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史十二讲【正版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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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刚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60655
出版时间2022-04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9元
货号31442359
上书时间2024-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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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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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刚，1969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部历史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 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
导 论
第一讲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古希腊的文化成就和政治概况
古希腊的哲学成就
苏格拉底和《申辩篇》
柏拉图的《理想国》
第二讲 奥古斯丁
理性和信仰
奥古斯丁的生平
奥古斯丁的善恶观念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念
第三讲 马基雅维利
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
马基雅维利的生平
《君主论》的内容及特点
后世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
第四讲 宗教改革
马丁 ？ 路德的宗教改革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英国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深远影响
第五讲 科学革命
从哥白尼到牛顿
科学革命的意义及影响
第六讲 笛卡尔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笛卡尔的生平
《谈谈方法》的内容
第七讲 古典自由主义的滥觞
严复、赫胥黎和《天演论》
霍布斯和洛克
《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
第八讲 启蒙运动概说
18 世纪的法国
法国大革命
启蒙、理性和进步
第九讲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的生平与创作
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
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
第十讲 卢梭
卢梭的复杂性
卢梭的创作与生平
卢梭的基本思想
第十一讲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的流变
功利主义的意义
第十二讲 康德的伦理学
王国维与康德
康德的生平
康德的基本理论立场
康德的道德学说
内容摘要
一本通俗又略带幽默、对新手非常友好的西方思想史入门通识读本豆瓣评分8.0B站播放量50.4万超星热门课探寻自苏格拉底至康德的西方思想史基本脉络探讨柏拉图、卢梭、康德等关键人物的精神要旨内容简介：本书以作者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课堂实录为底本，重点梳理了自古希腊哲学以降，经中世纪神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及至近代思想兴起的西方思想史基本脉络，探讨了柏拉图、卢梭、康德等西方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及其精神要旨。
内容深入浅出，逻辑清晰，在旁征博引中拓展了现实维度。本次修订，除了进行必要的精简和补充，又提炼出更为细致的要点与目录，以便读者阅读与思考。
名家推荐：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苇草，虽然脆弱，却因其思想而高贵。思想史研究所要做的，就是沿着人类艰难生存的湿地，探寻那曾经迎风摇曳过的苇草的踪迹。 ——彭刚
精彩内容
牛顿标志着科学革命达到巅峰的，就是伟大的牛顿。牛顿生于1643年，在现代科学史上，能够和牛顿相提并论的人物，大概也只有爱因斯坦了。《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是他科学成就的一个总结。自然哲学是什么？我们说过，按照中世纪的传统，神学是最高的学问，别的学问包括法学、医学、哲学等都应该服务于它，都应该是它的仆人。这别的学问，就包括法学、医学、哲学等。自然哲学，实际上就是研究自然现象的学问。自然哲学在牛顿这里，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后来物理学的同义词。牛顿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当然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对光学的研究，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另外，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这些巨大的科学成就当中，只要做出其中一项，就足以留名青史了，但是牛顿同时做出了那么多，真是科学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科学革命，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包含着不同思维方式的转变，也包含了原有的思想教条被抛弃而新的思想前提被确立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从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里面能看到，现代科学有其基本的前提，这些前提不是自然科学研究本身所能够证明或者推论出来的，但却是现代科学赖以奠定自身的一些最根本的、最基础性的前提。
一、寻求自然事物的原因，不得超出真实和足以解释其现象者。
在这本书中，牛顿总结了他的哲学中的推理规则，也就是在他进行物理学研究时所自觉遵循的基本规则。我们来看其中的两条，第一条：“寻求自然事物的原因，不得超出真实和足以解释其现象者。”下面有一段小字是解释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哲学家们说，大自然不做徒劳的事，解释多了白费口舌，言简意赅才见真谛，因为自然喜欢简单性，不会响应于多余原因的侈谈。”这个译文稍微有点别扭，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要研究一个自然现象，不要寻找太多的东西，简单的、足够解释这个现象的就够了。我们刚才谈到哥白尼的体系为什么能够建立，为什么在一开始能够受到一些科学家，并且后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并不是当时的天文观测终于表明了太阳是在中心，地球不是在中心，而是假如以太阳为中心，可以用简洁得多的方式，来解释那些同样的天文现象。
从中世纪的后期开始，西方思想中就开始出现了“神圣的简洁性”这样一种观念。也就是说，同样都能够解释同样一个现象，简洁的那个就更加可取。这一条不是自然科学研究或者推论过程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但它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我记得有一次看电视上采访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他谈到，研究工作中有一次要做出往哪个方向来构思理论的抉择，他说之所以做出当时的选择，是因为那样做更简单、更美。更简单、更美，并不是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个推论或者结论，但是成了他选择研究路径的一个基本动机、基本准则。神圣的简洁性，这是中世纪后期就出现的观念，从这个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来的研究经常强调中世纪和现代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现代的很多因子是在中世纪特别是中世纪的中后期就萌芽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的确有很多现象来表明这一点。
二、因此对于相同的自然现象，必须尽可能寻求相同的原因。
牛顿谈到他进行研究的第二条准则是：“因此对于相同的自然现象，必须尽可能寻求相同的原因。”这好像也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一句话。牛顿的解释是，比方说，人是在呼吸，野兽也是在呼吸，人和野兽的呼吸并没有什么大不同；欧洲的石头往下落，美洲的石头往下落，它们之间也应该没什么不同；做饭用火所发出的光和太阳的光、地球的反光和行星的反光，都是同样的现象。对于这些相同的现象，在研究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地寻求相同的原因。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是老生常谈，甚至不太明白为什么牛顿会把它标举出来，作为一个值得一提的规则。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就像刚才谈到的传统世界对于天体运动的设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那么一些与现在不同的观念。
比如，在西方传统的观念里面，天体的运行必然是按照完美的轨迹来运行的，必须是圆形的轨迹，而且还认定，离我们越远的天体就越高级，越是由更加干净、更加稀薄、更加透明的东西来构成的，等等。这种观念认定了，构成这个世界的是在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再比如，中国的传统里面爱谈圣人，那么圣人和普通人的人性是一样的吗？明朝时候有人认为是一样的，“满街都是圣人”①。但是，在更早和更多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承认这个的，那时候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②，圣贤凡愚之间、人与人之间天然地在智能和道德禀赋方面就是有着质的差异的。我们是借用牛顿的“哲学推理的规则”，举了两个例证来说明，科学革命的发生本身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它不仅标示着人们在认识自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也表征着人们思维的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科学革命的意义及影响我们可以推想，这样一场从哥白尼到牛顿所成就的、以经典力学体系的奠定而达到巅峰的科学革命，对于思想史、文化史，对于人们的观念，对于当时的社会，对于当时有知识、有教养的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产生了何等的冲击。也许，你可以回忆一下中学物理课上，自己推算出来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时的感觉。中世纪的传统中，人们对人类的理性怀有一种非常谦卑的看法。理性也许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论证和坚定我们的信仰，认识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但是相对于上帝的安排，相对于整个宇宙的奥秘来说，理性实在是太弱小、太有限了。它如何可能了解宇宙的深邃的奥秘？而在宇宙人生的各种奥秘之中，最深邃的奥秘又是什么？那就是天体的运行。人生活在世界中，和整个宇宙、和外在世界有着各种关联。那么，天体的运行之间是何种关系，天体的运行与人类所栖居的地球之间是何种关系呢？
现在，居然有人用一个简单的、后世的中学生都能掌握的数学公式，一下子就揭示出来了。原来，整个世间最深邃的奥秘是人们的理性就能够把握的，人类的理性原来具有这么了不起的功能，它不仅不是脆弱的，反而是异常强大的。我们寻常人虽然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像牛顿那样来亲自揭示这样的规律，但是我们一旦受到启蒙，受过基本的教育，就能够了解他所做的研究，可以对天体的运行达到和他同样清晰、同样准确的认识。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人的理性具有什么功能？人究竟能够做些什么？经历了科学革命的洗礼，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不再是脆弱而有限的一种生灵，相反，他具有理性，而理性能够了解世间最深邃的奥秘。外在的宇宙、外在的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奥秘，但那些奥秘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而最终是可以被我们把握和理解的。而且，外在的神秘的宇宙，是被一些人类的理智所可能掌握的规律所支配着的。这些观念经由科学革命，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甚至直到现在还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人们头脑当中又一种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前提和信念。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表明科学革命对于人们观念世界的影响。
英国的一个桂冠诗人，熟悉英国文学的同学肯定知道，AlexanderPope，中文一般译成蒲柏。牛顿去世的时候，蒲柏给他写了这样的墓志铭：Natureandnature'slawslayhidinnight；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出现吧！ 于是一切都变成光明。
这就是当时人们的认识，是不是很像宋儒对孔子的高度评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从前，人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人的理性对于世界的奥秘是不能够了解的，外在的世界对人来说是一个奇异的、神秘的、不可能去了解的世界，人要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灵魂，相信外在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暗中，人们对此蒙昧无知。牛顿出现了，然后一切都变得光明了。牛顿的科学成就，尤其是他揭示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这样的大经大法，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了，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整个世界的奥秘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转变！蒲柏的诗句，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普遍共识。的确，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然科学的发展仿佛就是要把牛顿的方法、原则和普遍真理，落实到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中去。
再举一个例子，后来法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拉格朗日也曾不无嫉妒地说过：“牛顿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幸运的天才，因为世界只有一个，作为世界的根本法则的解释者也只有一个人。”牛顿是伟大的天才，这没什么好说的。为什么说最幸运呢？这就像周瑜说的“既生瑜，何生亮”，别人就算比他更加天才也没用了，因为解释世界的根本法则这件大事已经被他做了，即便有同样甚至更伟大的天才，也英雄无用武之地了。那时候，人们就觉得牛顿已经把大事都做完了，别人要做的不过是在他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已。我们列举了一位诗人和一位科学家留存下来的关于牛顿的文字，就可以更加真切地体会到科学革命的意义了。除了对于客观世界方方面面的影响之外，还有什么比人类改变了对自己在所处世界中的地位的认识更重要呢？
我们今天不是从科学史领域本身，来谈科学革命所引发的巨大变化的，而是主要涉及科学革命的思想史意义。可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科学革命促进的是人对于自身的一种更积极、更乐观的看法，因为人的理性居然能够了解整个世界的奥秘，而在把握了世界的奥秘之后，人类当然就可以更自信、更自如地面对大自然。所以，不了解科学革命，我们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对启蒙运动的那些基本信念，如理性的至上地位、历史在不断进步等等，就难以有真切的了解。
在有的人那里，科学革命也可能带来的是一种相反的后果，像科学革命的一个伟大参与者、杰出的科学家帕斯卡。对于他这样内心高度敏感而又宗教情怀深厚的人来说，科学革命带来另外一种震荡。以前人和世界之间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关系，世界像是被一层神秘的帷幔所包围着，人生有很多让人好奇的、值得探究的东西，而现在，一切都失去了温情和色彩，世间万物都被冷冰冰的法则所支配着，而且，人和上帝的特殊关系也被科学革命新构筑出来的世界图景所否定了，那么，又何从寻找人的安身立命之处？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另外一种面相。同样是在杰出的科学家身上，科学革命所引发出来的可以是非常不同的效应。
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过像西方从哥白尼到牛顿的这样一场科学革命，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在学术史上，有很多人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这一问题。传统中国有没有科学？有，这点没问题，甚至还有过非常高的科学成就。中国古代的数学就曾经发展到非常高的程度。大家看金庸的小说，黄蓉那么聪明，也被周伯通曾经的亲密战友瑛姑出的那几个问题难住了。那些数学问题和解法都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确曾出现过的，代表着古代数学所达到的高水平。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著名学者吴大猷就曾经说过：“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他本人是杰出的科学家，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他的道理。有的哲学史家说，中国文化太强调实用，强调的都是能够马上派得上用场的东西，太重视政治、伦理的价值，因此不鼓励对纯粹智慧的追求，缺少西方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探求真理而探求真理的精神等等。过分注重实用，妨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导致了现代科学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看法都各有其道理，都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清华的前辈学者何兆武先生的观点。他有一部文集《苇草集》，书名就是取自于帕斯卡的一段话：“人是会思想的苇草，他像苇草一样脆弱，却因为有思想而高贵。”《苇草集》里面有一篇论文，叫作《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其中的论点。何先生认为，现代科学的出现和发展，需要一些特定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首先，物质条件上，科学的发展必须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在现代之初，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使得科学的发展与新兴阶级的利益再密切不过地联系在了一起。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的确如此，航海术、开矿、冶炼……新的生产方式需要人们的知识疆域不断扩展，需要人们对自然界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以使得人类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和“征服”自然——现在人们开始反思“征服”这样的词了。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是和新兴的、正在上升的、特定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
何先生所谈到的另一个物质条件是，科学的发展必须受到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也就是说，现有的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来，必须能够让最优秀的头脑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这和上面所说的那一点是相互关联的。可以说，除了现代西方，在其他的文化传统和文明那里，包括中世纪的西方，的确不存在这个条件。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很长时间当中，很多阿拉伯国家或者从前是殖民地的亚洲国家的王公贵族们，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送到伊顿公学、哈罗公学，送到牛津、剑桥去学习。但是这些子弟回到祖国以后，很少有人会进行朝向西方模式、朝向现代化模式的变革。为什么？因为那不能够维护、巩固，相反却可能危及他本人的利益。他在那个社会的优势地位靠的是传统的体制，是血缘，而不是聪明才智。
《天工开物》被李约瑟誉之为“17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宋应星是《天工开物》的作者。这部巨著实际上在当时并不受重视，到清代以后甚至被禁毁以致失传了，民国时人们又重新在海外寻访到原著并带回来。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里面就沉痛地感慨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也就是说，他所做的把当时和前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改进记录下来的这件事，和功名利禄完全没有关系。和功名利禄有干系的是什么呢？是高贵的血统，是科举仕途。大家看看《儒林外史》里面，人们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作弊办法，还有各种考前的培训，就后一方面来说，可谓是“新东方”的先驱。这些为什么会发达起来？因为它会带来功名利禄。如果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不尊重科学技术创造，也许会有一两个宋应星来做这样的事情，但不能期望科学技术在这样的社会得到长远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有一个被人热议的话题，叫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前者的收入不如后者。真要总是这样的情形，那就无法设想科技事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何兆武先生在谈到近代科学出现所需要的特定物质条件之外，也谈到了思想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和我们刚才就牛顿的那几条哲学推理中的规则所讨论的，非常接近。这里简单归纳一下：第一，世界观上必须以一切人和物一律平等的普遍的铁的法则，作为其思想前提。牛顿那句话怎么说的？对于相同的自然现象，必须尽可能寻求相同的原因。而在传统的世界观——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看来，外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品类不齐的，都是不一样的，圣人和凡人肯定不一样，天体和地球肯定不一样，它们不可能服从同样的规则。而现代科学重视的不是质，质的不同也要被解释为量的不同，它必须持有这样一种平等的世界观。
第二，真正的科学知识必须是人们进行有意识、有系统、有目的的观察和实验之后，所得出的结果。重视实验，重视自己的观察，不能以信仰和教条为准，而必须以经验和事实为准。徐光启“天行有恒数而无齐数”的命题，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精神。还有我们所熟悉的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球体下落实验的故事，这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也反映了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任何权威的论断，都没有我自己有目的的、系统的实验和观察靠得住，我要相信的是理性、相信的是实验。
第三，由观察和实验所得的结果，必须概括成一个数学模型。这是何先生所总结的最后一个思想方面的条件，就是说要数学化。我们也知道，甚至直到现在，很多学科的发展水平都是以其数学化的程度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而现代科学的一个特点，从哥白尼到伽利略，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是始于有系统、有目的的实验、观察，最后总结为一个数学模型。即使在宗教信仰中曾经来回摇摆，思想里面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因素的帕斯卡，他同时也是一个极具现代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帕斯卡曾经为了研究气压，做过好几个实验，他身体不太好，就让他的姐夫山上山下来回跑，来测定山上和山下不同海拔条件下气压的变化。科学革命的时代，那些现代科学的奠基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而这些实验，最后都被总结成了一些数学模型。
对何兆武先生观点的介绍，并不是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是给大家的思考和讨论提供一个基点，同时也让大家看到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是怎样提出和思考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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