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978754731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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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义华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ISBN9787547318676
出版时间2021-1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31302271
上书时间202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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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义华，江苏扬州人，复旦文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历史学家。
目录
第一编 历久弥新的中国
中为天下之大本
生生不息是中国
拥有独立主权的中国
谋求国际平等地位的中国
正在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
第二编 多元一体中国
创造了中华文明的中国
各族群多元一体的中国
地理上乃至生态上的中国
第三编 人文化成的中国
以人为主体的中国
礼仪之邦的中国
国魂与民魂重铸的近代中国
走向现代的文化中国
第四编 大一统的中国
构建了大一统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中国
百年来大一统国家成功再造的中国
伟大的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
中华文明历史性跃进的中国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中国
内容摘要
历久弥新的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国人文化成的中国大一统的中国……如此多面向的中国，是如何形成与建构的，又是如何维系与转型发展的？
从古代到当今，从大漠到海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姜义华先生，重新审视了中国自身的文明历程，提炼出中国文明的核心特质，给读者提供了理解和把握她的基本框架。
该书不仅是认知中国文明体系的捷径，更是增进民族共识、提升文化自信的典范之作。
主编推荐
1.什么是中国？历久弥新是中国，多元一体是中国，人文化成是中国，大一统是中国。
2.该书不仅是认知中国文明体系的捷径，更是增进民族共识、提升文化自信的典范之作。
3.该书去除西方视角，整体把握中国。
4.本书展示了中国论述的正确方法：注重社会经济基础，注重各朝代制度贡献。
精彩内容
2021年6月【正文摘要】“中”，中国人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共同归趋中国两个字里的“中”，在汉语言文字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含义。我在2012年出版的《中华文明的根柢》里曾有一段专门的论述：《礼记》《庄子》《老子》《易经》等：中，天下之大本《中华文明的根邸》一书封面《礼记·中庸》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论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与此相应的另一段论述是：“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一段论述与此互相呼应：“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文中进一步阐明：“中之所为，而必就于和。……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中，被定为本体论的核心概念，是对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全面性的本质性的把握。先人早就发现，天地万物一直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庄子·天道》：“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庄子·秋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然而，所有这些运动变化，实际上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易经·系辞上》所说的“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系辞下》所说的“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这里的“一”，后来就被归结为“中”。
中，又是对宇宙万事万物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状态全面性的本质性的把握。先人同样早就发现，宇宙万事万物无不处于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状态之中。人们所熟知的《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谓之道。”整个《易经》六十四卦，就是以阴阳二卦或乾坤二卦六十四种的不同组合说明宇宙万事万物如何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系辞上传》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指的是任何事物内部都必然包含着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但是，这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又必然相依而存在，无彼即无此，无此亦无彼，两者互相渗透，在一定条件下向对方转化。
《老子》中对此有过非常透彻的论述。该书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说的就是对立的双方如何向对方转化。第３９章中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得一以为天下正。”第４２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说的则是所有这些矛盾运动都源于宇宙本根，而它们无论怎样千差万别，总离不开这一宇宙本根。
中，还是对宇宙总运动总变化全面性的本质性的把握。既然本体是“中”，那么宇宙总运动便绝不是既无始点又无终点的线型运动，宇宙总变化便绝不是同样既无始点又无终点的线型变化，因为在这种线型运动变化中不可能有中心、中点。中，被定为本体论的核心概念，是将宇宙的运动变化视为一个时空互相紧密结合的三维立体的或球形的整体，它既包括由中心点向四面八方发散的运动和变化，同时又包括紧紧环绕着中心点不断周而复始地进行的向中心回归运动和变化。
《易经·泰卦·爻辞》已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卦·爻辞》更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老子》第１６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观复，就是观察万事万物周而复始的运动。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只有认识到万事万物周而复始的运动本是常态，方才能够避免妄作非为，顺应自然之理。第２５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甲骨文中的旗杆透出古人时空观：兼顾并统领四面八方和古往今来“中”，作为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一个核心观念，早在商代留下的甲骨文文献里，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
“中”字在甲骨文中作：甲骨文文献里的“中”字，都有象形的旗杆前贤根据这些形状，解释中字象形旗杆，上下有旌旗和飘带，旗杆正中竖立。而这里的正方形、长方形或椭圆形、圆形，则很可能代表着居所、祭坛、仓库乃至城郭、族群成员生产与生活活动所在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标识的旗杆，纵贯居所、祭坛、仓库乃至城郭、族群成员生产与生活活动所在的土地，上通于天，下立于地，从它的空间位置来说，它处在一块四方或圆形的地面的等距离的中轴上，这是一种兼顾四面八方而又有所坚守的空间观，通过阳光之下标杆的阴影，可以测定东西南北方向；从它的时间位置来说，通过阳光之下标杆的阴影，可以同时测定每天不同的时辰的变化以及每年季节的变迁，处在确定的而上下二至四条旌旗和飘带，则不仅用于观察风向，或测验风之有无，而且更显示在狂风考验中它不可动摇的定力。这是一种兼顾过去未来而又以当下为重的时间观。
李大钊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中说：“中华之义，果何居乎？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吾辈青年之大任，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并当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李大钊全集》，第1卷）这是对“中”的时空观相当有见地的解释。
尧舜之道：以“中正”与“中和”为内核的“中道”是国家社会准则中，在知识体系中，代表了要兼顾并统领四面八方和古往今来，在价值体系中，则代表了对于“中道”“中和”的特别尊崇。图为最早出现的“中国”两个字，中，在知识体系中，代表了要兼顾并统领四面八方和古往今来，在价值体系中，则代表了对于“中道”“中和”的特别尊崇。对于“中道”即“中正”与“中和”的重视和尊崇由来已久。据《尚书·虞书·大禹谟》记述，帝舜给大禹传授治理国家的主要经验时，所强调的“允执厥中”，其实就是将“中道”即“中正”与“中和”视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准则。原文作：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里的“帝”，指的是舜，当帝舜选定大禹承担执掌天下与百姓重任时，特地将帝尧和他本人执政的心得体会谆谆嘱咐给大禹。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一直被视为尧、舜、禹所代表的执政者品德修养和治理国家经验的精髓，这就是所谓尧舜之道。
《论语·尧曰》已有类似说法：“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荀子·解蔽》中也曾引用古代经书说：“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新近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缁衣》,直接引用《大禹谟》文字，《墨子》中也有与《大禹谟》类似记述，足证《大禹谟》当是先秦文献。宋代朱熹等认定这十六个字是尧、舜、禹道统的真传，并非无根之谈。
这里的“中”，并非无原则的折中，而是对宇宙万事万物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的运动坚持总体性、全面性、本质性的认知和自觉应对，在价值取向上，这就是以“中正”与“中和”为内核的“中道”。
与印度“中道”之异：努力了解矛盾各面使其和合中共生创新中发展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市附近的埃洛拉石窟群拍摄的佛教雕塑源于印度的佛教也信奉“中道”。龙树的《中论》所说的“中道”，是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去这“离于二边”的“八不”。要人们在修行上，不偏于苦行或纵乐的生活，在思想上，超越生或灭、有或无、常住或断灭、统一或差异、来或去等互相对立的各种极端的见解。佛教的“中道”，重在破除众生的自性执，破除一切有所得的迷执。
尧、舜、禹以来所倡导的“中道”和佛教所信奉的“中道”有可相通之处，但又有很大差别。《论语·尧曰》中所说的“允执其中”，《尚书·盘庚》中所说的“各设中于乃心”，《尚书·酒诰》中所说的“作稽中德”，《论语·子路》中所说的“得中行”，《论语雍也》中所说的“中庸”，一是强调在认识世界和采取行动时必须自觉地考虑任何事物都包含有互相对立的各种成分，要“执其两端”，不能偏执于某一局部、某一侧面；更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力求客观、全面；要努力做到“中立而不倚”，即兼顾各个方面，避免“过”与“不及”；二是强调要善于将对立的双方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统一体，《礼记·表记》专门述孔子论虞舜为何成为实行“中道”的楷模：“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其三，是如《礼记·中庸》所述，承认“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其四，是在时间维度上注意适应时代变迁而改变自身，这就是“君子而时中”。总之，这里的“中”，与“和”紧密相连，“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代印度佛教所崇奉的“中道”是在观念世界中消弭各种矛盾与对立，中国古代所崇奉的“中道”则是在现实世界中努力了解矛盾对立的各方内在的相通、相容、相融之处，让它们在积极互动、和合、结合中共生共存，并通过创新而获得新生命、新发展。这是中国古代所崇奉的“中道”与古代印度佛教所崇奉的“中道”根本区别之所在。 甲骨文、《说文解字》到中华文明形成，“中”成为各方认同的共同标识最早的“中国”两字出现在西周祭器“何尊”的122个字铭文中，谓“宅兹中国”《说文解字》卷一：“中，和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和也”改为“内也”，从区别内外来来界定“中”的含义。其实，现存宋代刊本《说文解字》皆作“和也”，并非段玉裁所说“俗本”误植。许慎将“中”字诠释为“和也”可能更加符合“中”字古义。
“中”字确实包含有区别于外部的“内部”这一层意义，但是，从甲骨文“立中”的众多记录可以看出，至少在那时，“中”的涵义，除去中间、中部、中等、中流、中心等方位指向性意义外，更主要的已经是中枢、中轴、中坚、中规、中矩、中正、中和、中道等具有核心价值地位的价值诉求性意义。
于此，我们就可以深入了解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字为什么成为国家、文明、文化和人自身认同的共同标志，成为中国人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共同归趋。
编摘自第一编《历久弥新的中国》中第一节《中为天下之大本》书评《何谓中国：既知主义之可贵，又知民族之可爱》王锐（原稿刊发于《文汇报》2021年9月12日第七版“读书”）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就历史知识而言，需要人们一方面更为全面、细致地了解近代以来的世界局势演变史，做到名副其实的“开眼看世界”；另一方面需要返视自身的历史，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建立起自洽的、完整的、接地气的中国论述，使之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知识框架与价值准则。同时洞察那些打着学术名义大行其道的旨在解构中华文明延续性与整体性的历史叙事。
《何谓中国》：为整体把握中国树立良好而自洽的尺度姜义华教授的新书《何谓中国》就是一本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审视中国自身文明史的著作。作者从先秦时期“中国”观念的形成及其政治实践、多元一体的中国、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转型等方面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如何促生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如何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日常政治运作，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中国的核心特征与历史流变，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挑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中国的新生。在这样扎实的学理梳理中，由古代至当代的“何谓中国”的答案清晰浮现。
与以往描述中国的著作不同之处在于，你可以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认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根柢与历史传承，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树立一个良好而自洽的尺度。
廓清误读，去除西方化视角，依据语境挖掘抉择逻辑四川藏区山、河、耕地、村落，呈现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边界本书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从中国历史自身演进脉络出发，分析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历史流变，澄清了许多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影响而出现的中国论述所造成的认知误区。比如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不能简单地以“专制”视之，而是应该具体分析它是如何运作的，不同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什么，稳定的政治组织对于经济生产的进行有何重要意义。
又比如书中详细分析了在近代国势衰微之际，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何思考建立能让中国实现振衰起微的政治制度。在这其中，有人坚持要在承认中国古代政治遗产的基础上思考开新之路；有人则将其所理解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准则，希望在中国推行之，全然不顾如此这般会对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社会稳定造成怎样的影响，更忽视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险峻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从这里，可以为今天人们思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提供借鉴。
谈及中华文明及其现代转型，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明之间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说清楚。本书同样将此作为分析重点。作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重塑，即通过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成为重要的革命力量，农村面貌的改变是让中国得到新生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许多政治与经济实践中，真正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使中国传统以崭新的面貌再次焕发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分析中国传统，不能无视或者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如何更好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关乎未来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之成败。
中国论述方法论：注重社会经济基础，注重各朝代制度贡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鞅设计的计量工具，象征郡县制之下统一的经济管理本书的研究方法亦值得重视。一般而言，宏观地谈论中华文明或中国历史的整体脉络，很容易陷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之中，即“去历史”地摘取些许概念，将这些概念的某种意涵等同于中国历史变迁之中的基本特征，既无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又忽视了这些概念之所以能够出现并流传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如此，在论述中华文明时，极易呈现一种玄学化的特征，最终变成自说自话。
姜义华在论述中华文明的发展流变时，非常注意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角度去思考中国的疆域何以不断扩大，郡县制国家何以长期存在。他提醒人们，思考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不能忽视其经济基础，这既是中国历史的厚重遗产，又是今天思考中国现代化建设时的基本起点。
与之相似，姜义华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延续性与整体性，与中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息息相关。要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根柢，离不开对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国家的制度创建精神、制度运作逻辑与制度修复能力进行细致的剖析。
兼顾内外视角：既“知主义之可贵”，又“知民族之可爱”上个世纪出版的钱穆先生的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被人广泛阅读姜义华用了不少篇幅来分析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境遇。他强调，要全面理解何谓中国、理解中国历史的完整形态，就不能忽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挑战，以及为了振衰起微而进行的艰辛探索。那种率由旧章式的文化想象既不能真正把握何谓中国的关键要素，也不能形成具有时代感与生命力的历史论述。从历史过程来看，近代中国不但需要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维护版图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而且要通过内部的变革，形塑新的政治主体，让那些在古代的社会形态里属于失语状态的群体成为新的政治与文化形态的主要实践者。
要做到这两点，套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既要“知主义之可贵”，又要“知民族之可爱”。就此而言，既要从中国的历史流变出发认识何谓中国，又要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变局与危局有清晰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何谓中国绝非仅限于中国内部，对外部有越来越全面、冷静、客观的认识（而非把对外部的迷恋等同于对外部的认识），就越能更为饱满且自信地认识何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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