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

序言一

 

张世英

大约是九岁到十二三岁时，父亲教我临帖习字，我一拿起笔来，父亲就站在一旁，说我这不是，那不是：不是腰未挺直，就是笔未竖正。我心情紧张，习字多年，字从来写得不好。

1938年秋，武汉沦陷，我离开家乡和父亲，直至2011年，我年届九旬，七十余年之久，除了应邀为某些报刊杂志题字外，极少有机会拿起过毛笔，先前是用钢笔，近几十年来都是用圆珠笔，一支破旧毛笔老是塞在抽屉的杂物堆里，书房里已很难找到一张用毛笔写字的纸张。

大约从九十一岁起，我开始有精力不济之感，脑子里的哲学和人生问题却还是连连不断，但要想写成一篇学术性的研究论文，那真是只有“力不从心”四字*能形容我的心境。有一天，枯坐终日，突发奇想：练练毛笔字吧。奇怪，手有些发颤，字却还显得有点功力！于是自我得意了一番。两个儿子看后说：“爸的毛笔字还不错嘛，练吧。”就这样，我又回到童年，习起字来了。没有父亲的严厉管束，我这才体会到了书法中的自由之境。
 我小时临摹的字帖，主要是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文》。这次翻箱倒柜，又找出了几十年前的这个旧本，幸未缺损一字，而且父亲的藏书图章还清晰可见，我视之为传家珍宝。开始一两个月，我真像幼儿习字一样，一笔一画地用心临摹，越写得像，我越觉得好。有一次，我有点感到不耐烦，太不自由，便甩开字帖，随意画了几笔，一看，跃然纸上，生动活泼；对比之下，原来那些一笔不苟地临摹的字便显得实在太死板。这突然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的一句话：“习字要讲究神似，不能貌合而神离。”原来我死死板板地临摹，就会犯貌合而神离的毛病。两个儿子也曾提醒我：“爸索性放开来写，反而更好。”不过我还是牢记一句老话：先要下死功夫打基础，然后才能创新。学术研究如此，书法亦然。我现在大多不再一笔一画地临帖，而是花更多的时间读帖，拿着字帖反复地看，细细体味其笔姿和意态，吸收其神韵，转化为自己胸中的“成竹”，等到拿起笔来，却根本不看字帖，挥毫自如，达到一种潇洒自由的境界。我现在深深体会到，写字要写出自己的字体，就像写文章要写出自己的思想风格一样。书法和文章都是一个人的灵魂的直接体现。

近三四年来，我写了几十幅条幅，还在客厅里挂了一幅，自我欣赏。有几位朋友来我家做客，居然称赞一番，向我索字，我更加得意，天天磨墨练笔。起先都是学一般书法家写四书五经名言或唐诗宋词，有一天我无意中写了一句黑格尔的名言，没过多久，友人陈越光先生看到了，竟大加赞赏，认为很有特点，要我给他写一条黑格尔名言的条幅，我不胜惊喜，于是我开始以中国书法写西方名人名言的条幅，另有一两位朋友也赞赏我的这一“创新”。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心想：干脆编一本中西名哲名言，写成书法出版吧。几个子女都爱好文学，极力鼓励我，并在生活上照顾我，支持我。就这样完成了这本集子的编写。

中西名哲名言，浩如烟海，我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思想倾向和爱好来编选的，客观性不够和挂一漏万之弊，显而易见，尚希读者鉴谅。

我原来没有想到要给每条名言做注释，是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在看了我的书法原稿后，建议我逐条注释，以扩大读者面，并建议注释的文字内容要体现我个人的哲学思想和风格。我有感于叶朗先生的高见和盛情厚意，便欣然接受了他的这项建议。我选择的中西古典名言共一百五十余条，我深知这项工程需要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广泛翻阅古籍的繁杂工作，而我年老力衰，特别是记忆力减退，实在力不从心，便找了我二三十年前的博士生、西方哲学史家李超杰先生来担此重任。他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日夜兼程以进，终于完成了这六七万字的注释；他写作时所遵循的“三性”——准确性、学术性、通俗性，尤令我感佩。
 我还要衷心感谢文艺理论家顾春芳女士，承她的厚爱，主动给我介绍出版社，否则，我还真不知像这样的集子该向何处投稿哩！

译林出版社编辑和设计师刘晓翔工作室做了特别精心的编制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2017年10月

于北京北郊静林湾

 序言二

 李超杰

我是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接受为张先生新作《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做注的任务的。兴奋，是因为有此难得的机会，跟随张先生重走中西方哲学之路，重温那些脍炙人口的古典哲理名句；忐忑，是因为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有相当难度与挑战的工作。张先生对我说：“这项注释工程需要水平和耐心。”我自知“水平”不济，但自信“耐心”有余，且不乏“爱智”的“好奇之心”，于是，“冒险”领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工程伊始，我为自己立了三条原则：准确性、学术性和通俗性。我所说的“准确性”指的不是“领会”作者或作品的“原义”，而是指：对任何一句名言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都要有“文本”依据。我心目中的“准确性”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对这些古典名句的“理解”和“解释”要尽可能体现张先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张先生对这些古典名句的“选择”绝不是偶然的和随意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些名句构成了张先生自己的“中西方哲学史大纲”。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不仅查阅了相关中西哲学名著，而且重读了《张世英文集》的相关内容，有些注释直接采用了张先生的研究成果。

该书所辑哲理名句多出自中西方“大哲学家”，它们不仅是这些哲学家个人思想的精华，而且是各自“时代精神”的精华。为了在“方寸之间”追求注释的“学术性”，我“希望”自己的“格局”要尽可能地“大”，“视野”要尽可能地“宽”。我的理想是：每个文本不仅在哲学家的整体思想中得以把握，而且在中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得以审视。这样，人们看到的这些哲理名句就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有内在关联的。通过阅读这些名句及其注释，人们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个“知识点”，而且是中西方哲学的“线索”和“精神”。

不可否认，自产生之日起，哲学就是一门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术活动，它所涉及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乃至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都是高深的和晦涩的，就此而言，哲学注定是“阳春白雪”。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哲学不应脱离日常生活。虽然哲学只是少数人的事业，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却属于每一个寻求精神家园的普通人，就此而言，哲学并不拒斥“下里巴人”。基于这种考虑，我尽量使我的注释通俗易懂，以期更加广泛的读者能够理解和欣赏这些哲理名句，进而领略中西方哲学的无穷魅力。我的追求是：尽量让西方哲学家“说中国话”，让古典哲学“走进当下的生活”。
 此项注释工作是在张先生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先生不仅对一些注释提出了修改意见，而且亲自撰写了几条，成为整个注释工作的“范本”。鉴于本书所辑名句横跨中西，贯通古今，每条注释又要限制在三四百字之内，注者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尽管注者尽了*努力，注释一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2017年10月

于徜徉集

本书由中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世英先生甄选中西哲学史上数十位哲学家的百余条哲理名句，并亲自进行书法撰写；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超杰进行注释。本书所选名句来源广博，皆为哲学界著名哲学家的经典名言，突出了中西方哲学思想的精髓；李超杰的注释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名言的出处与背景。本书*后展示了张世英先生自己的哲学理解，集中体现了其数十年哲学研究的感悟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