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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厂【正版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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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里茨·奥滕立德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

ISBN9787523600474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9元

货号31733702

上书时间2024-07-09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谷歌村是谷歌在硅谷的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由各式玻璃、钢架建筑组成,其间点缀着缤纷的公司主题色。总部占地面积广阔,随着谷歌的发展还在不断扩建新的场所和办公楼。这里的建筑大多只有中等高度,楼宇间穿插着众多绿地、停车场和娱乐设施。总部的生活福利设施包括免费餐厅、自助食堂、健身房、游泳池、沙滩排球场、电影院和演讲厅。

 

2011 年,艺术家安德鲁·诺曼·威尔逊(Andrew Norman Wilson)针对谷歌村及其劳动力结构发布了名为《工人离开谷歌村》(Workers Leaving the Googleplex)的视频作品。视频展示了谷歌员工在谷歌村中出入各种建筑、公园和咖啡馆的景象。视频分屏的左侧可以看到员工时不时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地进出办公楼的画面。有些人会骑上谷歌为员工免费提供的自行车,还有一些人会在下班后前往谷歌的自助食堂享用免费美食,然后登上豪华摆渡车,返回旧金山。谷歌有上百辆这种摆渡车 , 在湾区附近和谷歌村之间运行,车上还配备了无线网络和其他便利设施。

 

和其他赫赫有名的信息技术公司总部一样,谷歌村的设计灵感更多源自大学校园,而非传统的办公室或工厂建筑。据某宣传视频描述,谷歌村就是一座既有“高校氛围”又具备“无厘头”气质的“大型游乐场”。园区建筑群位于山景城,建筑结构十分符合谷歌公司对工作的理解。在描述总部的工作环境时,谷歌用到的词语包括自由、创意、扁平化结构、有趣、利于交际和创新。这些建筑旨在让“谷歌人”彼此联系,因此很少设立私人办公室。公司也鼓励员工在工作时间完成自己的计划。谷歌村的几座主楼都没有大批员工同时下班的情况,也见不到交接班的场景,只有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结伴的员工从容地进出。这就是典型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劳动者吗?从威尔逊的视频和本书的内容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工人离开谷歌村》由两个分屏画面组成。左侧展示了上文所述的情景,右侧展示的则是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谷歌员工。威尔逊当时任职于谷歌视频部门的一家承包公司。他偶然发现,隔壁的办公楼里还有另一类谷歌人在工作——也就是分屏右侧画面中出现的员工。威尔逊之所以心生好奇,是因为这些员工是成批离开办公楼的。和那些主建筑中的“谷歌人”不同,这些在不起眼的配楼里工作的员工其实是轮班作业的,身上佩戴着黄色的身份标识工牌。谷歌的员工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每个人都必须佩戴明显的工牌作为标记。例如,全职谷歌人佩戴的是白色工牌,威尔逊的红色工牌是发给外部承包商的,绿色工牌则是给实习生准备的。

 

“黄色工牌”员工(Yellow Badges)从事的工作是谷歌颇具争议的“现存图书数字化”项目。2010 年,谷歌估算世界上共有 1.3 亿册图书,并宣称计划在2020年之前将它们全部数字化。虽然近年来技术有了显著进步,但这一过程仍未彻底自动化,反而产生了对图书扫描工作岗位的需求。这些佩戴黄色工牌的员工被称为“扫描操作员”(ScanOps)。在其他数字化项目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将装满书籍的集装箱运往印度扫描时,谷歌却在山景城的大楼里雇用分包工人来为他们服务。

 

这些工人是轮班作业的。威尔逊镜头中的那批工人从凌晨4点开始上班,下午2点15分准时离开谷歌图书大楼。他们的工作包括给图书翻页和按下机器上的扫描按钮。某前任员工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职责的:“我有一系列指令要遵守,每天都得完成定量的任务。唯一改变的是要扫描的书籍。”谷歌还开发了自己的扫描技术和专利机器,可以指挥工人跟着音乐伴奏的节奏翻动书页。威尔逊很快得知,这类工人无法享受开篇提到的正式谷歌员工的特权,比如免费餐食,使用健身房、自行车,享受摆渡车服务,免费演讲和参加文化活动,甚至不被允许在谷歌园区内自由活动。正如威尔逊在拍摄时发现的那样,谷歌不喜欢他们与其他雇员交谈。保安也曾阻止威尔逊拍摄和采访戴着黄色工牌的员工。后来也正是因为这次调查,他遭到了解雇。

 

威尔逊的分屏设计显然参考了两部有关劳动力结构的早期作品。第一部是路易斯·卢米埃(Louis Lumière)的《工人离开卢米埃工厂》(Workers Leaving the Lumière Factory)。这部作品通常被称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它由一个46秒的镜头组成,拍摄的是法国里昂(Lyon)卢米埃工厂的大门。影片中的人正在走出安托万·卢米埃摄影板和纸张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 des Plaques et Papiers Photographiques Antoine Lumière),且多为女工。该公司是一家成功的照片制造商。影片最初于 1895 年春天拍摄了几个版本,随后,工人离开工厂大门的场景激发了无数翻拍、创作新作品的灵感,其中著名的是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1995 年的影片《工人离开工厂》(Workers Leaving the Factory)。在这部影片中,法罗基将不同地点、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人离开工厂的画面与卢米埃工厂的镜头拼接在了一起。

 

在我看来,这种对工厂似乎不合时宜的参考非常有趣。长期以来,工厂一直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出发点。历史学家约书亚·弗里曼(Joshua Freeman)在其深入研究工厂历史的作品《巨头》

 

(Behemoth)中提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巨型工厂对塑造现代世界至关重要,一直被视为“未来的模板,为技术、政治和文化讨论设定了条件”。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英国工厂,到成为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代名词的福特工厂,一个多世纪以来,工厂也是众多关键经济、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核心。

 

如果福特主义(Fordism)理论的核心是工厂,那么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理论的重点就是后工厂理论了。在对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变形的描述中,工厂最重要的角色往往是作为反例,对劳动力和资本主义的转型进行分析。因此,工 厂看上去似乎很快失去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与之相比,本书的中心方法是思考工厂的延续形式,以理解当代数字资本主义。

 

在撰写本书之际,谷歌对其图书数字化项目的热情好像有所下降,这一项目的规模与重要性也随之降低,但这一运行模式快速扩张。谷歌的员工队伍中有超过 10 万名像图书扫描员这样的临时工、供应商和承包商(TVC)。举个例子,这些分包工人负责抄录对话用于训练谷歌的数字助手,驾车为谷歌街景拍摄照片,检查上传至YouTube网站的视频是否有危险 内容。他们中有些人在山景城园区上班,和高薪的谷歌员工邻桌而坐,有些人则在世界各地的客户服务中心任职,还有一些人居家办公。谷歌会尽可能地避免谈论这些人,将他们隐藏在砖墙和数字界面背后。他们执行的任务往往会被大多数人以为是由算法完成的。不仅是在谷歌,这类工人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忽视,尽管他们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以下章节将关注数字工厂的所在地,比如毗邻谷歌村的那座不起眼的大楼。虽然这些数字工厂各有不同,但其劳动制度与谷歌主楼充满创意、利于沟通、光鲜亮丽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



 
 
 
 

商品简介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迭代,人们不禁感到担忧:下一个失业的人会是我吗?

 

对于许多人来说,数字技术正在消除不需要技巧的重复劳动。本书像一部纪录片,用直白而细致的描写展示了数字化时代下真实的劳动场景:亚马逊仓库中跟随着扫描仪的节奏工作的拣货工人,游戏行业在场景一隅苦苦挣扎的金农,分散在世界各地却通过互联网协同合作的众包工人,以及那些活生生存在却被隐藏在算法背后的社交平台审核员。

 

人工智能或许并不能取代人类劳动。如果说数字化改变了什么,它只不过是把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工厂。



作者简介
莫里茨·奥滕立德,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和德国融入及移民实证研究所(BIM)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数字劳动力、互联网政治经济学、城市空间下的平台劳动等。

目录
引言:离开工厂的工人
第1章:全球工厂——物流
第2章:游戏工厂——游戏
第3章:分散的工厂——众包工作
第4章:隐形的工厂——社交媒体
结论:平台即工厂
后记:具有传染力的工厂
参考文献
致谢

内容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迭代,人们不禁感到担忧:下一个失业的人会是我吗?对于许多人来说,数字技术正在消除不需要技巧的重复劳动。本书像一部纪录片,用直白而细致的描写展示了数字化时代下真实的劳动场景:亚马逊仓库中跟随着扫描仪的节奏工作的拣货工人,游戏行业在场景一隅苦苦挣扎的金农,分散在世界各地却通过互联网协同合作的众包工人,以及那些活生生存在却被隐藏在算法背后的社交平台审核员。人工智能或许并不能取代人类劳动。如果说数字化改变了什么,它只不过是把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工厂。

主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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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第1章双城记:“暗夜之城”和“光明之城”人类喜欢讲故事,也擅长讲故事。其实,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讲故事,先是口耳相传,然后诉诸笔端,最后借助屏幕。心理学家认为,故事遵循了一种可识别的模式,满足了人们在看似无意义的事情中寻找意义的需要。人类学家认为,故事是人类生存本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帮助人类正确认识危险,当机立断作出决定。此外,鉴于人类讲故事的历史如此漫长,人类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寻找故事或模式,哪怕这种故事或模式压根就不存在。故事赋予人类一种掌控感,人类可以与同伴分享自己的世界观以及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但是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故事不仅可以解释过去和现在,而且可以建构人类的行为,并进一步塑造未来。
人类为什么讲故事?这从城市中可窥得一二。人类的城市是独一无二又错综复杂的存在,仅凭浅显的理解和预测根本无法认识城市。因此,人类为了认识城市,一直在讲述与城市有关的故事,这也在意料之中。城市是文明的跳板,是艺术、文学、戏剧和民主的故乡,诸如此类的故事深入人心。此外,有些人把城市比作不公和罪孽的魔窟,有些人把城市形容为专注于贸易和商业的创业之地,有些人则打造出弗里兹·朗(FritzLang)镜头下大都会式的未来城市。尽管人们众说纷纭,但是在过去的约150年里,有两个关于城市的故事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分别是“暗夜之城”和“光明之城”。
“暗夜之城”第一个关于城市的故事与剥削、荒凉以及痛苦息息相关。1929年,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HerbertLawrence)——一位充满争议的著名英国作家——开始动笔书写英国的城市状况,这是一个他特别钟爱的写作题材。他认为,“英国人一直住在城市里,但是对如何建造城市、如何看待城市以及如何在城市中生活一无所知”。对劳伦斯来说,城市绝不仅仅是外在的建筑,城市的状况也反映了居民的状态:大城市是美丽、高尚以及华丽的代名词。英国人却对大城市的这些美好品质嗤之以鼻,极力反对。英国就像用低劣住宅玩填字游戏,促狭小气,不上台面。英国人管这些低劣住宅叫“家”……这些(低劣住宅)就像红色的捕鼠笼,极为窄小。住在里面的人只会越来越孤立无援,越来越卑躬屈膝,越来越愤懑不平,一如捕鼠笼里的老鼠。
谴责城市,构想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作为替代,劳伦斯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但是他的做法却反映了当时的主流观点。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观点开始萌芽。这一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的黑暗面逐渐浮出水面。1880年,苏格兰诗人詹姆斯·汤姆逊(JamesThomson)出版了诗作《暗夜之城》(theCityoftheDreadfulNight),这位早已被人遗忘的诗人在诗中写的就是这种阴暗面。这首诗因用悲观苍凉的笔调描写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而闻名。但是,他抓住了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生活的本质,他笔下的城市到处都是贫民窟,是一个疾病和贫穷司空见惯的地方,大部分人都被迫在城市里讨生活。他把这样一个关于城市的故事传播开来,并强化了这个故事的影响力。对穷人和工人阶级这些普罗大众来说,“暗夜之城”就是他们每天要面对的现实。
暗夜之城的故事并非作家们的凭空想象。自20世纪30年代起,热衷于开发楼盘的开发商和提供贷款的银行利用城乡间的反差,将城市描绘成藏污纳垢、无处立身之地。他们企图说服中产阶级抓住机会,利用易得的资金和普及的汽车,去不断扩大的郊区买房。政府的作为又强化了这种消极的观点:建设新的城镇和城市,努力为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提供“避难所”。
尽管城市存在贫困、疾病和犯罪的隐患,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除了推行一些力度不大的措施,如改善卫生条件、为新的开发项目颁布建筑标准之外,城市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城市之所以缺少作为,是因为他们坚信城市贫民要为自己的处境负主要责任。极少数试图改善城市的举措也是出于私利,如政治和经济精英担心社会动荡或激进思想在贫民窟中传播,以及劳动力的健康受损会影响盈利。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有一种流行的消遣方式,富人会在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贫民窟”,手里拿着标注着“最佳景点”的小册子,为贫民的生活惨状惊叹不已,这也让当时所谓的“贫民窟”阶层察觉到了统治阶级对城市的普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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