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营 台湾东大版 张君劢著；江日新译《王陽明：中國十六世紀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锁线胶订）

本书定价新台币250元 

 内容简介：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四句教 

張君勱是同唐君毅、徐復觀及牟宗三諸先生共倡「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也是現代中國民主政治運動的一位卓絕人物。為要尋繹出中國走向民主政治的問題癥結及可能途徑，有關張君勱思想的研究將是一個重要的可能途徑。而王陽明哲學的重新認取和發揮，則是了解張君勱思想的一個關鍵。

本書是張氏全面論述陽明哲學的專著，共分五章：首章簡介了王陽明的生平，從人生歷程呈現他的思想演變；第二章講述了王陽明的哲學學說，針對「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理論，都有詳實的說解；第三章說明陽明學說在宋明理學的地位及陽明學的興衰始末；第四章簡要介紹《傳習錄》的思想內容；第五章闡述中國直覺主義的發展。書末並附有張氏發表於《東西哲學季刊》的一篇論陽明哲學專文，及施友忠一篇相關主題的論文〈心與道德秩序〉作為附錄，以供讀者參考。

本書內容深入淺出，能幫助讀者更正確地把握張氏在此方面論述上的真正意圖及洞見，是研究張氏思想與陽明心學的重要著作。

本書特色

◆「當代新儒學」代表之一——張君勱的陽明學集大成之作，能全幅窺見其對於陽明思想的論點。

◆張君勱以唯心主義、直覺主義等西方哲學理論詮釋陽明學說，提供一個獨特的研究視角，深具參考價值。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清光绪秀才。中国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近现代学者，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回国后任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3年演讲人生观问题，引起思想界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 

1932年出版《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东苏等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族文化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常委。1946年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8月将国社党改组为民社党。11月，因同意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被民盟劝退。1947年任民社党中央主席。1949年去国外，1958年元旦，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9年病故于美国旧金山。著有《立国之道》 《新儒家思想史》等。

張　序
譯　序
第一章　王陽明的生平
第二章　王陽明的哲學系統
第三章　王陽明在宋明理學中的地位
第四章　王陽明的《傳習錄》
第五章　直覺主義研究
附錄：一、王陽明的哲學（《東西哲學季刊》專文）
　　　二、心與道德秩序（施友忠）

張　序　　　　張  敦  華

王陽明先生是四百多年前的哲學家，在接近廿一世紀的今日，將先父在三十年前所寫的英文書以中文譯出呈現在重經濟發展、重科技、重實驗的國人前，真有其意義及必要嗎？如果在廿一年前，先父剛過世時要我回答這問題，我的答案會像一般人一樣是否定的。可是在臺灣工作十餘年，又在美國多年觀察世界的局勢之後，再去研究先父的著作，我才能洞察他在選擇寫作題材時的苦心及動機。溝通中西思想文化，尤其是從基本的哲學、心理學及宗教範圍以內的問題著手，已成為我這幾年有興趣研究的重點；因此當江日新先生將先父著作原文譯畢要我寫「序」時，我欣然答應了。希望能從我認識的角度，將王陽明先生思想在廿一世紀應被重視的特點寫出來給大家研究參考。

當陽明先生才十一歲時，曾問他的私塾老師怎樣才算是一個人第一流的成就，他的老師回答說，只有好好讀書做官才是最值得的。陽明先生不但不接受這種說法，居然反駁說，最重要的應該是：「讀書學聖賢耳」。從王陽明日後的表現及著作，我們可以看出他一直未放棄十一歲即有的志向。根據孔夫子與孟夫子所給我們的典範，中國傳統的聖賢向來不以隱居或言行傳世為滿足，他們大都以入世而不受世俗的污染為己任，而他們的仁義惻隱愛人如己之心也充分表現在以身作則、關心百姓生活、上書皇帝等行為上。也就是希望從仁政良策上照顧大眾，與彿家的為眾生而下地獄，耶穌的被釘死於十字架上以救世人的精神大同小異，殊途同歸。

十八歲時，陽明先第一次參加科第考試。當同伴們為未能考取而感到羞恥時，他說為了落第而失望才使他真正感覺羞恥。這句話足以證明他十一歲時認為讀書及第並不比成聖賢重要的念頭，仍存在他的心中。

考試的前一年，為印證朱熹學說每一物必有其表裏之原則，十七歲的陽明花費了很多時間觀察他家種的竹子。結果為沉思過久而病倒。一直到九年後有一晚，他忽然領悟聖人之道必須從認識本性為基本，而不必隨時求之於事物中。由於他有自己親身的體驗及領悟，從此他膽敢向當時儒家思想最具權威的朱熹挑戰；以「知行合一」為其學問的宗旨。假如他對本身的純正動機、思考方式有所懷疑或顧處，他能如此指導來向他求教的門人嗎？

我們知道在儒家傳統中，孟夫子是第一位提出「良知」或內在認知能力的人，他認為良知是與生俱來的。一直到宋明兩代的陸象山、王陽明這種思想才再度被重視。陽明先生認為「良知」就好像光明而富有能量的太楊，幫助我們分辨是非。但是他也強調「良知」或「心」必須要保持純潔無私，才能發揮它真正的功能。也許我們要問為什麼在孟夫子之後，一直要等到宋明時代才又有學者重視「良知」，並且由王陽明先生闡發其精微奧義。雖然禪學的盛行有其影響面，不過根據這三十年來發展心理學與對資賦優異兒童的研究發現，孟夫子與王陽明生長的環境頗有相同處：孟夫子是在有愛心有智慧及德行的孟母督促下學習成功的，而王陽明則自幼有他祖父與父親的愛護任他發揮。也就是說他們沒有過份專制的父兄或師長嚴格強迫他們學習。王陽明的「自信」來自他健全的人格發展。他能重實踐而不只是高談闊論，來自他他成熟的情緒發展，使他成為宋明以後中國歷史上最具創意的思想家。

最後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王陽明的哲學在日本的影響：「由於陽明學斥拒書傳的權威性，推重實踐的主體道德，並堅持要自發的學習，自發地責令自己，以企達對真理的直覺認知，這些說法由於他們可以讓人擺脫傳統主義，及免卻賣弄學問，因此經常吸引日本上層階級最具活力和最有思想的人。」以上這段話出自吉田松蔭，而他被視為日本明治維新幕後的功臣。先父在結束另一篇〈王陽明的哲學〉短文時，亦做了以下的結論：「從陽明思想在日本造成正面的影響來看，很明顯他的哲學具有很強的活力，因此它還有希望在遠東重新復活。」我希望這是先父的預言，也是提示或警告。「知難行易」或「知易行難」的爭論，在心理常識逐漸普及的今日已無大必要。惟有重視不同的認知方式，包括「良知」的培育，以及發展個人潛力及創造能力的國家才能在此科技極度發達的世界，不受物質享受的誘而鼎立天地之間。日本能在戰敗後短短四十五年內再度成為世界第一流經濟大國，工業發展一日千里，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的專家學者（前面所提那批上層階級的人士）決不是盲從引進西方思想、科技及經濟政策，而是極有選擇的、有計劃的逐步學習別的人優點，同時以不失其民族文化特性為主。也可以說陽明思想在明治維新時代所留下的活力仍為他們上層人士學者專家的思想主導。但願先父的「預言」也會在有國人存在的地方盛行並受當權領袖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