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978754478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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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克塞尔·霍耐特
出版社译林
ISBN9787544787109
出版时间2021-08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62元
货号31202070
上书时间202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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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目录
前 言 001
第一部分 黑格尔主义的根基
第一章 从欲望到承认：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基础 003
第二章 实现了自由的王国：黑格尔的“法哲学”概念 020
第二部分 系统性的后果
第三章 正义的构造：论当代程序主义的限度 037
第四章 劳动与承认：一个再定义 059
第五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承认：道德与权力间的关联 080
第六章 社会解体：吕克？布尔当斯基和劳伦？泰弗诺的社会理论 104
第七章 作为社会研究的哲学：戴维？米勒的正义理论 127
第三部分 社会的和理论的应用
第八章 国家间的承认：论国际关系的道德基底 147
第九章 组织化的自我实现：个体化的悖论 164
第十章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悖论：一个研究纲领 181
第四部分 精神分析学的衍生
第十一章 否定性的作用：对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承认理论的修正 209
第十二章 “我们”中的自我：作为一种群体形成之驱动力的承认 218
第十三章 前社会的自我的诸面向：对乔尔？怀特布克的反驳 236
第十四章 削弱现实的力量：安慰的世俗形式 253
索 引 262
内容摘要
阿克塞尔？霍耐特开创的承认理论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在本书中，霍耐特通过重构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这一早期思想，丰富并完善了当代正义理论，展现出承认范式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卓有成效的解释力，及其与社会学、政治哲学，以及精神分析等诸多学科的当代相关性。
主编推荐
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旗帜性人物霍耐特力作，深入探讨“承认”与社会诸领域的现实关联
精彩内容
在最近几十年间，为了促进销量，在消费产业中发展出来的市场策略可能也有类似的效果。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种倾向，即广告承诺买了这个或那个东西，消费者便能以一种美学的手段展现和提升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的独创性。以这种方式将对自我实现的需要工具化，导致了一种由风格上的创新与回应所形成的、不断加速的螺旋上升，因为每出现一种新的自我形象，它便很快被编进了下一种市场策略的内容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既然时尚产业和消费产业似乎能够传播一种本真性的、值得模仿的生活的图景，这种图景在主体寻找同一性时引导着他们，那么依赖关系就被逆转了。在某人自己的生活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尝试，被广告产业向个人施加的文化影响巧妙地组织起来了——这是通过对年龄、社会性别和社会等级的差异有意地保持敏感而实现的。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比起这些其社会范围同样显得可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生产和服务业的重建。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在经济上被描述为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拆解，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键性的是伴随着这个过程的、一种全新的对于工作主体的观念。工作主体不再被制度性地处理为单纯的雇员，而是有创造力的“创业者”，或自主劳动者。当理论家们如今谈及一种“对劳动力的规范性的主体化”以及个体劳动者尊严的提升时，这首先意味着劳动者的智力主动性在生产和服务组织中不断地被唤起。新的管理观念，例如层级结构水平化，鼓励团队合作、团队自治和自我指导，将适应对自我实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是由雇员们寻求自主地贡献和出售他们所习得的技能的机会而表现出来的。但是很快我们可以看清楚，这种新的、后泰勒主义的企业家策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让劳动越来越可以被设想为一种“天职”，而反过来产生完全不同的对于劳动者的期待：他们的动机需要被内在地裁剪以适应要求他们的生产活动；他们必须把自己职业描述中的每一次变化都呈现为自己决定的结果，而且他们的积极参与必须导向整个公司的利益。这说明在仅仅三十年的跨度里，一种新的要求体系被确立起来了，使得就业取决于劳动者能否在工作场所令人信服地表达自我实现的渴望。这样一种颠倒反过来创造了空间，让一些放松管制的手段得以被证明为合理的，这是由于考虑到雇员不断增长的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在工作场所，地位和资历的作用逐渐变得过时了。这给“白领”和“蓝领”劳动者施加的压力呈现为一种极端的悖论形式：雇员们为了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必须根据自我实现的模式来构建他们自己的职业史，虽然最有可能的是，他们想要的只是一定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安全感而已。
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趋势，即把不断增长的自我实现的需求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生产力——这有一定的道理。主体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的人生视作通过试验去寻找自我同一性的过程，这不仅可以作为一系列旨在实现经济结构重建的手段的合法化基础，而经济结构重建的目的在于放松工业和服务业中的管制；此外，这种新的个人主义也被直接用作一种生产要素：在这些看似发生了改变的劳动者的需求基础上，劳动者将会比在一个受社会调控的资本主义类型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参与、灵活性和主动性。但是在我看来，把这种倾向解释为聪明的、有合作精神的管理者们故意采纳的一种策略，以回应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批评，这是有误导性的。相反，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像吕克？布尔当斯基和伊芙？夏佩罗在一项吸引人的同名研究中所考察的那样，似乎是许多不同的、互相联系的过程的非意图性后果，而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和发展动力。如果我们在电子媒体、广告业和生产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中，把广泛的、日常的对于个体之自我实现的期望的增长也包括在内，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和布尔当斯基以及夏佩罗一样的结论：工具化、标准化和虚构化，已经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发展的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变成了一种无情的要求体系，在这种体系当中，如今的个体似乎更可能遭受痛苦，而不是蓬勃发展。
媒体评论
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新书《我们中的我》富有原创性，也很重要。他在书中继续探索社会学解释与规范性评估之间的关系这一批判理论议题，并强烈主张拓展这一解释的概念，将认知关系与社会正义的诸种心理条件也囊括在内。本书是一项重大成就，尤其体现在霍耐特面对批评者时所做的有力辩护。——罗伯特•皮平，芝加哥大学这部文集中的每一篇都内涵丰富，不仅充实了阿克塞尔•霍耐特承认理论的重要细节，还阐明了它们的历史根源，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霍耐特在这里发挥了上乘水准，他借鉴过往哲学家的见解，并展现出这些见解与社会理论、政治哲学，以及精神分析等诸多学科的当代相关性。——弗雷德里克•诺伊豪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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