情况的读者，或可找来做一参考。

　　最后，仍要特别感谢蒋永敬教授，张玉法教授当年的大力提携，同时也要再度感谢东大图书刘董事长和责编们所给予的无私帮助。

杨奎松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日于京都

内容连载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著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当时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一九三五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作法，那麽，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

可是，反过来，只要蒋介石当时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先统一后御侮，只要这一政策意味著必须暂时牺牲中国东北等地以及相当一部分地方势力，蒋就很难不用张学良的东北军来剿共，张学良也很难不对蒋的这一政策逐渐产生反感。而只要中共改变了早先的政策，它就必定会注意到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这种矛盾，一旦它注意到了这种矛盾，西安事变或者其他什麽更严重的事变的发生，也就成了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