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期望：克服家庭和校园中的骄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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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威廉·戴蒙
出版社国际文化
ISBN9787512513648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31675419
上书时间202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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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戴蒙（WilliamDamon），当今世界研究人类发展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被誉为“影响世界的50位心理学家之一”，儿童心理学权威巨著《儿童心理学手册》（HandbookofChildPsychology）（四卷本）总主编，斯坦福大学教育系教授，斯坦福大学青少年中心主任，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院士。
目录
第一部分 青少年的“士气低落”
第1 章 关于未来生活的一种想象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是一名社会学家，我珍视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伟大著作为我们提供的有关人类发展的真知灼见。但是，每一个有效的见解，都伴随着很多谬论。而这些谬论又反过来引出了有关青少年本质以及如何充分发挥青少年潜力的有害结论……
荒芜的社区
回到当下
成长之难，成长之易
过往的故事
再次回到现在：青少年、科学和社会
现代的错误观念
第2 章 成长之“易”
富裕的生活和社会的进步给当今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带来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这对于无数孩子来说无疑是种好运，收回这些好运是愚蠢的。但与许多好运一样，它们也伴随着我们必须提防的风险……
时代带给成长的改变
当今孩子的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第3 章 成长之“难”
在一两代人以前，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关心的基础上的。而新的关系往往建立在工具性的目的上，而不是人际交往的目的上；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欺骗和自我保护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诚实和尊重基础上的……
青少年成长的悲剧
美国社区经济和文化的堕落
为青少年提供有益成长环境的基层组织
强大的挑战与崇高的目标
“匆忙”的年轻父母
第二部分 错误的方向
第4 章 现代错误概念之一：自我意识增强与精神堕落
现代性代表着一种共同的信念：我们可以超越自然和传统的束缚而取得进步。现代科学技术确实征服了自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社会变革在许多方面使得传统似乎变得不合时宜。然而，现代性的胜利伴随着许多牺牲，其中之一便是我们传统的社区意识……
现代性的益处与弊端
自我意识至上
切实而积极的自尊
没有什么可以信仰
被忽视的家务
培养孩子的精神信仰
第5 章 现代错误概念之二：错误的对立
在今天关于青少年的公开讨论中，最扭曲、最令人不安的是教育和育儿观念不必要的两极分化。对立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教育中，我们争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教孩子学科知识还是思维技能；我们应该让学校变得有趣还是严格；我们应该通过看字读音教学法还是整体语言教学法来教授阅读；我们应该强调品格还是成绩……
观念的两极分化/ 139
以儿童为中心的失衡/ 146
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失衡/ 162
儿童的天性/ 175
第三部分 家庭与学校的回应
第6 章 自然的美德
就在几代人之前，我们的祖母们之间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孩子们是有韧性的。”这是祖母们给自己初为人父母的孩子们提供的一点令人安慰的智慧……
关于天性的假设
适应和学习的天性
道德品行
第7 章 儿童智力和道德发展的指导框架
社会化的主要任务是将一种文化中非常宝贵的工具传授给年轻一代。这些工具包括知识、技能、习惯、态度、价值观、实践、理解能力，以及其他诸多习得性精神和行为产物……
青少年所需的指导
搭建代际之间的桥梁
建构完整儿童
品格的社会化：习惯与反思的统一
第8 章 养育方式
父母的情感压力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最良性的压力是自我诱导的压力。许多尽职尽责的父母担心让孩子感到失望，担心因为自己不够敏感或周到而伤害他们，担心没有精心保护好他们使其免受世界上的各种危险……
焦虑的父母
家庭的压力
养育的目标
管教的策略
最小充分性原则
过度的表扬
第9 章 学校教育
除了公立学校，还有什么机构可以让一个社会中的所有孩子都能上学？还有什么机构能够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培训、支持、指导以及未来成功的机会？还有什么机构可以广泛传播能够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并确保其稳定治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只有公立学校才有这种普及性……
公立学校面临的压力
良好的学校教育对每个孩子的重要性
当今公立学校的不足之处
改革我们的学校
标准与评估
课程发展方法
教育方式
第10 章 社区与青少年精神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的首要需求是一个扩大化的社区支持网络。然而，社区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因为它存在于社会机构之间的交流互动中，而非存在于机构或人身上……
至关重要却难以捉摸的社区
为未来几代人建设社区
重获社区的道德声音
社区与青少年精神
后记
我们时代的其他寓言
内容摘要
作为儿童心理学研究执牛耳者，戴蒙发现阻碍儿童道德与智力发展的问题根源——对心理学概念片面或错误的解读，以及媒体推波助澜的推广，它使孩子的发展陷入困境，同时也将文化带入到一种“士气低落”
精彩内容
第5章现代错误概念之二：错误的对立观念的两极分化在今天关于青少年的公开讨论中，最扭曲、最令人不安的是教育和育儿观念不必要的两极分化。对立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教育中，我们争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教孩子学科知识还是思维技能；我们应该让学校变得有趣还是严格；我们应该通过看字读音教学法还是整体语言教学法来教授阅读；我们应该强调品格还是成绩；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还是培养他们的反思能力。在家庭中，我们争论父母是应该强调自由还是责任，是应该强调自我表达还是管教。在社区里，一些人主张增加孩子们的权利，另一些人则主张增加孩子的责任。还有一些问题也可能会产生争议，例如我们是应该直接劝告孩子们戒掉毒品和性欲，还是否应该更详细地指导他们认识其风险。
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发生激烈的辩论，就好像所有的可替代方案都是相互排斥的，是势不两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政治领袖和民间领袖采取了过于简单化的立场，并在这些立场之间制造了巨大的鸿沟。许多人是故意这样做的，以便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把自己放在一边，把对手置于另一边。这就是现代的政治策略，即制造情感“楔子”来吸引选票。就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言，这种策略既不负责任，又不实事求是。真理总是夹在虚假的对立面之间，丧失在巨大的鸿沟之中。
育儿问题的两极分化，除了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外，还导致老年人群体陷入瘫痪，他们本应该被动员起来为年轻人提供指导的。对立思维造成的瘫痪是导致今天如此多年轻人迷失发展方向的主要原因。为了改变年轻人普遍士气低落的现象，负责任的成年人需要团结一致，而不是互不买账。
我们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品格教育倡议，这就是对立思维会造成严重恶果的一个明显例子。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就学校是否应该传授价值观或传授哪些价值观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人们已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我们需要一些教育项目向年轻人传播核心的社会价值观。1993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超过90%的美国父母同意公立学校传授这些核心价值观：道德“金规则”、道德勇气、关爱、对不同种族和民族背景的人的包容、民主和诚实。（事实上，97%的受访者支持诚实这个核心价值观；这让人不禁感到好奇剩余3%的人在想什么。）这样的共识表明了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人们应该针对这样的问题形成强有力的公共政策。然而，在1994年春天，一项支持品格教育的专题会议和某些示范性项目的温和决议，在美国国会委员会中被以23票对6票的悬殊差距彻底否决。这是美国国会近年来第7次拒绝品格教育倡议，尽管实际的情况是，正如一位孤立无援的国会支持者哀叹的那样，“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呐喊”。
原因何在呢？政客们选择了忽视人们对于向年轻人传播价值观达成的广泛共识，转而关注导致全国人民分裂的热点争议问题：堕胎、同性恋、禁欲和宗教表达，等等。正如一位记者所说：“自由主义者担心品格教育运动可能会为宗教与公共教育的融合大开方便之门……与此同时，保守派人士担心品格教育会传播政治正确和削弱父母权威。”你可能会认为，鉴于人们共同关心的青少年行为问题，双方可能会同意支持关注诚实、关爱、民主等的品格教育计划，而将其他问题留在私人领域。但是，人们在更具争议的问题上的持续对立，已经断送了人们进行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这样的瘫痪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正如一位报道品格教育困境的记者所写的那样：“华盛顿发生的争议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联邦政府插手教育的几乎每个方面，这实际上导致了多年的不和谐。”政府为解决其他严重的青少年问题如吸毒和早孕所作的努力，都因为类似的令人无奈的争吵而屡屡受挫。我们似乎宁愿互相争斗，也不愿结成统一战线，为青少年提供他们所需的指导。
为什么在面对许多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时相互对立的立场仍然存在呢？我们只能揣测。一些人指出，现代媒体的贪婪和煽情主义滋生了一种破坏性的“批判文化”。一位观察家写道：“如果公共讨论是一场论争，那么每个问题都必须有两个方面—不多也不少……批判文化的基本信念是，有反对意见才会有真相。”在青少年发展方面，这样的情况尤其成问题。虽然在民主社会中，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的确可以通过激烈的辩论得到改善，但在青少年发展问题上，太多的对立冲突只会适得其反。它侵蚀了人们一致认可的价值观。我们成年人需要凸显这些价值观，从而确保所有的孩子完成社会化过程。我们的很多社区未能为年轻人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恰恰是因为我们已无法再达成这样的共识。
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虽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对青少年的发展及其最好的促进方法争论不休，但是这样的争论并没有演变成公共领域针锋相对的政治辩论。一方面，有关人类发展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能被简化为沙文主义。教育和儿童医学方面的问题被视为技术问题，需要一定程度的专家分析。另一方面，道德问题，如儿童的品德发展，被视为私人问题，而不是公共问题。在通常情况下，这类问题都由教会和家庭来处理。在大多数社区，人们对什么最有利于儿童发展已有普遍共识。如果人们对这样的事情持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也不会公开讨论。
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公众人物在教育、“家庭价值观”和育儿方面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以期谋取自己的政治优势。人们对待青少年发展的态度已变得截然不同且两极分化，而促成这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的政治战略就是创造文化“楔子”问题，让政治候选人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例如，在1988年和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两个主要政党都有意识地将教育带入政治辩论的舞台。一些重要的公众人物就择校和学生考试分数等教育问题发表了政治演说。他们还讨论了家庭问题，比如单亲家庭的困难以及女性是否应该成为全职母亲。这些政治对手因其在育儿问题上公开发表观点而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因为这些问题曾被认为是非常私人的问题。
实施这一战略对于政治家来说是值得的，因为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概述的青少年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幸的是，这一战略在确定科学合理的育儿方式方面具有的价值与它的政治回报并不相称。事实上，正如我将要证明的那样，两极分化本身正在恶化它原本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包括现在父母的失望和年轻人的士气低落。
为了确保我们年轻人的未来，我们需要重建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青少年宪章”—即我们应该引导年轻人达成什么样的行为和目标的不成文的社会共识。弗朗西斯·扬尼（FrancesIanni）在一项针对300多个美国城镇的研究中发现，与被广泛宣传的富裕程度、种族、地理位置、家庭结构或社会地位等因素相比，“青少年宪章”可以更好地预测青少年的健康行为。
对于所有理解多重影响之源对孩子的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来说，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年轻人从他们生活中的所有人（甚至包括他们从电视广播中了解的公众人物）那里接收关于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误的信息。正如我将在第7章中所阐述的，多重信息来源协同发挥作用，引导孩子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当这些信息相互冲突时，它们就会失去一致性。这可能是年轻人在生活中感到困惑和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两极分化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有害影响。它过分简化了针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可替代解决方案，并将这些解决方案相互隔离开来。结果，没有任何一种解决方案足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犯罪和暴力、年轻人令人不安的冷漠、低成就、自我中心、有可能吞没整整一代人的士气低落浪潮，这些都是错综复杂的、多种因素导致的问题，任何简单的解决办法都无济于事。要打赢这场硬仗就需要集思广益，就需要我们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没有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足以解决问题，特别是当这个解决方案的提出是为了一个间接的目的—彰显一个非常明显和容易理解的政治立场的时候。
在本章中，我谈到了一些错误的对立，它们源于并反过来助长了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过度政治化的公开讨论。我在本章中的中心思想是：我们的对立心态让我们对更微妙和更复杂的真相视而不见，而如果我们要给儿童提供适当的指导，我们就必须掌握这些真相。除非我们越过这些错误的对立，认清儿童的天性和他们的发展需要，否则我们只会让年轻人沉沦在他们的冷漠和愤世嫉俗中。
许多错误的对立源于对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正确关系的不同看法。这里最根本的两极是“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倾向。这种两极分化导致了人们在诸多问题上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例如孩子们的教育需求、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以及父母的管教等。我认为，这种两极分化创造了两种失衡的立场—以儿童为中心的立场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立场—以及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极端的、非理性的摇摆。这种两极分化还催生了一系列关于孩子天性的错误对立。这里的争议在于：孩子们的能力有多强绝接受它的结果。支持这项研究的数据被证明并不牢靠，而解释数据的过程也被证明不合理。在顶尖的育儿科学期刊、图书以及被广泛传阅的文章中，对母婴纽带概念的批判性评论随处可见。尽管如此，等到艾尔1992年发表论文时，她发现母婴纽带的概念仍然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以至于她认为它“不可能”被抛弃。
除了向收养孩子的父母—他们不确定自己收养的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是否与其亲生母亲建立了母婴纽带—传递了令人不安的信息，这个看似温和的概念还会有什么害处呢？当然，父母在任何时候抱着自己的孩子都没有什么错，包括在刚出生后。事实上，反对父母与孩子的任何身体接触是错误的。我反对母婴纽带的概念不是想要这样做，也永远不应该被这样理解。这个概念的危害仅仅在于，它制造了一个妄想的烟幕。就像所有掩盖真相的夸张说法和歪曲变形一样，虚假的观念会让我们远离有价值的努力，做很多无用功。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个概念最终玷污了与之有松散和错误联系的有价值的观念。
对母婴纽带的关注让人们忽视了幼儿真正的基本需求：保持至少一种安全的、有利于成长的关系。在心理学著作中，这种重要的关系被称为“依恋关系”，其理论研究比当今的母婴纽带热潮更严肃、更坚实。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著名的“依恋”关系研究传统及其难得的对照顾者和儿童之间持续、长久关系的强调，已经被远不可信的母婴纽带概念所导致的争议不公平地破坏了。
奠定孩子发展基础的关系，远非在孩子出生后的所谓“关键”时期进行的身体接触。事实上，它们甚至不依赖于孩子与其亲生母亲亲密接触的“特定”时刻。相反，孩子的关系需求是“非特定”的。这是我们人类物种具有韧性的众多表现之一。各种各样的监护人都能与儿童进行高质量的互动，为他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的互动和交流的环境。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连幼儿之间也能够彼此提供足够的关系刺激，促进彼此的健康发展。关键的一点是，儿童需要获得他们能够从中受益的、长久依赖的关系。产房里的拥抱不是孩子发展的灵丹妙药。
一种类似的简单化的思想给有关产后上班的讨论蒙上了一层阴影。佩内洛普·利奇（PenelopeLeach）、布拉塞尔顿和其他人表达了对母亲“放弃”年幼婴儿重返工作岗位的担忧。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与其母亲的全天候亲密接触—用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话来说，这正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幼儿就会受到伤害。
事实上，因为产后上班和儿童保育对公共政策的重要影响，人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从研究中得知，只要幼儿生活在一个有教养、易沟通的环境中，只要他们在晚上和周末有一个稳定的家可以回去，他们就不会因为白天与父母分开而受到伤害。孩子们与父母和监护人—以及与他们生活中的其他人—的关系“质量”，比他们与任何一个人包括他们的亲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短都要重要得多。然而，人们对于许多母亲想要认真工作的愿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剥夺母爱”被认为是当今年轻人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布拉塞尔顿博士发表的以下言论让全职母亲产生了负疚感，他认为母亲们的“真正问题”是“何时重返工作岗位而不危及孩子们的发展”：尽管经济和工作需要可能很紧迫，但是这些女性在做出决定时不能忽视她们作为母亲的新角色。婴儿的需要和母亲想要好好养育孩子的渴望，对她们重返工作岗位的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否认心里感到不安是为了抵御放弃婴儿的痛苦。
对于母亲，以及所有的父母和公民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如何向他们传授基本的美德，比如能力、良好的价值观、个人和社会的责任、维持关系的能力，以及相信超越自我的东西的愿望。责怪全职母亲，让她们对剥夺母爱的错误想法感到极度内疚，这对于完成这个重要使命毫无裨益。母亲在身边，这是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很看重的，但这只是孩子品格发展的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把它剥离出来，作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答案”，只会让我们把注意力从有效的和负责任的育儿基本要素上挪开。
除了爱和关怀，这些基本要素还包括管教。可悲的在于，或许可以预见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家庭管教已经成为一个激烈争议的话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常识问题。就像对待母婴纽带的问题一样，我们对儿童管教的公开讨论也是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而且过于简单化。同样对立的思想，充斥着极端和夸张的立场，支配着人们的争论。与此同时，我们在理解家庭管教方面也失去了平衡，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稳定、一致的行为指导。
因此，家庭管教成了令人烦恼的两难选择，而不是父母自然而然就能学会的艺术。事实上，它已经成了一门失落的艺术。不守规矩、对人不敬和难以管教的孩子们的故事，主导着世界各地成年人的谈话。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各个家庭的意见并不统一。
几乎每一天，我们的报纸咨询栏目都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摘自一向坚守道德原则的“礼貌小姐”（MissManners）专栏：两组孩子，他们是堂兄弟姐妹，在一个假日一起坐下来吃晚餐。一组孩子表现得相当不错，另一组孩则随意离席、嘲笑其他孩子太听从父母的话、打断别人的话并抱怨食物太差和述说自己偏爱的食物，以及用沉默回应成年人的关注。因此，一组孩子的父母向另一组孩子的父母发出抱怨之声就不足为奇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哪组孩子的父母在抱怨。那些调皮捣乱的孩子的父母提醒另一组孩子的父母说，他们在残酷地压制自己的孩子，扼杀他们的自发行为，等等。经验丰富的“礼貌小姐”声称，这样的反转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但是她承认，当她听到“这种反常言论的倾听者却听得很认真，并花了一些时间扪心自问，他们是否真的在伤害自己的孩子”时，她感到“目瞪口呆”。
如果有强大的文化支持他们迎接其他父母向其提出的挑战，那么这些乖孩子的父母是不可能这样自我怀疑的。这样的嘲弄不仅反映了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观念，即严格的父母管教可能会抑制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而且反映了整个文化对管教的普遍不安全感。父母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管教孩子、是否应该管教孩子，以及他们管教或不管教的后果如何。他们为适当的管教方法而担忧和争论，整个文化共识的缺乏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但是，有个一致的共识却加剧了他们的焦虑感，尽管这种概念是错误的：父母的行为本身是塑造孩子品格的唯一力量。这种不安全感、焦虑和错误概念的模糊组合让许多人在育儿方面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短期的危机管理取代了坚定的、可预测的管教措施。不用多久，极端的解决方案就开始生根发芽并蓬勃发展。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近些年出现了一批育儿图书，它们非常积极地倡导将体罚作为管教孩子的必要手段。这些作者认为，如果孩子表现出不服从和不尊重成年人权威的迹象，他们就必须被打到屈服为止。
当然，人们绝对有权利信奉他们自己的宗教观点，并且事实上，其中许多人提出的管教方法是可控制的、相对非暴力的。例如，在书中提出了关于“如何打屁股”的建议。这条建议在一开始就提出一条禁令，即打屁股“不应在愤怒中进行，也不应以报复孩子的态度进行”。他告诫父母不要打孩子屁股以外的其他任何部位，还详细描述了避免给孩子的屁股造成任何永久性伤害的方法。他建议父母用祈祷、爱和宽恕来缓和打孩子屁股的行为，以及“合理调整对孩子们的期望”。
不幸的是，一些声称从这些图书中获得灵感的父母，实际上并不像书中建议的那样温和或谨慎。菲利普·格雷文（PhilipGreven）记录了许多令人震惊的暴打儿童的案例，一些派别的成员通过教义为这些行为进行了辩护。一些人连续殴打孩子们几个小时，直到把他们打得奄奄一息，因为他们相信必须打破孩子们的“意志”才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惩罚不仅十分严厉，而且完全超出了孩子们的理解能力，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受这么重的惩罚。通常来说，孩子太小无法明白自己的行为与自己遭受的暴打之间有何联系。格雷文在下面引用了一篇令人不寒而栗的新闻报道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报道中，一个小女孩被一名男子暴打了4个小时：……那个穿着尿布的小女孩不服管教。她一直哭个不停，而（他）一直打个不停，试图让她停止哭泣。“我不确定自己做得对不对。”他回忆道，“所以我不停地打电话给(一位教会成员)。我说，‘她老是哭个不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告诉我：‘你就打她屁股，直到打得皮开肉绽。’”这些体罚是以成年人为中心的非常可怕的极端例子，它们表明成年人很少承认孩子的想法或关心孩子的感受。这些体罚的唯一结果可能是让孩子受伤和感到困惑。由于与儿童的视角缺乏任何有意义的联系，这种严厉的体罚不可能完成它们公开宣扬的使命：引导儿童接纳成年人设定的社会化行为。正如我将在第三部分中讨论的那样，为了实现这一点，成年人在与儿童的互动中必须清楚地传达儿童健康成长所需的信息。管教是这种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必须是理性的，而且必须对孩子有意义。与过度的体罚相比，冷静的管教方式（如让孩子们回自己房间待着，或暂时剥夺孩子们的一些特权）更容易实现清晰的沟通。
尽管如此，我们也很有必要避免对那些既不残忍也不暴力的常见管教方式形成刻板印象，无论是否出于宗教目的。格雷文和其他记录体罚案例的人几乎没有区分真正的虐待孩子的行为和轻轻打屁股的行为。他们都是粗略地描述。超过90%的美国父母在某些场合对孩子们使用过某种形式的体罚。这不是我所提倡的管教方式。我们总会有更睿智、更安全、更有效的管教手段，比如收回特权。但是，把这些父母与真正的虐待狂混为一谈，让他们感到无地自容，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宽泛的刻板印象只会助长两极分化，进而分裂我们的社会，削弱人们的团结意识，而团结意识会创造一种文化所需的青少年宪章。
正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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