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李元度撰：主要内容包括：星度、图说、形胜、祠、祀典、前献、 仙释、书院、寺观、古迹、物产、金石、艺文、杂识等等，极其丰富。有分时叙述、系统全面、征引广泛等特点。南嶽志——清: 李元度 ——中国书店出版1990版
李元度(1821年-1887年)，汉族，湖南平江县人。清朝大臣，学者。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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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 李元度
出版社中国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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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元度(1821年-1887年)，汉族，湖南平江县人。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清朝大臣，学者。生于道光元年（1821）。4岁丧父。18岁中秀才。二十三年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四书广义》64卷、《国朝彤史略》10卷、《名贤遗事录》2卷、《南岳志》26卷等。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光绪13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清末，平江有一位远近闻名的才子，屡试不第而投笔从戎，终成著作等身的儒将，他就是李元度。
李元度(1820－1887)，字次青，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今平江县爽口乡沙塅村人。四岁丧父，靠母亲纺织换钱供他上学。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但以后他6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未中第。
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李元度应召入幕。后随军陷武昌、汉阳。
1853年（咸丰三年），已经三十三岁的李元度投笔从戎，加入曾国藩湘军，充当幕僚，协助曾“辟佐戎机，调理营务”，深得曾氏赏识。曾国藩保举李为候选知县、加内阁中书①衔；后又保举同知②衔，赏戴花翎③。江西湖口之战以后，李元度便由军中文员改为将领。
1855年（咸丰五年），曾国藩于湖口、九江战败，退守南昌，他返湘募平江勇一军赴援。
1858年（咸丰八年），李元度带领一支700人的部队，固守江西玉山、广丰两城，为湘军攻占江西全境起到了很重要的辅佐作用。加上，李在湖南靖港、江西湖口期间，曾经两救曾国藩，曾国藩力替李元度上奏请赏，获得道员记名，加按察使④衔，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之赏。两年后补授浙江温处道道员，不久，调任安徽徽宁太广道员，加布政使衔。任上，李元度奉曾国藩之命率部抵徽州，因兵力悬殊，徽州失守。曾国藩为掩饰“筹划未密”之过错，具奏参劾李元度，李被革职。
1860年8月（咸丰十年八月），李元度受命防守徽州（今安徽歙县），为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攻克，因被革职拿问。旋以浙江巡抚王有龄疏调，又回籍募勇8000援浙，号“安越军”，由平江、通城追击忠王李秀成军至瑞州（今江西高安），起复原官，加布政使衔。
1861年9月（咸丰十一年九月），领兵入浙，与左宗棠败李世贤部于江山、常山，授浙江盐运使，升按察使。不久，曾国藩以其前有徽州失守获咎、不候审讯等情加以弹劾，奉旨发往军台效力。后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联名奏保，得免遣戍，放归乡里。
1861年10月（咸丰十一年十月），李戴罪立功，官复原职。先后任贵州按察使、布政使。任内，他剪巨恶，劾墨吏，兴蚕桑，设矿局，励精图治，深得民心。
曾国藩虽曾参劾李元度，并说李元度“帷战阵非其所长”，但在晚年又曾有所自省、悔悟：“（李元度）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在《国朝先正事略》序言中更有中肯的评价：“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编立就，亦云勇猛矣。”
李元度失守徽州后，曾国藩怒其守城不力，又推卸责任，于咸丰十年九月十六日上《周天受等宁国殉节请恤及参革徽州失职人员折》，斥李元度“人心并无悔祻之意”，建议朝廷“革职拿问”。咸丰十一年末，李元度受浙江巡抚王有龄邀请，前往浙江剿匪。但救援未到，王有龄城破自尽殉国，李元度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衢州一带。之前经过义宁、奉新、瑞州等地时，太平军未战而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不仅此前徽州失守的革职处理被取消，还加赏布政使衔。曾国藩对其不满，于同治元年春再次参劾李元度，说他“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三个月后，又在参劾陈由立、郑魁士的折子里，再次参劾李元度。但之后曾国藩念起李元度曾在危急时刻帮助过自己，觉得自己对其太过分了，于是致函调查李元度的左宗棠，又为李求情。在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的一份密折中，亦为李元度求情，“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臣均对之有愧”。八月二十一日，朝廷令左宗棠复查李元度案。左宗棠的调查结果和建议令曾国藩大吃一惊。左宗棠在奏折中说“李元度由平江、通城尾贼而来，于贼去之后，居复城之功，实近无耻……此罪之可议者一也”，“革职后，奉旨交臣差使，当浙事危险之时，心怀拂郁，不顾大局如此，此罪之可议者二也”。同时左宗棠还对曾国藩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予以批判，“（曾国藩）所陈奏者，臣僚情义之私，非国家刑赏之公”。同治四年正月，朝廷判李元度发往军台效力。判决下达后，李鸿章牵头，沈葆桢、彭玉麟、鲍超等人联名上折为李求情，说其有老母需赡养，“菽水之养，托付伊谁？”，“计荷戈赴戍之日，即倚闾永诀之时”；同时表示李元度“后此虽有可议之罪，前此究有不可掩之功”。朝廷二审，免去充军之罚，代以罚款了结。 [1]
同治初，贵州苗民、教军与号军举旗反清，李元度重被起用。
1866年（同治五年三月），率新募平江兵勇2000人，随各路进入贵州。两年之间，攻陷苗、号军村寨900馀座。事平，授云南按察使。旋开缺回籍。
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李元度应彭玉麟之邀，赴广东办理防务，建议堵塞虎门海口。
1885年（光绪十一年六月），补贵州按察使。疏陈筹防筹饷之策，主张改江南漕运为折色；仿洋法修筑炮台；福建巡抚专驻台湾，以防法、日等国逞凶；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裁撤；在国外华侨寄居地方，设立公使或领事等。
1887年（光绪十三年），李元度迁贵州布政使。
1887年11月12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于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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