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上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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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保罗·肯尼迪|译者: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08637792
出版时间2013-01
装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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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9元
货号2439135
上书时间202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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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保罗·肯尼迪编著的这本《大国的兴衰(上)：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1500年以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兴衰，以及在兴衰过程中，对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读者更愿意关注的19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各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本书也分析比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外之间的关系，背后涉及到的相关国家的深层次关系和问题。书中提出的一些数字资料，还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评价，对我国读者而言，可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会接触到传统史学书籍中不曾有过的资料和观点。通过本书，读者会对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国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纪初英法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作者简介
保罗·肯尼迪(1945—)，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目录
推荐序 兴衰的秘密／许知远
前言
第一篇 前工业社会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明代中国
伊斯兰世界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欧洲的奇迹”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519-1659)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实力与弱点
国际较量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第三章 金融·地理·战争(1660-1815)
金融革命
地缘政治
赢得战争(1660-1763)
赢得战争(1763-1815)
第二篇 工业时代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15-1885)
欧洲之外
英国充当霸主？
“中等强国”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内战与美国
德国的统一
结论
第五章 “中等强国”的危机(1885-1918)
世界均势的变动
大国的地位(1885-1914)
联盟与战争趋势(1890-1914)
总体战(1914-1918)
内容摘要
《大国的兴衰》共分上下两册，对公元1500年以后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内容涉及了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诸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军事等国力对比不断变化趋势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大国的兴衰》的重点仍未脱离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他通过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影响。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不光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能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这种写法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大国的兴衰》具备了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富含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因此《大国的兴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书是《大国的兴衰(上)：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重点论述了公元1500前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主要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
《大国的兴衰(上)：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
精彩内容
第一章西方的兴起16世纪初叶，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地球上其余大部分的地区。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认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象，还是相当准确的。
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比其实力更加醒目。首先，欧洲既不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
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豪。其次，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这之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象。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军队
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影响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前(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
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的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相较，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
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则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
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明代中国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口)，灿烂的文化，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
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了下来。
对于接受教育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在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大量书籍随后出现。商业和工业受到运河开凿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
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制组建他自己的备有抛射器的大规模战船序列。14世纪初叶，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斯里兰卡)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明朝政府。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押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为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2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远航，3年以后皇帝一纸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道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合情理的战略原因。大明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它仍未重新考虑这个似乎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它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3。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被完全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儒家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重视。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
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程度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而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修了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被容许西方城市
所享有的自治，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因为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无法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
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仍然存在。
结果，中国明朝时期与400年前的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只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清朝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中国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鼓风炉的规模在征服者威廉于黑斯廷斯登陆4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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