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简史978755983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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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申
出版社广西师大
ISBN9787559837370
出版时间20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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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主要著作有《中国科学史》《中国儒教史》《宗教论》《道教本论》《气范畴通论》《宗教简史》等。
目录
第一章 传说的医学 01
第二章 先秦的医学 09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气象学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11
第二节 先秦医学对病因和人体的认识成果 18
第三节 医术和巫术的分离 23
第四节 保健、养生与长生不死 25
第五节 人的生死与气论和阴阳、五行 29
第六节 精神本质与人体的三元结构 33
第三章.秦汉的医学 39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物质理论：气论 41
第二节 汉代的阴阳五行说 47
第三节 汉代对于人体的了解（上）——骨度和五脏 52
第四节 汉代对于人体的了解（中）——经络 57
第五节 汉代对于人体的了解（下）——精神和肉体 63
第六节 汉代医学的病因论 67
内容摘要
本书从科学史的角度介绍了中国由古至今不同时期医学理论的特点、医药学及医疗实践的进展、中医各科的发展路径及取得的突出成就，另着重讲述了社会人文、科技文化、西医东传等因素对中医发展的影响，揭示了中医发展、繁荣、衰落及复兴的历史传奇历程。后附多篇作者曾经发表过的探讨中医相关问题的文字，和作者个人在求医问药过程中对中医价值的思考，以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医的了解。
精彩内容
附录：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a——中国古代医学防治瘟疫的历程中国古代把流行性传染病称为“疫病”，由于疫病多有发热症状，所以又被称为“温疫”或“瘟疫”。中国古代医学，也 就是中医，为防治瘟疫，一直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
一、频繁的疫病，严重的灾情流行性传染病，先秦文献就多有记载。从汉代开始，记载逐渐详尽，今天读来，仍然触目惊心。
《后汉书·五行志》载，东汉疫情11次，多数发生在东汉末年。
《宋书·五行志》载，从曹魏黄初四年（223）到南朝刘宋大明四年（460），237年间，疫情23次，平均约10年一次。
《新唐书·五行志》载，唐代289年（618—907）间，疫情16次，多为“大疫”，18年一次。
《宋史·五行志》载，宋代319年（960—1279）间，疫情约38次，约8年多一次。
a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20年第3期。
附录：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355《明史·五行志》载，明朝276年（1368—1644）间，疫情约27次，约10年一次。
《清史稿·灾异志》载，顺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一年（1873），229年，疫情300余次，发生在95年间。平均3年多一次，每次常常三四起。
每次疫情的死亡人数，少则数千，多则数万。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元兵进攻金朝当时的都城开封。《金史·哀宗本纪》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而据《金史·后妃传》：“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因此，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五年一小疫，十年一大疫”，大体是实情。
古人对待疫情的办法，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借神驱鬼，一种是使用医药。
二、社会的神祇信仰和驱鬼传统
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在古代都相信神祇主宰着这个世界。中国古代信仰的天神称“神”，地神称“祇”，人死以后的神称“鬼”。那些作妖害人的邪神，也往往被称为“鬼”。
最 高的神是“天”或称“上帝”。 上帝最 常用的名称是“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基督教的神，拉丁文是Deus（音译陡斯），英文称“God”。利玛窦儒服传教，把Deus译为“上帝”，以至今天许多人认为，上帝是基督教的神。
认为鬼神是世界的主宰，人间发生的大事自然也与鬼神相关，而且神比鬼的力量大。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产生了请神驱356|中医简史除疫鬼的巫术——傩。至少在周代，傩就被列入国家正式的礼 仪制度。《论语》记载，家乡人行傩礼时，孔子要穿上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自家台阶上。
据《后汉书》记载，皇宫中举行傩礼时，被称为“方相氏”的官员蒙上熊皮，用黄金做出四只眼睛，穿黑上衣，红下裳，手执戈、盾，率领十二人，都身穿野兽毛衣，头戴兽角，手持火把。再选一百二十名男童，全部黑衣红帽，每人一个拨浪鼓。数千士兵担任警卫。
仪式开始，方相氏和“十二兽”跳起驱除疫鬼的舞蹈，宦官领唱，男童和声。唱词的意思是：命令伯奇、强梁两位凶神，吃掉各种疫鬼。唱词最后是（译文）：“节解你的肉，抽你的肺肠，你要跑得慢，就是我的粮。”最后由守卫的士兵们把火把丢进洛河，就是赶走了疫鬼。
傩礼举行时，皇帝和文武百官要在皇宫前殿观礼。各级官府也要画上专门驱鬼的神荼、郁垒二位神像，设置桃木、苇索等驱除疫鬼的工具，还要画上老虎、熊等被认为可以吃掉疫鬼 的猛兽，共同参加仪式。后世所谓“新桃换旧符”的春节民俗，就是由此而来。而神荼、郁垒两位门神，其主要作用，不是防止盗贼，而是防备疫鬼。
驱除疫鬼的巫术，不止一种，统称“禳除”。据元末谢应芳的《辨惑编》和《龟巢稿》记载，当时民间曾把唐代抗击安禄山叛乱的将军张巡，认作可驱除疫鬼的“疫疠之神”，造成青面獠牙的凶恶样子，抬着游行。至于历代民间各种驱疫的小巫术，则不胜枚举。
然而流行广泛的大疫，就未必是小疫鬼作祟，而往往认为附录：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357是上帝降下的灾祸。
三、天降灾祸是因为人事不修的信仰先秦时期，人们认为瘟疫只是山野、河边的小鬼怪作祟，所以借助山川之神来驱除它们：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a这就是说，风雨雪霜是天上下来的，如果造成灾害，由日月星 辰之神驱除。水旱和瘟疫之类，是地上生的，所以由山川之神驱除。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作为对付此类灾害的神学指南。
从汉代开始，人们认为，瘟疫的发生，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过错，招致了上帝的不满。其理论，首先见于《礼记·月令》：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冬……（如有土功作业）民必疾疫。
汉代独尊儒术，认为儒经中最重要的是《春秋》。解释《春秋》的权威，是《春秋公羊传》。精通《春秋公羊传》的儒者，是董仲舒。据《春秋》记载，鲁庄公二十年，“齐大灾”。《公羊传》解释说，大灾，就是“民疾疫”。民疾疫的原因，董仲舒认为，乃是因为齐国的君主，齐襄公、齐桓公，都“淫乱”不轨，导 致上帝惩罚。
a《左传·昭公元年》。
358|中医简史对待上帝惩罚的措施，通常是皇帝下诏“求直谏”，即邀 请臣民批评自己，并且“损膳减乐”，即减少食物数量，少听音乐；“议狱详刑”，即审查案件等以改进政治以及救济灾民等。 汉元帝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发生瘟疫，甚至要求大臣们也都“损膳减乐”。其目的，是为了“上答天谴”，即回应上帝的批评和惩罚。
东汉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冬天，京城洛阳瘟疫大流 行。第二年，著名的古代科学家张衡“上封事”。他认为瘟疫的原因，第一是安帝在当年二月外出视察，死在路上，臣子们秘不发丧，没有正确处理安帝的丧事。第二是安帝六月被埋葬以后，冬至前后又打开陵墓，“发冢移尸”。根据《月令》所载，仲冬进行土功作业，“民必疾疫”。这两件大事，引起了上帝的不满：“天地明察，降祸见灾，乃其理也。”解救的办法，就是要大臣们讨论如何改进政治，以“取媚神祇”a。
汉代朝廷的做法，是后世的榜样。虽细节不尽相同，但认为瘟疫是上天所降的灾祸，皇帝应该改进政治以答复上帝的批评和惩罚，其思想则完全一致。
就在这样的神学气氛之中，中国古代医学，也就是中医，艰难地探索着治病的方法，包括对抗瘟疫的方法。
四、医是医，巫是巫在介绍中医探索防治瘟疫的历程之前，必须首先讲讲中医和巫术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医是医，巫是a刘昭：《后汉书注·五行志》。
附录：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359巫。医曾经混于巫，但医不源于巫。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着一句话：医源于巫。证据之一，是《山海经》中，巫师掌管医药：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a第二条是《论语·子路篇》，孔子援引南方人的话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然而这两条，都只能说明，在古代，巫师们往往兼做医生，而不能说明医疗就是源于巫术。因为在古代，任何科学门类，几乎都掌握在巫师，或者用一个更普遍的词——神职人员手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天文学。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西方，几乎所有的天文学家，同时都是占星术家，包括身处近代世界门口的天文学家第谷。
其他科学门类，也差不了多少。不仅古代，即使近代，甚至当代，用生物学证明神创论或变形神创论的，用物理学手段证明灵魂存在、降神术的，不乏其人。就在二十世纪后期国际性的特异功能运动中，相信并为之鼓吹的科学家，不少还是“泰山北斗”型的人物。近年来，各种媒体上也不断披露，不少实验科学家相信，是某些不相干的小事件，比如门上是不是贴了什么小纸条等，影响了实验的成败。类似的信仰积累起来，就是典型的巫术。
a《山海经·大荒西经》。
360|中医简史至于古代社会，在宗教神学观念作为社会生活总的理论的时代，不仅科学，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都无法摆脱神学的控制和纠缠。然而，宗教仍然是宗教，科学仍然是科学。 中国传统医学，也是如此。
有人考察了中国古代医学的演变。起初写作“毉”，后来写作“醫”，以此证明医源于巫。其实，这只能说明，医学曾经混于巫，而且后来摆脱了巫术的控制。
《山海经》不仅记载了十名巫师从灵山上下去采药，更记载了数十项病名，如瘕疾、聋、肿疾、蛊、疥、心痛、疠、虫、 胕（浮肿）、 瘿、 瘅、 疣、 疽、 忧、 风、 嗌痛、 痸（痴）、 暍（中热）、腹痛、狂、呕、疫疾、疟、白癣、癙（瘘）、痔等。每种病名，都有相应的治疗药物。这才是医学的真正起源。
五、医疗实践是医学的真正起源医疗实践是医学的真正起源，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即中医的真正起源。
从历史考察可知，许多动物，特别是高级动物，就懂得一 些医疗知识。类人猿进化为人类，寻求医疗的愿望，应当更为自觉。《山海经》中的病名和相应的药物名，就是中国人最早的医疗知识，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真正源泉。而“神农尝百草”，伊尹制汤药等，则是早期中国人自觉寻求医疗知识的英雄故事。
周代，中医已经有了分科。据《周礼》记载，中医和巫，已经明确分开。据《左传》等所载，鬼神致病说在许多情况下遭到了否定。而据《史记·扁鹊列传》记载，当时的名医扁鹊明确地把“信巫不信医”作为疾病致死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主附录：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361张后来被载入《黄帝内经》：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a这是中医摆脱鬼神观念的严正声明，也是中医从鬼神观念控制下寻求独立的标志性事件。
至少从东汉时代开始，当时的国家政权，遇到瘟疫，不仅要检讨自己什么地方违背了天意，同时也懂得，必须用医疗手段对付疫情。《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六年（119），“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汉桓帝元嘉元年（151），“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按行”（《后汉书·桓帝纪》）。汉灵帝熹平二年（173），“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后汉书·灵帝纪》）。 从此以后，每逢瘟疫流行，朝廷派员“致医药”“给医药”的记载，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政权的常规措施。
这是中国古代医学为自己争取的日益增大的生存空间。就在这样的空间中，中国古代的医学家们艰难地探索着治疗瘟疫的方法。
六、瘟疫催生的医学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中医著作。这些著作后来被整理成《黄帝内经》。东汉末年，瘟疫流行，催生出中医“临床医学鼻祖”张仲景的名著《伤寒论》。
张仲景，名机，东汉末年人，曾做过长沙太守。据《名医a《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
362|中医简史录》载：“（张氏）宗族二百余口，建安纪年以来，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伤寒居其七。乃著论二十二篇。”也就是说，张仲景做医生，与当时的瘟疫流行有直接关系。《伤寒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即由麻黄、杏仁、石膏、甘草四味药组合的汤剂，以及其他方剂，不仅为历代防治瘟疫的医家所重视，此次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仲景以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医学家们不断探索着预防、治疗瘟疫的方法。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方》，都正式把“转相染着乃至灭门”的“温疫”作为一类特殊的疾病，制定了预防、治疗和防止传染的药方。到宋代，名医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其卷五《辟温疫论》，试图为这类疾病创立专门的理论。
明代末年，瘟疫流行，医生吴有性（字又可）在治疗的过程中，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书，命名《瘟疫论》。这是中医历史上第一部瘟疫专著，并且正式把以往 的“温疫”定性为“瘟疫”。该书详细描述了瘟疫的发病特征 和发病原因，讨论了不同于以往的治疗方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道：（该书）以四时不正之气发为瘟疫，其病与伤寒相似而迥殊，古书未能分别，乃著论以发明之。……（从此以后）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
到了清代，《瘟疫论》被它的崇拜者注释、传播，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防治瘟疫的著作，出现了以治疗瘟疫著名的名医叶桂等附录：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363人。瘟疫，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独立的病类，得到了专门的研究和重视。
七、不断加深对瘟疫的认识从《左传》记载的秦国叫“和”的医生议论晋平公的病因开始，中国传统医学对于疾病的成因，逐渐形成了所谓“七情六淫”说。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或“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因素和“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因素。《黄帝内经》多次强调，六种气候因素之中，风，最为重要。但是张仲景发现，寒，才最重要，所以他的著作定名为《伤寒论》。
在只能依靠感官诊病的时代，把病因归结为感情和气候因素，而不认为是鬼神，乃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
然而张仲景发现，有一种温病，似乎不是通常所说的气候因素：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a所谓“时行之气”，乃是不正常的气候因素：“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此则时行之气也。”但是使人得“温虐”或“温疫”的，不是这种“时行之气”，而是一种“异气”：a《伤寒论》卷二《伤寒例》。
364|中医简史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旧坏证病而治之。……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更遇温气变为温疫。
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称这种病为“温疫”。 张仲景关于“时行之气”的论述，多被后世医学著作引用。不少人也似乎发现，导致温疫的原因，不是气候因素，而是另外一种气。
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认为：瘟疫是“其年岁中有疠气……名为温病”。宋代名医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卷五《天行温病论》中也发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元末明初，王履作《医经溯洄集》也发现，伤寒是由于“感寒”，温病则是由于“异气”。
然而，这些医学家们都未能对“疠气”或者“异气”多说些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明朝末年吴有性的发现。
八、瘟疫理论的突破及其艰难进程崇祯十四年辛巳，也就是1641年，河北、 山东、 浙江等省，同时瘟疫大流行。用治伤寒病的方法治疗，没有效果。于是，吴有性“推求病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瘟 疫论〉提要》），有了新的发现。他发现，导致瘟疫的原因，不是传统所 说的气候因素，而是一种“杂气”，或者称为“疠气”“戾气”。 这种杂气，“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而是气候之外的一种气。这种气，有如下特点：1.杂气不在“六淫”即六种气候因素之内；附录：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3652.无论老少强弱，碰到它就得病；3.不是先侵犯皮肤，然后由表及里，而是从口鼻传入；4.有的中之则发，有的要等机会。 比如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才发作；5.不同于伤寒。 伤寒发热而恶寒，此病只热而不恶寒。类似疟疾，但疟不传胃；6.伤寒有感冒风寒的外因。杂气致病，无感冒风寒的外因；7.所致之病会传染；8.所致之病还能不治自愈，医生往往因此冒功；9.杂气是方土之气，它从地上升起；10.有某种杂气，就有某种疾病；11.传统的汗、下、吐三法治不好杂气所致之病。
吴有性描述的杂气致病的种种特点，即使放在当代的医学著作中，也几乎是无可挑剔。
这是对传统医学理论的根本突破，也是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可惜的是，这道曙光没有得到它发扬光大所需要的外部条件。
九、曙光的暗淡和回归经典吴有性的《瘟疫论》在清代曾得到了热烈的追捧。
康熙年间，医生戴天章著《广瘟疫论》。 他认为，《瘟 疫论》“贯穿古今”，“独辟鸿蒙”。他的著作，就是要发展吴有性的学说。
366|中医简史乾隆年间，杨璇著《伤寒瘟疫条辨》，说前代医家“无人不以温病为伤寒”，因而“混淆不清，贻害无穷”。吴有性的论述，是“开天辟地之宝符”，解决了“千古疑案”。
著名儒者卢文弨、庄存与都为杨璇作序，批评以往的瘟疫理论是“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
然而，历史没有给吴有性的《瘟疫论》以合适的发展环境。 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明代遗民群反思亡国之痛，认为根源在于没有认真遵照儒家的经典行事。清朝新贵们批评明代儒学：“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a其共同倾向，是要求“回到六经”；认为精通了儒经，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不至于遭受像宋明那样的亡国之痛。于是，一门被称为“汉学”的学术发展起来。汉学要求逐字逐句地弄通儒经，带动了一门被称为“训诂”“考据”的学问也发展起来。
与大环境的尊经思潮相适应，《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则在医学界得到了新的尊崇。吴有性虽然有不少“粉丝”，但在医学界，只是少数甚至个别人物。吴有性明确写明的“瘟疫”，又多被改写为“温疫”，其发病原因，重新被纳入所谓“七情六淫”的框架之内。
此外，吴有性的《瘟疫论》未能发扬光大，也有学术上的原因。因为他说不清楚“异气”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国当时，没有显微镜。说瘟疫不同于伤寒，那么，该怎么治疗呢？吴有性开出的药方，也还是中草药的组合，和以往的治疗方法，无法显示出根本的区别。
a《明史·儒林传》。
附录：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367中国传统医学的新的曙光，在乾隆时代以后，就逐渐暗淡下去了。
那么，如果从张仲景算起，中国医学家们一千多年间探讨瘟疫的病因和治疗的努力都白费了吗？当然不是。
十、张仲景以来古代的抗疫成果首先，瘟病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已经在清代医学中站稳了脚跟，不断出现防治瘟疫的专著和名医。清代初年，名医叶桂（天士）的治疗经验被总结成《临证指南医案》。书中明确指出：“疫疠一症，都从口鼻而入。……非比伤寒。”治疗方法，在“清解之中，必佐芳香宣窍逐秽”。这里显然有着吴有性《瘟 疫论》的影响。
其次，叶桂以后，除了发扬吴有性《瘟疫论》思想的医学著作以外，还出现了一系列防治瘟疫的专著和名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吴塘的《温病条辨》、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这些著作，尽管总体上不像吴有性那样基本否定气候病因说，但都一致承认，瘟疫的病因，和伤寒有着根本不同。治疗上，自然也应和伤寒不同。
中国传统医学防治瘟疫的成果，可以归结以下几项：1.认识到瘟疫的病因不是气候因素，而是一种“异气”；2.异气不止一种；3.瘟疫可以传染；4.传染需要隔断；5.事先应做好预防；368|中医简史6.治疗方法必须不同于治疗伤寒；7.发明了一系列预防、阻断和治疗的药物与方法。
预防、隔断的方法之一，就是往鼻孔里滴入某种液体或吹进某种粉末。在这个方法里，就包含着中医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
这些成果，在中国近现代，许多已经成为人们对付瘟疫的常识。
十一、传统抗疫药物的当代应用中国传统医学在抗疫实践中发明和应用有效的药方，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0年3月23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医学家们在会上介绍了中医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特别介绍了取得显著效果的“三药三方”。而这“三药三方”，几乎都和传统的成果相关。
其中“金花清感颗粒”，由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的“麻杏石甘汤”和清代吴塘《温病条辨》的“银翘散”合方组成。 这是在治疗H1N1流感过程中发明的新中药，已经上市应用多年。“清肺排毒方”“宣肺败毒方”，则来源于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论》的“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五苓散”以及“葶苈大枣泄肺汤”，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苇茎汤”等。此外，被提到的古代名医名方，还有明末吴有性的“达原饮”，清代吴塘的“正气散”等。
也有主要是现在新创的，如“化湿败毒方”等。
附录：艰难的探索，不懈的努力|369新闻发布会上，中医的治疗方法，被概括为三个方面：清热、化湿和解毒。解毒是直接打击病毒，清热是改变体内环境，化湿是提升免疫功能。 这里不仅有现代的措施，也有传统的成果。
中医的治疗效果，则被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降低了轻症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的转化；第二，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转化；第三，参与了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疗；第四，进行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复治疗。 “中医药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转化过程中已经看到了疗效，重症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康复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清肺排毒汤在阻止轻型、普通型转为重型、危重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阻断了病情的恶化，极大地降低了病亡率，减弱了疫情的危害程度。”a在历史上，中国传统医学抗击瘟疫的效果，也获得了一系列的称赞。
十二、传统抗疫治疗的赞歌唐代及其以前，虽然每逢瘟疫流行，国家会派医生用药物治疗，但效果如何，几乎没有记载。宋代开始，正史虽然常有遣医抗疫的记载，但效果如何，正史似乎仍然不大注意。只是在一些文人的文集中，偶尔能见到医药抗疫效果的记述。
宋代陈渊《默堂集》卷二一：陈伯瑜晚年所居，离城市较a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3月23日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370|中医简史远。当地人有病，多求巫祝。为此，他储备“金石草木之可以疗疾者，依古方和之，散以予民”，“当疠疫并兴，公前后所全活甚众”。
朱熹《晦庵集》卷九十 一：翁 某“出为江 南东路安抚司……当涂涝疫，君……拯疗极力，全活甚众”，卷九十五：张浚做统帅，值“疮痍之余，重以疫疠。……公亲为分课医工，置历诊候。自帅司给药饵及它费……全活甚众”。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四：叶某到安仁县任职，当地“番俗杂吴楚之旧，春夏疫作，率惟巫是听”。他“选医往视，随其证以疗。或扶病来告，则亲问而药之”，“全活甚众”。
元代吴澄《吴文正集》卷八十五：王进德“每遇疫疠，市 善药，命良医，家至户到，随证治疗。……全活甚众”。
杨翮《王氏恤灾诗序》记：某年春，从河北到淮汉，皆大饥疫。王氏“辟大屋一区，贾良药其中剂之，畀来告疾之人。 且日遣精谨而勤者数辈，杂出访病者。……全活甚众”。
明代，周王朱橚《普济方》卷一五一、 王肯堂《证治准绳》卷八、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四十七等医书均记载：金泰和二年（1202）四月，“民多疫疠。 初增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李杲发明“普济消毒饮子”治疗，“全活甚众”。
吴宽《家藏集》卷三三：某年淮南大疫，“有往施紫苏汤者，全活甚众”。
顾璘《息园存稿文》：火城“值江淮疫疠，乃合良药施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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