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9787544727006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43.93 4.9折 ￥ 89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美国]海登·怀特
出版社译林
ISBN9787544727006
出版时间2013-09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89元
货号30664374
上书时间2024-12-14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作者：海登？怀特（1928—2018），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曾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他广泛吸收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套比喻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揭示意识形态要素介入历史学的种种途径。《元史学》是他的成名作。
目录
中译本前言
序言
导论
历史的诗学 /历史著述理论 /情节化解释 /形式论证式解释 /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 /历史编篡风格问题 /比喻理论 /19世纪历史意识诸阶段
第一部分 接受的传统：启蒙运动与历史意识问题
第一章 隐喻与反讽之间的历史想象
第二章 黑格尔：历史的诗学与超越反讽之道
第二部分 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实在论
第三章 米什莱：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四章 兰克：作为喜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五章 托克维尔：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六章 布克哈特：作为讽刺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七章 历史意识与历史哲学的复兴
第八章 马克思：以转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
第九章 尼采：以隐喻模式为史学作诗学辩护
第十章 克罗齐：以反讽模式为史学作哲学辩护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指出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结构，它是诗学的，也是语言学的。作者以19世纪8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黑格尔、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马克思、尼采、克罗齐）为例，用隐喻、提喻、转喻和反讽等修辞模式来分析比较其意识预构，展示了对诸位大家思想的深刻把握，给人全新的认识和启迪。
主编推荐
《元史学》跳出传统樊篱，尝试构建新颖的史学理论体系，例证丰满。以19世纪欧洲八位主要的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为例，借用语言学的分析，展示每一位历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证明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开的鸿沟，指出了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本质。
精彩内容
第一章隐喻与反讽之间的历史想象导言
19世纪的欧洲文化无处不展现出一种以实在论方式理解世界的狂热。当然，尽管像实证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些人自诩为“实在论者”，认为自己所持的“实在论”与自然科学家提供的那种对自然过程的理解一致，但“实在论的”一词修饰的事物仍旧不同于对世界的“科学”理解所包含的内容。不管怎么说，即使在此处，“实在论”一词的含义所涉及的东西，也远远不止于在历史、社会或人性的材料之上简单运用“科学方法”。这是因为，尽管有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倾向，19世纪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实在论”意愿还渗透着这样一种意识：在那些理解历史世界的努力中，会遇到人们理解仅仅是自然过程的世界时未曾出现的特殊问题和困难。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源自于以下事实：历史过程的研究者本身被牵涉在该过程之中，自然过程的研究者却不会如此。人们能够合理地为人既处于自然之中也外在于自然这种认识辩护，这是因为他参与了自然过程，他也能在意识中超越它，假定一种自然过程之外的立场，从而把该过程看成显然是人类存在之前的或非人类的那些自然整合层次的表征。但是，一旦提到历史的反思，看来自然界的所有存在中只有人类具有历史；就一切实际意义而言，“历史过程”只是以一种普遍人类过程的形式存在。并且，既然“人性”构成了被称之为“历史”的过程中惟一可以想象的表征，看来就不可能对该过程整体作某种类型的概括，而对于纯粹处于物理、化学和生物维度内的“自然”来说，人们却能够合理作出这种概括。在自然科学中，“实在论”会被认为最迟是自牛顿以来不断得到发展的、用于分析自然过程的“科学方法”。但是，一种“实在的”历史观念可能包括什么却是问题，就像“人类”、“文化”和“社会”这些同样令人迷惑的词如何定义的问题。19世纪每一种重要的文化运动或意识形态，如实证主义、唯心主义、自然主义、（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生命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声称比其他对手提供了一种对社会现实更为“实在”的理解。如象征主义者争辩说“世界是一片符号之林”，而虚无主义者拒绝相信任何可能的思想体系，与之相伴的却是为了其世界观的“实在论”本质而进行论证。
成为一名“实在论者”意味着按实际状况那样清晰地理解事物；也可以从这种对现实的清晰理解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使得一种基于这种理解的可能的生活方式得以实现。由此设想，主张一种本质上的“实在论”，应当既合乎认识论的要求，同时也合乎伦理要求。某人可能强调其“实在论”纯粹分析的或感知的本质，就如印象派画家那样；或者强调其构想清晰的道德上的或习俗上的含义，如政治理论中特赖契克这类所谓的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那样。可是，在任何情况下，声称代表了一种“实在论”立场的人，至少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为其立场辩护，即认识论方面和伦理方面。
以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有利地位来看，可以看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展开的绝大多数重要理论和意识形态论战，实质上都是在争论哪个集团有权利决定社会现实的“实在性”表现可能包括些什么。某人的“实在”正是另一个人的“乌托邦”，而在某个问题上看上去是一种“实在论”立场的精髓，可能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代表着一种本质上的“幼稚”。倘若整个地将这一时期看成是一部已经结束的问与答的戏剧，那么，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实在论”这一概念本身博取的普遍权威。因为每一个时代，甚至像中世纪那样最为虔信的时代，都从确信自身具有通晓实在，以及根据适当“实在性”反应回应挑战的能力中，获得自身在整体上的一致性。于是，希望成为“实在的”那些表述，必须反映出某种特定的概念，它与其说关涉到“实在论”的本质何在，不如说更关涉到“非实在的”意味着什么。对实在进行“实在论”的研究之内在困难，就如同在“心智健全”和“健康”的观念中包含的困难一样，这类观念更容易根据某个特定时空中的人对其反面如“疯狂”和“患病”的认识来进行说明。同理，一个既定时代之“实在论”观念的特定内涵，更容易由该时代总体上倾向“非实在论”或“乌托邦主义”的情形来进行说明。并且，当人们试图说明各种“历史实在论”观念竞相争夺支配地位的时代中史学思想的特征，他就有必要问问，这些各不相同的“实在论”观念在通常意义上的史学思想中，所认同的“非实在论”或“乌托邦主义”是些什么内容。
19世纪的史学理论家普遍认为，在他们之前的这个时期中史学思想的重要形式，即启蒙运动时期的种种形式，相对任何一种声称“实在论”世界观具有权威性的史学理论而言，都提供了有危害的模型。这并非说他们马上就抛弃了启蒙思想家整个的史学成就。事实上，某些哲人（philosophes），尤其是伏尔泰，在浪漫主义时期依旧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伏尔泰自身也被视为一种完美化身，甚至值得被米什莱这样的浪漫主义史家所效仿。不过大体上，就一种“实在论的”历史学而言，19世纪史学思想渴求的东西，可以从它对自己18世纪的先辈中最反对的东西得到说明。它对启蒙运动史学反对最甚的乃是其彻头彻尾的反讽，正如它对启蒙运动的文化反思中反对最甚的乃是其怀疑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史学思想并不反对通常被视为启蒙运动历史哲学的主要特征，即它设想的一种“乐观主义”，以及往往与之伴随的进步原则。这是因为，19世纪多数时间内的史学思想家正像他们18世纪的同行已经做的那样，热衷于为“进步”的可能性，以及为历史“乐观主义”的某些理由提供信仰基础。对他们中多数人来说，“进步”观念和“乐观主义”情绪与“实在论的”世界观正相一致，他们希望通过历史著述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对其而言，重要之处在于，进步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乐观主义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认知上的合理性。其中一些史学家，特别是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担心这种合理性永远都得不到，因此，我们发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弥漫了一种冷静的情绪，而在满怀希望的米什莱（早期作品）和马克思（全部作品）那里，这种情绪就少得多了。
这样，总体来说，19世纪史学思想的“实在论”就在于：在深知18世纪史学思想家已经失败的情况下，继续为信仰进步和乐观主义寻求恰当的理由。若是实在论被视为一种共同信念的容器，它由该时期栖息于单一话语世界中的不同史学思想流派制造出来，那么，如果某人想理解19世纪历史实在论的特定本质，他就必须明了18世纪史学思想失败的性质。我将说明，这种失败既非缺少学术成就，即一种知识上的失败，也不在于历史反思不足，而恰恰因为那种反讽模式。那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与理论综合两方面都被启蒙运动的史学大师塑造成了这种模式。
启蒙史学的辩证法18世纪的历史反思源自于一种运用转喻策略的努力，它以确认按提喻模式想象的人类共同体能够存在这一信念的方式，将历史材料进行还原。换句话说，启蒙运动试图证明，在对本质基本上是机械论的社会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有关理想的人类共同体之有机论观念具有其合理性。这样，它根据一种道德或价值上的理想来批判社会，但它假装这种批判是基于对历史过程的一种纯粹的因果分析。结果是，历史表现意图实现的目的与构成历史叙述时实际运用的手段并不协调。这种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冲突，最后将有关历史的思想推入一种公然好斗的反讽式情形之中。在历史情节的喜剧和悲剧观念之间，在历史过程的机械论与有机论观念之间，以及在可能由此得出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蕴涵之间，启蒙运动早期史学思想中最初表现为创造性张力的那种东西逐渐变得模棱两可，并且根本上自相矛盾了，这波及到史学表现以及一般社会目标两方面的所有重要问题。到18世纪最后25年，这种自相矛盾转变成了反讽，它以一种极端怀疑论的历史认识论，以及源于怀疑论而显然是相对主义的伦理姿态来展示自己。启蒙运动晚期，像吉本、休谟和康德这样的思想家有效地消除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差异——而像培尔和伏尔泰这类早期思想家的史学事业恰恰是以这种差异作为基础。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历史的“小说化”，反对在18世纪早期史学家为自身提出的“科学”任务面前呈现的这种反讽姿态，赫尔德、柏克和狂飙突进派群起而攻之。不过，在理解这种反抗之前，它群起而攻击的那种史学传统的比喻性动力学，必须首先揭示出来。
历史编纂的传统观念在18世纪，思想家通常区分三类史学，即传说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和讽刺的历史。传说的历史被认为是一种纯粹臆想的产物；其事实是以历史的观点进行虚构并呈现的，但方法是，为了娱乐而赋予人们在想象中希望相信的东西一种真实面貌。不必说，对培尔和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而言，这种浪漫剧式的历史是不足挂齿的，学者不应写，而正经读者也不应读。史学家写作的是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这样其理论才有效。培尔在其《历史词典》中写道：一般而言，历史是一位作家能够写作的最难的作品，要不就是最难写作的作品之一。它需要大量的判断、出众而又条理简练的风格、虔诚的公道之心、绝对正直、精益求精的材料，以及将这些材料妥善排列的技艺；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一种抵制宗教热情的本能力量，这种本能促使我们贬低那些料想是真实的东西。依我看，真实是历史的灵魂，是一种历史作品远离谎言的根本；所以，倘若缺少真实，它即使在其他方面完美无缺，也不可能是历史，而只是一种神话或传奇。
于是，史学家不得不在人力可能的范围内忠于事实，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虚构性”，不能创造任何无法用事实证明的东西，另外还要压制他自身的偏见和党派利益，以免令自己遭受诽谤罪的控诉。这正如培尔所说：生活在世外之人和世内之人一样，风气如此堕落，以致一个人越是尽力揭示事物之间真实可靠的联系，他越是冒着不过在写作诽谤性文字的危险。［“历史与讽刺文学”］培尔的冷嘲热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暗示着，任何与人类相关的纯粹真实性描述都易于具有一种诽谤的外观，这完全是因为人类惯常的叙说更有可能是不光彩的，这样，真实性本身也因此更有可能具有诽谤中伤的特征。
过了一代人之后，伏尔泰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写道：“历史是表现为真实之事实的叙述。相反，传说则是表现为虚构之事实的叙述。”（《作品集》，X，第61页）这完全是对称的。然而，伏尔泰在人类过失和愚昧的真实表现，与通过弄虚作假来写作以便用于诽谤的历史之间划出了界限。在提起某些近时出现的“欺骗性回忆录”（以曼特农夫人的名义出版）时，伏尔泰评论道：几乎每一页都被虚伪的陈述，以及对王国中的王室和其他显贵家族的谩骂所糟蹋了，作者对他的诽谤没有做哪怕是最小的一点掩饰。这不是撰写历史，而是进行诬蔑，人人应唾弃之。
当然，在他自己的《历史哲学》这样的著作中，伏尔泰没有为了他所致力的事业——那就是以真实对抗虚伪、以理性对抗愚昧、以教化对抗迷信与无知——而歪曲事实和他对这些事实的评论。不过，其中辩论的旨趣很明显，而且，他对世界历史的反思有着一种批评性短文的样式，而非就事实之真相如何进行某种学术探索。事实仅仅偶尔用来确认更普遍的真理，伏尔泰希望以适当的风格形式将这些真理呈现在读者面前。
像伏尔泰的《查理十二史》这样的著作则完全不同。此处的事实也是用来证明一种观点，即一位统治者的力量和才干无论怎样强大，靠征服与战争来寻求“荣耀”总归是“愚蠢的”。正如莱昂内尔·戈斯曼指出的，这部历史写成了一部“嘲弄般的史诗”，他的意思是指，书中构成查理生平的事迹经过构思描绘出一部近乎悲剧的作品，这部悲剧由于激励着主人公的目的本质上是“愚蠢的”，因而有点不对劲。并且，伏尔泰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评论或可称之为查理的事业或追求的东西本质上甚为愚蠢，或是将它描绘成一幅能在读者的脑海中浮现却又无须明言的类似图画。尽管如此，事实均被当成了史学家不可侵犯的客观关系结构。伏尔泰承认，人们思考一堆特定事实便可能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但是，他坚持认为，事实的确定、事实的真相必须与道德的、审美的和知识上的真理完全区别开，后者是人们通过对事实进行反思而试图谋求的，所以我们不能责备他撰写了一部“虚构性的”或“讽刺性的”历史，而应称赞他撰写了一部“真实”的历史。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