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对正义者同盟进行根本改造的基础上建立。正义者同盟是19世纪30年代成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革命组织，1847年初，正义者同盟派约瑟夫·莫尔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决定按他们的主张改组同盟。在伦敦秘密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
《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对正义者同盟进行根本改造的基础上建立。正义者同盟是19世纪30年代成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革命组织，1847年初，正义者同盟派约瑟夫·莫尔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决定按他们的主张改组同盟。在伦敦秘密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
￥ 39 八五品
库存3件
江苏徐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苏） 米·伊·米哈伊洛夫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1976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4-11-17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五品
- 商品描述
-
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对正义者同盟进行根本改造的基础上建立。正义者同盟是19世纪30年代成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革命组织，1847年初，正义者同盟派约瑟夫·莫尔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决定按他们的主张改组同盟。
1847年6月2日~9日在伦敦秘密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章程，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
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章程，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至第210页 （有删减）
1836年，从德国流亡者于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同盟”中分出了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
原先那个只剩下雅科布·费奈迭这类最不活动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沉寂了：当警察在1840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相反，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受巴贝夫主义影响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
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决不排除准备适当时机在德国举行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它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1839年5月12日举行了起义；同盟各支部都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败。
······
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的自由便利了他们。早在1840年2月7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就已经成立，它还存在着。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员的地方；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
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当时尚称为“秘所”。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都采用了。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同盟盟员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了它们。
凡是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协会等团体。联系主要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这些盟员在必要时也担任特使。
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给了同盟很大帮助，这些政府把它们看不惯的工人——十有九个是同盟盟员——全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了特使。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等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体系的坚强组织。
······
在德国也有了许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暂的性质；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后（1846年底）才在柏林（门特尔）和马格德堡（贝克）发现了同盟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
在巴黎，1840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
同盟骨干是裁缝。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1847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两个支部成员主要是裁缝，有一个支部成员主要是家具工人。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同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那些民族的会员，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阿尔萨斯人。······
通过流亡在伦敦的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战友，同盟和法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激进派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波兰的正式流亡者，也和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说是盟友，不如说是敌人。英国的宪章派，由于他们的运动的性质仅限于英国，被看作不革命的而受到漠视。同盟的伦敦领导者们只是后来通过我才同他们建立了联系。
此外，随着一桩桩事变的发生，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的目光仍然盯着巴黎，把它看作革命策源地——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已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
人们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这些德国工人负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们拥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5月12日的经验表明，盲动的企图已经应该放弃。
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把每个事变解释为风暴来临的预兆，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谋性的章程，那么，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见，他们的见解已经开始同那些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源于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说，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
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师傅。通过把裁缝手工业变成听命于大资本家的大规模的家庭工业，从而对裁缝业即所谓的服装业实行剥削，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
这些手工业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刚刚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并且能够组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
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和“正义”暂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形成了。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
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
但是，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已经被看作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作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始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的编辑，我是该报的撰稿人。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马克思是民主协会副主席），以及《改革报》（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消息）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们同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们当然是知道的；1843年沙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
后来，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轻的帮工裁缝了，他对自己的才能感到惊讶，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的优势而受忌妒者迫害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暗敌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个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合不来。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预言家的使命。
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朴素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尔布雷希特这种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种诈取钱财的骗人预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这种通过克利盖和阅读有关著作而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过去的理论观念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使伦敦的盟员认识到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
一句话，1847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确信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时代和目的的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
至于说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的的组织，至于说这个组织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使在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对此我们没有怀疑过。而同盟就正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把比较靠近我们的朋友组成一个同盟支部，而我则经常到巴黎的三个支部去。
1847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