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字集证(增订本)
本书分六章,对每条资料皆列出其出土、著录、器形、铭文、纹饰、行款等情况,对其文字、时代、史料价值多有详细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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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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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辉 程学华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216685
出版时间2023-02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582页
字数300千字
定价380元
上书时间2024-11-2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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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字集证(增订本)》分六章,对每条资料皆列出其出土、著录、器形、铭文、纹饰、行款等情况,对其文字、时代、史料价值多有详细考释。其中收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出版后新著录的铜器铭文53件,囊括诸家考释观点,并加按语,提出新解;收袁仲一《秦代陶文》出版后刊布或即将刊布的陶文资料288条;收传世及新著录的官、私、成语印及封泥784枚;收磬铭资料26条,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藏拓本;收图版253页,按铜器、磬铭、石鼓文十鼓斋本、玺印、陶文、杂器、清初石鼓文碑的顺序排列。
目录
序一
序二
凡例
第一章 新着録铜器铭文编年集释
(一)上海新获秦公鼎三、四(约襄公时,前771-前766年;也有可能作于文公早年)
(二)上海新获秦公簋一、二(约襄公时,前771-前766年;也有可能作于文公早年)
(三)上海新获秦公鼎一、二及礼县缴获秦公鼎、簋(约文公后期,前716年之前一二十年内)
(四)秦公壶(约文公晚期,前716年之前一二十年内)
(五)故宫博物院藏秦子戈(前出子,前703-前698年)
(六)西安缴获秦子戈(春秋早期,前出子,前703-前698年)
(七)公字戈(约春秋早期)
(八)仲滋鼎(约春秋中期)
(九)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孝公十九年,前343年)
(十)王四年相邦张仪戟(惠文王后元四年,前321年)
(十一)二年上郡守戈(昭襄王二年,前305年)
(十二)六年汉中守戈(昭襄王六年,前301年)
(十三)□□年上郡守戈(约与十二年上郡守寿戈同时,前295年左右)
(十四)十三年上郡守寿戈(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
(十五)高陵君鼎(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
(十六)十五年上郡守寿戈(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
(十七)二十年相邦冉戈(昭襄王二十年,前287年)
(十八)二十七年上郡守趞戈(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
(十九)二十九年奁(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
(二十)三十四年工师文罍(昭襄王三十四年,前273年)
(二十一)三十四年蜀守戈(昭襄王三十四年,前273年)
(二十二)四十年上郡守起戈(昭襄王四十年,前267年)
(二十三)五十年诏事戈(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
(二十四)二年寺工壶(庄襄王二年,前248年)
(二十五)五年相邦吕不韦戈(秦王政五年,前242年)
(二十六)八年丞甬戈(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二十七)九年相邦吕不韦戟(秦王政九年,前238年)
(二十八)二十二年临汾守戈(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
(二十九)二十四年丞□戈(约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
(三十)新郪虎符(战国末至秦统一之前)
(三十一)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三十二)左乐两诏钧权(始皇二十六年,即前221年之后)
(三十三)始皇二十六年残诏版(始皇二十六年之后)
(三十四)蜀西工戈(约始皇时,前246-210年)
(三十五)两诏斤权一(二世元年,即前209年后)
(三十六)两诏斤权二(二世元年,即前209年后)
(三十七)二世元年诏版(二世元年,前209年)
(三十八)咸阳鼎(约战国晚期至秦代)
(三十九)雕阴鼎(战国晚期至秦代)
(四十)工字形零件(约秦代)
(四十一)铜条(约秦代)
(四十二)漆垣戈(约战国晚期)
(四十三)秦陵二号铜车马左服马后左蹄刻文(约始皇晚年,即前210年之前数年内)
(四十四)萯阳鼎(约秦汉之际)
(四十五)旬阳壶(秦汉之际)
(四十六)卮盖纽刻文(约秦汉之际)
第二章 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
第三章 论石鼓文的时代
第四章 秦印通论
第一节 官印(上)
第二节 官印(中)
第三节 官印(下)
第四节 私印
第五节 成语印
第五章 新出陶文考释
(一)清涧李家崖出土陶文
(二)周原发现秦陶印文
(三)凤翔南指挥秦墓出土陶文
(四)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出土陶文
(五)秦东陵第二号陵园出土陶文
(六)秦东陵采集器陶文
(七)临潼刘庄战国秦墓出土陶文
(八)临潼县城东侧秦墓出土砖文
(九)秦芷阳陶窑出土陶文
(十)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陶文
(十一)临潼刘寨村秦遗址出土陶文
(十二)丹凤县秦商邑遗址出土瓦当文字
(十三)黄龙采集陶罐文字
(十四)郿县白家遗址出土秦陶文
第六章 杂器文字考释
(一)秦公一号大墓漆筒墨书(约景公四十年,前537年)
(二)云梦七号墓椁室门楣题字(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
(三)晏南石板刻文(约二世时,前209-前207年)
(四)秦陵车马坑木车马金银泡文字(约二世时,前209-前207年)
(五)木车马银环文字(约二世时,前209-前207年)
(六)秦俑二号坑马饰文字(约二世时,前209-前207年)
(七)明琼(约秦代,前221-前206年)
(八)秦安上袁家墓玉璜刻文(约秦汉之际)
附録 耀县文庙清初石鼓文碑考略
参考书目
图版目録
图版
后记
增订本跋
前言/序言
王辉先生精研古文字学多年,尤注重于秦文字的搜集和探讨。他在80年代后期编纂的《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业已风行海内外,为研究秦文字的学者所必备。现在他又著成《秦文字集证》,不仅于前书多有补充,更将收录范围扩展到金文以外,创意殊丰,是对秦文字以至秦文化研究的又一新贡献。
秦文字自西周文字演进而来,为汉以下文字所由出,在汉字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秦文字的研究,是作为中国古文字学分支的战国文字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当然秦文字的形成可以上溯至两周之际,研究春秋时期文字也不能忽视秦文字的特点。
首倡对东周即春秋战国文字作分地域的考察研究的,是王国维先生。王先生的名文《史籀篇疏证序》说:“《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把战国文字区分为西土之秦、东土六国两系,实为凿破混沌的不刊之论。唐兰先生继承其说,在《古文字学导论》中以“秦系文字”与“六国系文字”并列。其《中国文字学》,就六国系文字还有较详的论述。
王国维先生的论点,实际是对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作出阐发。许氏言及战国时“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园。……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舆秦文合者”。他讲了七国文字异形,秦代以秦文字加以统一,但当时文字究竟怎样歧异,却非《说文》所能说明。王国维先生多见战国文字的实物材料,明确划分开西土、东土雨系文字,影响至为深远。
50年代以后,战国文字研究逐渐兴盛。大家看到六国系文字中间尚有差异,又按地域国别进一步划分为几系。这只是王国维先生西土、东土两系学说的延续发展,秦文字和六国文字两者,仍然是更根本的区别。
也有学者不同意王先生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先秦史》承认“文字改易之剧,增加之多,盖皆在东周之世”,然而他认为许慎讲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附会失实”,说:“音读本有楚、夏之殊,何待七国之世?所谓文字异形者,其理亦与孔子谓时人不肯阙文同,一由增造者之多,一亦由旧字形音义渐变,又或此用本文,彼行借字,遂觉其不相合。至于旧有习熟之文,彼此必无同异。”他的《中国文字变迁考》又说:“其所谓异声者,亦不过如今日方言之殊;所谓异形者,亦不过如今日以闽、粤、苏白著书,间有异于官话之字耳。”“数种文字,仍系一种文字。秦人所用文字与六艺等文字,仍系一贯相承。”吕思勉先生说法的问题是什磨叫作“一种文字”,如果说“一种文字”是指“汉字”,那么从许慎到王国维、唐兰等先生,谁也没有讲遇秦文字或六国文字不属于这“一种文字”。可是只要仔细观察,秦文字与六国文字“异形”仍是不争的事实。秦文字同六国文字,以及六国文字间各系的差别,也绝非“间有异于官话之字”所能相比。
王国维先生的学说是从古文字文物的实际出发的。中国古文字学一开始便与文物考古研究密不可分,所以王先生论述战国文字,始终贯彻他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以文献和文物考古材料互相印证。其后有关诸家,也都遵循着这样的传统。离开考古成果,就难于研究战国文字,更谈不上论说当时文字的特点了。
王辉先生出于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门下,而徐先生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亲炙弟子。他这部《秦文字集证》,和几年前的《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一样,是对王国维先生以来传统的继承发扬,这是我要特别指出的。至于书中材料的宏富,论述的精当,读者自有公断,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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