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十五讲(长江人文馆)978757023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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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天瑜|
出版社长江文艺
ISBN9787570233489
出版时间2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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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45元
货号32040758
上书时间202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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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2023），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国文化史、区域史和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元典精神》《“封建”考论》《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等书。
目录
第一讲 关于“文化”与“文化史”的思考
第二讲 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概念
第三讲 中国文化史分期
第四讲 中国文化的生态与特质
第五讲 中国人文传统
第六讲 中华元典的“人文性”
第七讲 中华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八讲 中华文化多样性及文化中心转移的地理基础
第九讲 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
第十讲 秦至清是“非封建”社会
第十一讲 乱世裂变——魏晋南北朝文化
第十二讲 袭常与新变的明清文化
第十三讲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第十四讲 中华元典精神与近代化
第十五讲 中国文化现代转进
内容摘要
本书汇集了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的学术成果精粹。书中全面概述了中华文化史的奠基、人文传统
的特质、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与脉络等宏观问题，立意深远，论证详明。该书以宏大的构思、丰富的内容，描绘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又多姿多彩的生
动图卷，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和现代转型的发展进路。
精彩内容
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这是登堂入室的前提之一。
“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这种演变正是古与今、中与西文化交会的产物。诚如陈寅恪1936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等语，确需追迹历史的古今推衍。
一、释“中国”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囗”，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囗（音围）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天子之都、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引申为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里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京师义的“中国”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诗经·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二如国境之内《诗经·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三如中等之国《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四如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等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义的“中国”，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唐时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些“中国”，皆指居“四夷”万邦环绕的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其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展延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还更有拓展。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涵义派生出文化中心涵义。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中国者，盖聪明绚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术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赵世家》。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义赋予了某种开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了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及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有些朝代又自称“中国”，如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参见《元史·外夷传一》。。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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