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收录作者1979年至1987年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12篇论文和讲稿。由于有在故宫业务部工作的经历,他早年的几篇文章涉及玉器、青铜器、度量衡器等研究,显示出对古代器物强烈的兴趣。对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器物的形式分析虽然还比较简单,但已由博物馆藏品研究发展到对于考古材料的关注。《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2—3世纪)》一文,对有关母题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细密分析,成为后来学者们研究这个课题必读的一篇文章;他对于四川汉代石棺空间结构与题材关系的分析,可以看作《武梁祠》的预演;《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表现出他对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兴趣。在对马王堆汉墓的解读中,“原境”已不仅意味着一种物质性的结构关系,还包括丧葬礼仪以及观念的语境,而“礼仪中的美术”(art in ritual context)这个概念也从中产生了 第二卷,收录作者1988年至1994年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15篇论文和讲稿,涉及城市、礼器、墓葬、宗教、地域美术等诸多方面,力求突破既有的研究范畴,在方法和理论上寻求创新,其目的不在于再造一种与西方传统历史写作形式相类似的单线的历史,而在于多角度地展现中国艺术的丰富、复杂与变化。在对马王堆汉墓的解读中,“原境”已不仅意味着一种物质性的结构关系,还包括丧葬礼仪以及观念的语境,而“礼仪中的美术”(art in ritual context)这个概念也从中产生;《何为变相?》这篇长文则将上述概念结合起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敦煌。《五岳的冲突》观照由自然地理到文化景观的概念转换与实践。这类文章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具体的解释,而在于体现出作者对于进一步拓展中国美术史研究视野的努力。 第三卷收录作者1995年至1998年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15篇论文和讲稿。这一阶段的研究仍聚焦于墓葬、佛教、肖像艺术等主题,持续探讨图像内容与空间、媒材的关系。其中《清帝的假面舞会》《屏风入画》《陈规再造》等一系列论文,围绕清宫旧藏文物和中国古代艺术审美传统展开,选择了雍正乾隆变装画像、十二美人图、屏风文化等精巧的切入点,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引人入胜的同时,进一步发展阐释了“图像”与“原境”互动的美术史观,是为后来《重屏》等专着的雏形与先声。 第四卷收录作者1999年至2003年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15篇论文和讲稿。这一阶段的研究一方面继续关注方法论,如《汉画读法》解读武梁祠画像的思想和语言系统,《战国城市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探讨城市物质形式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无形之神》《说“拓片”》《时间的纪念碑》等一系列论文,选择了道教对老子的表现、碑刻拓片、钟鼓楼等精巧的切入点,深化阐释古代艺术与视觉文化的物质性、历史性、时空观,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兼具学术思辨和可读性。
前言/序言 总序 阅读巫鸿 郑 岩 2016年6月,作为“OCAT 年度讲座项目”,巫鸿教授在北京做了三次讲座。佳作书局(Paragon Book Gallery)借机在会场举办了题为“从武梁祠出发——巫鸿著作展”的书展。展览收集了巫先生中英文专著数十本,纷然胪列,整整铺满了七张桌子,但实际上仍有遗漏。巫先生的著述总量大,涵盖范围广,从史前一直延续到中国当代实验艺术。这套文集只是较为全面地汇集了他已有的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的论文和讲话稿,并不包括近代至当代的部分。这样选择,所设定的主要读者是兴趣集中于古代美术的朋友们。 与以往按照主题所编的几个集子不同,这套文集大致是按照文稿写作或发表的先后次序编排的,类似于编年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种“个人的学术史”。由于作者往往长期关注同一批材料或同一个问题的研究,故有些讨论前后或有所重叠和交叉,有的文章后来发展为专书或专书中的章节。文集中删除了重复较多的篇目,重复较少的则予以保留,以便读者从中看到作者思维发展的脉络。这些文章的原稿一小部分为中文,更多的是英文写作。自十多年前开始,许多学者参与了翻译工作,最新的一些则多是包括我的几位研究生在内的一些年轻朋友的译笔。巫先生亲自校读了绝大部分译文。特此向各位译者及巫先生表示 感谢! 巫鸿先生关于古代美术研究的专著大多已有中文单行本,不包括在这套文集中。为便于与这些文章对照阅读,我将书名列举如下: 1.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 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文丹译,黄小峰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美术史十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5. The Art of the Yellow Spring : Rethinking East Asian Tomb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施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6. A Story of Ruins: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肖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出版者命我为这套文集写一点文字。借此机会,我谈一下对巫先生著述的“阅读史”和体会。毫无疑问,这些看法只是我个人有限的理解。 第一次读到巫先生的文章时,我还在读大学。大约在1986年前后,先师刘敦愿先生命我研读《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一文。刘先生曾报道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文化兽面纹玉锛(或称为圭),而巫先生文中所举许多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玉器上的纹样与两城镇玉锛所见风格相近,前者可根据后者重新断代。我在对这篇文章充满兴趣的同时,也很惊异作者如何收集到如此宏富的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材料。其实,巫先生写这篇文章时,还只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在读的硕士生。 第二次读到的巫先生的文字,是《武梁祠》的英文版。1994年,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唐琪(Lydia Thompson)女士到山东收集资料,将这本书赠我。夏天,我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文祺老师参加沂南北寨汉墓的第二次发掘。炎热的白天,在工地挖土;太阳落山后,去村西大汶河洗澡;晚饭后,躲在营地的蚊帐中读《武梁祠》。这样的一个多月,我整个身心沉浸在汉代山东乡村的土中水中文字中,在沂南北寨,也在嘉祥武宅山。 1996年10月,在汪悦进的帮助下,我到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时候,悦进兄刚在芝大开始他的第一份教职,极为忙碌。他从机场直接把我接到学校,告诉我巫先生正在给学生上课,然后就急着忙他的事情去了。我没有来得及洗一把脸,就从后门悄悄溜进巫先生的课堂坐下。巫先生注意到我,抬手说了声“Hi”,然后继续他的讲授。课后,巫先生把我迎进办公室。他身材魁伟,声音浑厚,气度不凡。悦进兄是巫先生的弟子,二人年龄相差十多岁,悦进兄按照美国习惯径称他“巫鸿”。我想了想,还是称他“巫先生”。这是中国人对于年长学者的尊称。后来他更年轻的学生们都称他“巫老师”,我不在谱籍,故而继续称他“巫先生”。现在想来,他那时只是我现在这个年纪,算不上老先生。但是,他已经出版了《武梁祠》和《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也已在印制中。我难以想象,一位在“文革”中消耗了大部分青春,又半道才用英文写作的学者,是以多大的心力做出这些成绩的。 我对巫先生早年的经历并没有直接的了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他的两篇文章,即《张光直师、哈佛与我》(载三联书店编,《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和《“不期而遇”—对书的记忆与记忆中的读书》(载《读书》,2012年,第9期),还可以参考《新京报》的采访稿《从故宫出发,走向哈佛》。这几篇文章都可以在网络上检索到全文。此外,《再造北京》(Remaking Beijing: Tinam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Spa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一书,既写了北京城的历史变革,也道出了作者本人与这座城市的关联。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有大志向的年轻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磨难与坚持。 在芝大的五个多月,我一边听巫先生的课,一边尽可能地找来他已发表的全部文字进行研读,收获颇丰。重读《武梁祠》,我时时联想到1984年我考取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所听的第一堂课,即张光直教授的讲座《聚落形态》(讲稿见《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巫先生是张光直在中国大陆招收的第一个学生,《武梁祠》便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张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倡言聚落形态理论,这种源自中美洲考古的理论强调对古代遗址的整体揭露,注重相关遗址彼此空间和功能的联系,从讨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发展到研究文化区域空间内人类社会的变化。巫先生整体解读武梁祠的方法虽然不能简单地说直接来源于聚落形态理论本身,但显然与这类理论相一致。此外,从中也不难看到当时在西方仍然盛行的结构主义以及新艺术史潮流的影响。 更进一步看,我认为还应该结合两个背景来理解《武梁祠》以及在此前后巫先生关于汉代艺术的一系列文章。第一个背景是当时西方对于早期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在20世纪上半叶,关于汉代的研究已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喜龙仁(Osvald Siren)、费歇尔(Otto Fisher)、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费慰梅(Wilma Fairbank)等人的重要贡献,但总体上说,由于材料本身的局限,汉代艺术难以与青铜器、敦煌和卷轴画的研究相提并论。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田野调查中断,这方面的研究已大大萎缩。而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将汉代画像砖石、壁画看作绘画史的史料,或者说,是看作狭义的中国绘画史的“史前史”来写作,以讲述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故事。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包华石(Martin Powers)、巫鸿等新一代学者,开始强调这些材料特有的属性,并从汉代各种社会因素出发观照美术现象和美术作品,从而开启了汉代艺术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另一个背景是巫先生个人的学术经历。由于有在故宫业务部工作的经历,他早年的几篇文章涉及玉器、青铜器、度量衡器等研究,显示出对古代器物强烈的兴趣。他对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器物的形式分析虽然还比较简单,但已由博物馆藏品研究发展到对于考古材料的关注。从汉代画像艺术的研究开始,他更关心考古材料的整体解读。有些读者对他在《武梁祠》中所使用的“原境”(context)、“图像程序”(pictorial program)等概念充满兴趣。而这些概念所反映出的整体性,也正是田野考古材料与来源复杂的博物馆藏品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如此一来,美术史的阐释就有可能与考古学材料及考古学研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对于他的研究抱有极大兴趣的原因之一。但在我个人看来,巫先生在《武梁祠》中的意图除了积累这类技术性的研究手段外,还在于以这些手段为中介,拓展艺术作品历史性和思想性的深度。在这里,美术史研究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写作,而不再是一种学科史。这在他本人的学术经历中无疑是一个大的突破。 巫先生在哈佛毕业前后的一段时间有着令人惊异的“爆发力”。《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2—3世纪)》一文,对有关母题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细密分析,成为后来学者们研究这个课题必读的一篇文章;他对于四川汉代石棺空间结构与题材关系的分析,可以看作《武梁祠》的预演;《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表现出他对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兴趣。此后不久,我们便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基础上的迅速深化和扩展。在对马王堆汉墓的解读中,“原境”已不仅意味着一种物质性的结构关系,还包括丧葬礼仪以及观念的语境,而“礼仪中的美术”(art in ritual context)这个概念也从中产生;《何为变相?》这篇长文则将上述概念结合起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敦煌。 1997年,我与王睿君计划编辑一部巫先生的论文集,汇集到约30篇文章,其中还不包括他关于卷轴画和当代艺术研究的成果。在多位朋友的齐心努力下,这些论文被译为中文,2005年以《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为题出版,受到国内读者热情的欢迎。除了上述领域,这部书中所收的文章还涉及城市、建筑、早期道教、地域美术等诸多方面。 中国美术史的传统研究历史地形成了若干门类,或按照作品形式划分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或按照物质形态划分为卷轴画、青铜、陶瓷、石刻等,或按照文化属性划分为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特别是按照材质的分类方式,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构成了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历史的、异国情调式的想象。巫先生的研究不局限于这些传统的分类方式,《礼仪中的美术》中所收录的文章,显示出他力求突破既有的研究范畴,在方法和理论上寻求创新,其目的不在于再造一种与西方传统历史写作形式相类似的单线的历史,而在于多角度地展现中国艺术的丰富、复杂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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