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营 断版书· 台湾联经版 （清）钱谦益辑 （清）季振宜辑 ；屈万里 主编、刘兆祐 主编《全唐詩稿本》（全71册；漆布精装）1986年版，自然旧

《故宫珍本丛刊》是由故宫博物院整理编辑，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书中选取了一千一百余种珍本图书和一千七百余种清代南府与升平署剧本与档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影印行世的一部大型丛刊，这部丛刊的影印出版使许多深藏内府的孤本秘笈能为一般学者研究利用，可以说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　　

在这部丛刊的卷首，有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朱家溍的长《序》，详尽介绍了这部丛刊的编辑原则和选印范例，其中特别提到在选印的孤本书籍中，“有一部精写本季振宜编《全唐诗》七百十七卷。”并附印了此精写本的彩色照片。此彩色照片的《说明》介绍说：　　《全唐诗》季振宜写本，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精写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刻印框栏，行格，版框19.4cm×14.8cm，细黑口，左右双边，双对黑鱼尾。有康熙十二年季氏自序及跋语，略谓是集有唐二百九十九年及五代五十年之时（春按：“时”疑为“诗”字之误），凡得人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得诗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一首，经始于康熙三年，断手于十二年。原为常熟钱谦益所辑，后季振宜得其残稿于钱氏族孙遵王，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目录五卷。书成未刊。钤有“沧苇”诸印及汪士钟藏印。康熙年采进宫中，为康熙年内府编纂《钦定全唐诗》的底本之一。　　

笔者曾因工作之便，得以纵览新出版的《故宫珍本丛刊》，但在《丛刊》影印的季振宜写本《全唐诗》中并未发现有“‘沧苇’诸印及汪士钟藏印”。这是什么缘故呢？　　其实由钱谦益、季振宜递辑的《全唐诗》传世的共有三种：一为原稿本，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976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将其影印出版，题为《全唐诗稿本》，此书为钱谦益、季振宜递辑《全唐诗》的底本。它或整书、或剪贴地汇入了各种唐人别集或总集，并有三种颜色的校雠文字，此本目录后有顾崧于康熙十四年九月晦日所撰《书〈唐诗目录〉后》一文，云：　　……先生乃奋然罗列各家之集及唐宋人选本，上至武德，下迄五代，人自为集，冠之以传，条晰次第，会合其全，而又以所藏宋本、秘钞校雠同异，误者正之，疑者释之，编葺数年，方获成稿。随命书佣缮录正本，将付枣梨，以广其传。全唐之诗，庶几备矣。先生之功，不亦伟哉！幸此稿先已赠余，得藏余所。……　　据顾崧《书〈唐诗目录〉后》知季振宜在成稿后曾缮录一正本，而将其原稿本赠于顾崧。顾崧，字维岳，号“憩闲主人”，为明、清之际苏州书画收藏大家，因与季振宜交谊甚厚，故季氏生前将其凝聚了一生心血的《全唐诗》稿本举赠给他。顾崧虽然是苏州书画收藏大家，也有很多珍本秘笈经其转手，但他本人没有一部确切的收藏目录传世，所以这部原稿本在顾崧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及。今捡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的这部《全唐诗稿本》，在季振宜自序首页钤有“蒋祖诒”、“濲孙秘籍”、“晓沧藏书”三印。“濲孙”为蒋祖诒字，是近代吴兴藏书家蒋孟频（汝藻）的长子，蒋汝藻因得宋刻周密诗集《草窗韵语》，故彦其藏书为“密韵楼”。知此书曾归密韵楼收藏，到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后，郑振铎在刘体智（字晦之）处见到此书，经反复协商，终于台湾为“中央图书馆”购得，今藏台湾该馆。　　

据此书影印本卷首所载刘兆佑《御定全唐诗与钱谦益季振宜递辑唐诗稿本关系探微》的介绍，原稿本首函书标题有“季沧苇选百衲本《全唐诗》，海内孤本，共百十九册，赞侯珍秘，保世题”，而在季振宜自序后又有题识一行，云：“己巳仲秋长洲章保世拜观。”并钤“保世”印记。这“章保世”为何人？“己巳”为何时？文献难征，都已经不可考了。　　

在顾崧的《书〈唐诗目录〉后》之后，还有一篇“长洲周麟”的题辞，云：　　维兄闲居无他嗜好，每优游于图书彝鼎间，以寄其性情意趣之所至。游迹半天下，与泰兴季氏交最逆。侍御捐馆后，为文述知己之感，令阅者泪下沾襟。又尝为余言沧翁生平纂著甚富，即所见类集《全唐诗》，十年始成，备极大观，副本存憩闲堂中。吴江俞无选《唐诗正》，适余下榻楼头，借登中、晚未经见者，厘为《续遗》四卷。卯岁杪秋，维兄重加编辑，于自述内获见赠言，因次原韵，所识风雅未坠之云尔。　　

据周麟题辞，说“副本存憩闲堂中”，而“憩闲堂”正是顾崧的堂号，可见周麟所谓“副本”是相对于季氏原稿本而言的，所以存于憩闲堂中的“副本”应当就是顾崧提及的季氏命书佣缮录的“正本”（即清稿本）。季振宜缮录出“正本”（清稿本）的目的正如顾崧所说，是“将付枣梨，以广其传”，但季氏在撰写《唐诗序》后的第二年即故去，以后是经顾崧之手，将这部“正本”（清稿本）转售给徐乾学，大概在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清圣祖玄烨下诏访辑经史子集后不久，徐乾学就将他从顾崧处购得的这部季氏《全唐诗》进呈御览了。　　这部誊清的“正本”（清稿本）进入内府以后，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十九日，即在其第五次南巡的期间，将其颁发给江宁织造曹寅，并成为了康熙《御定全唐诗》的重要底本。但曹寅所主持的扬州诗局在利用这部书编纂了《御定全唐诗》之后，并没有将其送还内府，而是重抄了一部送还，这就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季振宜《全唐诗》。而季振宜的“正本”（清稿本）在此之后即流落民间，清末民初吴县藏书家邓邦述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他的《群碧楼书目初编》卷六说：　　《唐诗》七百十七卷，季沧苇稿本，国朝季振宜编，即《全唐诗》底本。前有沧苇序，又二百九十一卷及三百四十卷后有沧苇墨笔跋语。沧苇诸印，汪士钟藏印。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六亦著录，云：　　《唐诗》七百十七卷，一百六十册，清季振宜辑。钞本。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宏、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栗、俞梅奉敕校。有“晚翠堂”、“扬州季南宫珍藏记”、“树园图书”、“扬州季沧苇氏珍藏记”、“大江之北”、“杏花春雨江南”诸印，又“嘉定钟岩张氏图书”、“张锡爵”、“钟岩”“〔耳壬〕凉馆”、“爵印”、“中岩父”诸印，又“汪士钟读书”、“汪东山读书记”二印。　　邓邦述跋云：　　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诏刊《全唐诗》于扬州，以江宁织造曹寅董其役，而留翰林官彭定求等十人驻扬校勘。刻成，乃得九百卷。此书其底本也。观书面及中间朱笔墨签，皆出当日编校诸臣之手。大抵付刊时别写正本进呈，此书仍即发还，故又流转入张钟岩、汪阆源诸家耳。　　又，傅增湘《藏圆订补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六《唐诗》条云：　　此书同年邓君邦述以重金得之，矜秘特甚，余曾借校数十种，殊多佳胜。内附季氏手札，言送校、写样。上版之事，知季氏当时固欲籍其雄赀成此伟功也。　　

由此可见，“钤有‘沧苇’诸印及汪士钟藏印”的并不是现藏于故宫的那部抄本，而是流落于宫廷之外的季振宜《全唐诗》“正本”。这正本最后也由郑振铎于民国三十年（1941）前后为中央图书馆购得，到了1948年前后，南京政府下令中央图书馆分批将所藏精品运至台湾，其中这部书和其他一批藏品一道，先被运到了香港，暂放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冯平山图书馆即将这部书和其他藏品一道寄回内地，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这次《故宫珍本丛刊》所影印的季振宜《全唐诗》，正是扬州诗局依据季振宜誊清的“正本”（清稿本）重新抄录的。这部抄本，终清之世都不为外人所知，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俞大纲才在故宫图书馆见到这部书。这次《故宫珍本丛刊》将它全文影印，使一般学者都能够看到它的全貌，只是由于编辑者的一时疏忽，将这部抄本和季振宜的清稿本（即顾崧所说的“正本”）搞混淆了。现在，传世的三种季振宜《全唐诗》已经影印出版了两种，如果能再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也影印出版，相信对于《全唐诗》的研究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本文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  

钱谦益（1582年10月22日—1664年6月17日），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苏州府常熟县鹿苑奚浦（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奚浦）人。

明史说他“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探花（一甲三名进士）。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明亡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为礼部侍郎。

季振宜（1630-？），字诜兮，号沧苇，明末清初泰兴县季家市（今靖江市季市镇）人，顺治四年丁亥科（1647年）进士，时年17岁。著名藏书家、文学家，所编《季沧苇藏书目》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曾用10年时间编纂《全唐诗》，收录1895位诗人的42931首诗，共717卷，160册。以此为底本的校补卷被康熙皇帝御定为《全唐诗》，煌煌传诵至今。季振宜去世前，凝聚其10年心血，“有三种颜色校雠文字”的原稿本，赠送给苏州书画收藏大家顾崧，后归密韵楼收藏，在自序首页钤有 “蒋祖诒”“濲孙秘籍”“晓沧藏书”三印。到了1940年前后，郑振铎在刘体智处见到此书。刘体智，字晦之，庐江人，刻书室名善斋，曾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影印《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卷。经反复协商，终于为中央图书馆购得，今藏台湾。

主编

屈万里（1907-1979年） 字翼鹏。山东省鱼台县王鲁乡东华村人。1979年2月16日病逝于台湾。

1922年考入省立第七中学。

1925年入济南私立东鲁中学。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回鱼台，任县图书馆馆长兼师范讲习所教员。不久，去北平入私立郁文学院。

1931年肄业，供职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后任编藏部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保存馆中文物古籍，协助馆长将金石器物、书籍、书法、名画、金石拓本，辗转运往四川万县保存。

1940年冬，供职于中央图书馆。

1942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1945年，随中央图书馆迁至南京，历任编纂及特藏组主任。

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中央图书馆去台湾，应“国立”台湾大学之聘，任副教授兼文书组主任。

1951年，专心于教学研究。

1953年升为教授。

1957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研究员、代理所长。

1967年，任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

1968~1973年任“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及中国文学研究所主任。

1972年，以“对先秦史料之考订、中国古代经典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于中国目录、校勘之学”，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2~1978年，任台湾“教育部”学术审议常务委员，主持大专教师升职等级评审，并先后兼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及“东吴大学” 中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1973年元月至1978年7月兼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先后应聘为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一生致力于教学及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和甲骨文研究工作，成绩卓著。著述有《诗经释义》《尚书释义》《古籍导读》《尚书今注今译》《〈殷墟文字甲编〉考释》《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汉魏石经残字校录》、《图书版本学要略》。有关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经学、史学、文字训诂的专著20余种；有关诗、书、易及古文史考订论文编成《书佣论学集》。曾两度去美国，编成《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

1979年2月16日病逝于台湾。

著作

一生致力于教学及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和甲骨文研究工作，成绩卓著，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汉魏石经残字校录》、《诗经释义》、《古籍导读》、《书佣论学集》、《尚书释义》、《图书版本学要略》、《〈殷墟文字甲编〉考释》等。

刘兆祐  1936年生，字仲豫。台湾新竹县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班毕业，台湾教育部颁授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小学教师、台北第一女中国文教师、国家图书馆兼任编纂·特藏组代理主任、东吴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暨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教授兼语文教育系主任暨应用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山学术讲座·东吴大学讲座教授。现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暨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有专书《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中国的古文字》、《水中捞月》、《认识中国古籍版刻与藏书家》、《治学方法》、《中国目录学》、《文献学》、《周礼著述考》、《仪礼著述考》、《三礼总义著述考》、《周礼论著目录》、《仪礼论著目录》、《三礼总义论著目录》等二十余种及单篇论文近三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