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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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本朝
出版社九州
ISBN9787522514802
出版时间2023-12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31993770
上书时间2024-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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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本朝，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回到语言：重读经典》等10余种。
目录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制度与中国现代文学
一、文学的制度化形态
二、文学制度的现代性
三、作为方法的文学制度
第二章 文学制度的社会背景
一、都市的崛起与报刊出版
二、现代大学与知识分子群体
三、稿酬版税制度的建立
第三章 文学制度的历史进程
一、从晚清到五四文学制度的形成
二、20世纪30年代文学制度的发展
三、20世纪40年代文学制度的分化
第四章 文学社团与组织制度
一、文学社团：理念与势力
二、社团崛起：文学与社会
三、作家与社团的分分合合
第五章 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
一、文学批评与文学意义
二、文学论争与文学秩序
三、文学批评家与作家作品
第六章 文学报刊出版与传播制度
一、报刊与中国现代文学
二、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
三、一个杂志与两个作家
第七章 文学编辑审查与奖励
一、文学的编辑功能
二、文学的审查制度
三、文学的奖励机制
第八章 文学读者的接受与反应
一、从作家本位到读者本位
二、青年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
三、社会市民与中国现代文学
第九章 文学制度与白话文变革
一、白话文变革的社会背景
二、文白之争与白话文的确立
三、报刊出版与白话文的播散
四、读者接受与白话文的影响
第十章 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
一、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
二、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
三、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论战
第十一章 文学制度与左翼文学生产
一、人性之争与文学阶级观念
二、报刊出版与左翼文学生产
三、文艺组织化与左翼文学运动
第十二章 鲁迅与新文学社团的离合
一、社团之中：寻找同道
二、社团之争：置身事外
三、社团之外：进退自如
第十三章 沈从文与文学制度的重建
一、新文学运动的重造
二、文学社团与刊物重建
三、作家身份与读者意识
第十四章 文学制度与现代散文
一、报刊出版与现代散文
二、文学社团与现代散文
三、文学论争与现代散文
参考文献
后 记
“增订本”后记
内容摘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丛书之一。
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率先提出“文学制度”命题，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曾获重庆市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遴选为精品著作。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对原著进行全面的修改和增订，丰富、深化了原著内容。增订本全书14章，从整体性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社会历史的制约与互动关系，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生成背景、历史构成及其现代意义，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生产方式，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文学审查及奖励的规约机制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制度形式，实现中国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合谋互动，确立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机制，使文学与社会、文学内部和外部要素之间实现有效的运作，新文学审美意识及文体形式亦被现代社会所接纳，推动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变，充分获取文学现代性的价值意义。
主编推荐
1. 以翔实的一手史料，客观分析、理性对待现代文学独特的制度与现象，充分挖掘其价值和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扛鼎之作。
2．对原著全面增删修改，增订10多万字，体系完备，材料充分，分析丝丝入扣，结论鞭辟入里，读来畅快。
精彩内容
沈从文虽自称是乡下人，但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也与文学制度生产密切相关。没有现代文学制度也就没有沈从文。当然，沈从文也超越了现代文学制度，他既在文学制度之中，又在文学制度之外，他比许多人要清醒得多。沈从文与现代文学制度的关系，是承受与反思、参与和批判的关系。有关沈从文如何在文学制度中成为新文学名家，创造出不少新文学经典，在此不作过多讨论。我想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已经在文学制度中得到认同和成功了的沈从文，如何看待文学制度，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刊物、文学作家和读者关系所提出的重造和重建性反思，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合理性与有限性。
一、新文学运动的重造当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沈从文还在湘西的山山水水间奔走，在文学运动退潮之后，他即进入由文学运动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场域，拿起笔来尝试着写作，在新文学刊物上纷纷发表作品，并逐渐得到文学界的认同。后来，他又进入新文化的另一场域——在大学教书，于是，写作、编刊、教书成了沈从文参与的主要文学活动。就他个人而言，他并不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只是独立的文学个体，可谓文坛边缘人，但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了如指掌，有着执着的思考和呼吁，体现出过来人和旁观者的清醒判断。他曾经这样描述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变化，说“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同上海商业结了缘，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民国十八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若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实在值得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远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傅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作品成为商品之一种，用同一意义分布，投资者当然即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以为意”。他对新文学运动转向政治和商业，都持否定态度。后来，他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意见，且将新文学转向商品和政治看作文学“堕落”的体现，说它在写作态度上，“从无报偿的玩票身份，转而为职业和事业，自然也不能再保持那点原来的诚实。几个业有成就的作者，在新的环境中，不习惯于‘商业竞买’‘政治争宠’方式的，不能不搁笔”。文学转向商业化和政治化，被沈从文作为新文学运动转向的标志。
在沈从文看来，“文运与上海商场和各地官场有了因缘，作家忽然多起来了，书店多起来了，社团多起来了，争夺也多起来了。一切都好像在发展，在膨胀，只是那点五四运动，却在慢慢的萎缩，从作者与读者两方面萎缩，末后只剩余一个零”。构成文学制度的相关作家、书店、社团、论战虽然多起来了，但文学作品却变得萎缩、凋零得很，因为“文学运动也就在商人、作家、票友、贩子、革命者、投机者以及打哈哈者共同支撑下，发展成像如今情形”。文学与商场和官场走在一起，商场的主人是商人，追逐的是金钱利益，文学被利益化和商品化，文学出版与发行所考虑的都是经济利益，是为了满足商场的需求，满足社会大众的趣味，而不完全是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本身。
实际上，这种情形自晚清以来早已存在，还非常普遍，而沈从文自己也是依靠文学市场而成长起来的，依靠卖文为生而得以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他迫于生计，或为了养活家人，甚至以自残方式写作，损坏了身体，而出现吐血的情形。他在完成《柏子》后写道：“在北平汉园公寓作成，时年民国十六年。写成后同《雨后》先后寄交上海《小说月报》，编者叶绍钧，即为用甲辰署名发表。两篇似乎皆为一下午写成，写时非常顺利。写成后拿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对到正吐过一口血，想把血用什么东西去遮掩的母亲行为，十分难受，就装着快乐的神气说:‘今天不坏，我做了一篇文章，他们至少应送我十块钱!’到后当真就得了十块钱。”如《某夫妇》：“在上海萨坡赛路写成，发表于《中央日报》之《红与黑》周刊，得七块钱稿费。”他因赶着写作而常流鼻血，也多次向友人报告病情，还想到了死，“我流鼻血太多，身体不成样子，对于生活，总觉得勉强在支持。我常常总想就是那样死了也好，实在说我并不发现我活的意义”。“几天来一连流了两次鼻血，心中惨得很，心想若是方便，就死了也好。事情也不愿意作了，但仍然每天作事情。”“打针失效，吃药不灵，昨天来流了三回，非常吓人，正像喷出。”他自己解释原因，“为什么缘故血又流了？是因为做文章，两天写了些小说，不歇息，疲倦到无法支持，所以倒了。在上海的几年时间里，沈从文像现代机器一样疯狂地创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
沈从文深受文学商业化之苦，但又不得不如此，因为他要依靠文学创作来生活。这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制度背景下，文学创作不同于古代的地方，《晨报副镌》曾有文章比较古今读书人写作的区别，“古人著书为传世，今人著书为卖钱”。当然，文学市场化，自然会影响到新文学的发展。对此，沈从文深有体会，“年来的商人，对于新诗的不尊敬处，反映出读者对于新诗的缺少兴味，略举小例：《梦家的诗》，是由自己花钱印行才可出版的。邵冠华的诗也是自己花钱印行。《君山》作者想把《君山》版权卖去，一时就无一个商人愿意承受。我为许多朋友，把诗集送到各处书店去问过，告他这诗白给书店印行也可以，书店主人似乎很聪明的打算了一下，结果还是奉还”。为什么书店不印行诗集？主要是读者太少，不挣钱，因为“经营出版事业的，全是在赚钱上巧于打算的人。一本书影响大小估价好坏，商人看来全在销行的意义上”。“并且还有这样的一种事实，便是从十三年后，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影响创作方向与创作态度非常之大。从这混淆的结果上来看，创作的精神，是完全堕落了的。”反过来，符合大众趣味的，就成了流行文学，“现在说礼拜六派，大家所得的概念是暧昧的，不会比属于政治趣味的改组派，以及其他什么派为容易明白。或者说这是盘踞在上海各报纸附张上作文的一般作品而言，或者说像现在小报的趣味，或者……其实，礼拜六派所造成的趣味，是并不比某一种新文化运动者所造成的趣味为两样的。当年的礼拜六派，是大众的趣味所在的制造者。”文学的制度化生产，自有其利和弊。
并且，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生产与五四文学生产也有分别，沈从文将分界线划在了北伐时期，包括文学报刊的衰落、职业作家的出现：“北伐成功却使副刊衰落，结束了它的全盛时代。原因是新的‘马上治天下’意识抬头，思想运动中缺少对于这个不祥之物的否定性，欲补救已来不及。商业资本复起始看中了文学，在一个不健全制度下形成一个新出版业。作家与商业结合，产生了一批职业作家。作家与政治结合，产生了个政治文学。经营文学运动，为办杂志和死丧庆吊的集会，两者所作成的新的变化，即共同结束了副刊的生命。表面上即存在，也失去了本来的重要作用。何况事实上副刊由不足重视已慢慢消失。”北伐战争是一场国民革命，它制造了另一种革命文学，却被沈从文看作新文学生产方式的临界点。
这个时候的沈从文在上海，成了职业作家。他以每册100元价格将小说出售给上海街头小书店。仅在1928—1929年间，他的作品就遍布了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现代、新月、光华、北新、人间、春潮、中、华光、神州国光等书店都出版了他的作品集。1930年，沈从文以自己九妹的口吻所写《我的二哥》一文提到，到1929年底，沈从文创作了单独印行的作品“约计有三十七种，其中有十六种尚未出版”。对27岁的沈从文来说，这么大的创作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收到了“天才”“名家”等称号，却自称“文丐”。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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